近日，西固法院受理了一起運輸合同糾紛。從原告提交的起訴書來看，整起案件的案情並不複雜，權責也很清晰。可就是這樣一起案件，居然在庭審過程中兩次追加當事人，整個案情也變得越來越撲朔迷離。
A公司與甲物流公司簽訂貨物運輸合同，約定由甲物流公司將一批貨物運往外地的B公司。合同簽訂後，甲物流公司又將該批貨物委託給乙物流公司運輸，雙方也簽訂了一份貨物運輸合同。然而到了約定的交貨期限，該批貨物卻不知所蹤，A公司遂按照合同約定向甲物流公司索賠。甲物流公司履行賠償責任後，將其委託的乙物流公司訴至西固法院。然而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乙物流公司請求法院追加丙物流公司為本案的共同被告。為什麼一份運輸合同會牽扯到三個物流公司？
原來，乙物流公司在接受甲物流公訴的委託之後，又將該批貨物委託給丙物流公司運輸，所以丙物流公司才是這批貨物的真正運輸人。為了查明案件事實真相，辦案法官將丙物流公司追加為本案的被告，並向其法定代表人詢問案件的事實經過。這位法定代表人告訴辦案法官，丙物流公司在接受乙物流公司的轉委託後，立即指派了一名員工負責運輸這批貨物，幾天之後，該員工返回公司後，向他聲稱這批貨物已經安全運至目的地。說著，丙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將B公司出具的收貨單據作為證據提交給法庭。
這就奇怪了，既然B公司已經出具了收貨單據，為什麼還會聲稱沒有收到貨物？難道是這份收貨單據有問題？為了一探究竟，辦案法官又將B公司追加為本案的第三人。果然不出所料，B公司當庭否認了這份收貨單據的真實性，並拿出了他們此前的收貨單據供法官進行比對。辦案法官發現，在B公司以往的收貨單據上，都會有收貨人員的簽名並加蓋B公司的印章，而丙物流公司提供的這份收貨單據上僅有B公司的印章，沒有任何人的簽名。除此之外，這份收貨單上的印章也與B公司之前的印章存在明顯的差別。辦案法官出於謹慎起見，依職權將該份收貨單據交由專業機構進行司法鑑定，鑑定的結果是：丙物流公司提供的收貨單據上的印章是偽造的。
事已至此，所有的問題都出在丙物流公司的那名送貨員工身上，只要找到他，案件就可以水落石出。然而，丙物流公司當庭表示，這名員工已經辭職，至今無法聯繫到。看來事實已經很清楚了，丙物流公司的這名員工在運輸該批貨物時將其據為己有，然後又偽造了一份B公司的收貨單據，並在東窗事發之前提出辭職，逃之夭夭。辦案法官依法將案件移送至公安機關，並建議丙物流公司報警。
可是這批貨物丟失的責任應由誰來承擔呢？辦案法官認為，該名員工受到丙物流公司的委派而運輸這批貨物，其行為應認定為職務行為而非員工的個人行為，丙公司因對其員工管理不善導致這批貨物在運輸過程中丟失，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由於丙物流公司並沒有與甲物流公司簽訂任何協議，根據合同的相對性原則，應由被告乙物流公司先行向原告甲物流公司賠償，乙物流公司賠償後可以再向丙物流公司追償。
到了這裡，這起看涉及五家公司、四方當事人、經過兩次委託關係、又先後兩次追加當事人的運輸合同糾紛有了最終的結果。雖然導致貨物丟失的人是丙物流公司的員工，但甲、乙、丙三家物流公司都為此承擔了賠償責任。法官在此提醒，合同責任是嚴格的結果責任，無論合同的實際履行方是誰，只要沒有按照合同的約定履行義務，訂約一方都要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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