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排名第一，人才淨流入率為9.88%，比搶人大戰前高出2.93個百分點。排名第二、第三的城市是長沙和西安，其人才淨流入率比搶人大戰前分別高出7.33和4.60個百分點。
“一線城市容不下肉身，三線城市裝不下靈魂。”從去年開始，越來越多的二線城市加入到人才爭奪戰中，並漸漸進入白熱化狀態。二線城市“撿漏”成為不少人調侃的熱門話題。
日前，獵聘大數據研究院圍繞“城市搶人大戰”的主題，推出《獵聘2018二季度大數據報告：搶人大戰中的人才紅利熱點及流向》（以下簡稱“報告”），統計了搶人大戰後人才淨流入排名前20的城市。
其中，杭州排名第一，人才淨流入率為9.88%，比搶人大戰前高出2.93個百分點。排名第二、第三的城市是長沙和西安，其人才淨流入率比搶人大戰前分別高出7.33和4.60個百分點。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20個城市中，只有北京和上海在搶人大戰後人才淨流入率出現了降幅。上海下降了1.13個百分點，北京則下降了1.47個百分點，降幅最大。
每隔一段時間，逃離北上廣深就會成為新的社交媒體話題。此前有機構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前兩個月，一線城市(北上廣深)人才淨流出率達到0.6%，較2017年同期增加0.05個百分點。
這些離開了一線城市的人們，最終去了哪裡？《報告》選擇了搶人大戰中較受大眾關注的7座熱門城市進行分析，包括杭州、西安、長沙、武漢、成都、鄭州、天津。
一、逃離北京，我選擇了天津、西安、鄭州、成都
在這四座城市的人才十大來源地中，北京來源的人才比例最高。其中，天津達到36.58%，西安為13.70%，鄭州為11.67%，成都為10.54%。
當中的原因，離不開近段時間打得火熱的“搶人大戰”。在人口紅利成為過去時，人才紅利取而代之的今天，人才引進成為了各級政府與用人單位空前重視的問題。以天津為例：
在天津外來人才來源城市分佈圖上，北京可以說是“一家獨大”，其餘9個城市來源人才比例的總和勉強超過北京的1/2。
今年5月16日，天津市政府拋出了“海河英才”計劃，40週歲以下只要攜帶身份證、本科及以上學位證及學歷證便可在天津市“落戶”，而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條件，則更為寬鬆。
有記者在線下申請處採訪了32個去天津落戶的人，結果發現其中四分之三來自北京。為什麼選擇天津？用一位落戶天津申請人的說法，“它是一個肉體和靈魂其實可以兼顧的城市。”
和天津一樣，成都、鄭州、西安也分別推出了自己的“人才新政”。
從成都的“45歲以內全日制大學本科及以上畢業生憑畢業證落戶，並可免費入住青年人才驛站”；到鄭州，“專科以上學歷在鄭州就業居住後可落戶，對‘雙一流’高校畢業生及碩博研究生給予住房補貼，給具有博士學位的青年人才提供每人10萬元的首次購房補貼”；再到西安，“應屆高校畢業生在西安就業落戶，簽訂勞動合同，並交納社會保險的，給予1000元一次性獎勵補助，併發放‘西納英才、安心樂業大禮包’。”
近年，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陸續出臺了最新的城市總體規劃。其中提到，到2035年，北京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上海為2500萬人以內。也就是說未來17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增量極為有限。即便是京滬近期推出的人才新政中，面向的群體也是高端國際人才。
一邊是“減量發展”的北京，一邊是敞開大門的新一線城市，去留的選擇其實也沒那麼難。更何況天津的租金水平比北京更低，據公寓出租房管理軟件房東利器官方平臺數據透露，天津市2017年住宅房屋平均租金水平為24元/月/㎡，同比上漲1.7%，總體保持穩定。
二、逃離深圳，我選擇了長沙，武漢
有人說，沒有外地人，就沒有深圳。作為一個移民城市，深圳也十分樂意宣傳自身開放的形象，“來了，就是深圳人”一度是深圳最知名的城市廣告語。
然而近年來，逃離深圳的聲音開始出現。今年7月初，華為公司研發部等部門從深圳遷出消息引起業內大量關注，雖然華為表態稱，總部不會離開深圳，但不少吃瓜群眾第一時間的反應是，連華為也受不了深圳的高房價了。
被高昂的生活成本逼退的不僅僅是科技企業，還有當地人才。根據《報告》，在長沙和武漢的外來人才的來源比例中，來自深圳的人才比例最高。
去年6月底，長沙發布人才新政，“本科以上畢業生‘零門檻’落戶，在長沙工作還能連續兩年拿到每年6000元以上的租房和生活補貼；碩士、博士畢業生首套房分別補貼3萬元、6萬元……”有數據顯示，去年8月到今年6月，長沙辦理全日制本科以上高校畢業生落戶53167人，遠超前十年總和。
人才新政的吸引力對於各地都是一樣，為什麼來自深圳的人才格外青睞長沙？一個猜測：湘籍人才迴流。
此前有機構，基於9億人春運前夕至除夕的遷徙態勢，分析各地的外來務工人口數據，結果顯示，中部地區仍是外出務工人口主要來源地，人群流向也主要是向北上廣深等沿海發達地區。其中深圳外來人口中，湖南人佔比最多，達到21.76%。
因此，當家鄉的政策進一步跟上，選擇回鄉的人不在少數。
除了長沙，武漢也成為了不少來自深圳人才的首選。
作為全國科教重鎮，武漢擁有89所高校、100多萬在校大學生，是名副其實的“大學之城”。去年初，武漢啟動實施“百萬大學生留漢就業創業工程”，提出力爭“5年留下100萬大學生”，僅2017年，大學生留漢人數30.1萬人，大學生在漢新落戶14.2萬人。
較低的人才成本，使很多科技企業考慮將總部建在人才資源豐富的二三線城市。正如小米武漢總部正式落戶武漢時，雷軍給媒體的回答一樣，湖北及武漢的區位、人才優勢明顯，將在智能製造的產業轉移中擁有極大機會。而像小米這樣的科技公司落戶，又進一步促進了人才的引進。
對於不斷流失的企業和人才，深圳也並非無動無衷，日前，深圳新一輪“房改”正式落地，會否改變房價高企，住房供需不平衡的問題，有待繼續觀察。
三、逃離上海，我選擇了杭州
“上海是杭州的後花園”，這個說法一度流傳於網絡，“臉大”的程度震驚了一票人。但敢說出這種話，總要有幾分底氣。
根據《報告》在杭州人才的十大來源地中，來自上海的人才比例在搶人大戰前後均為最高，其比例為17.48%、21.12%。
阿里巴巴是一個繞不開的因素。首先，阿里巴巴誕生於杭州，它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就吸引了不少來自上海的人才，比如現任CEO張勇就是來自上海。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報告》分析的七個城市當中，只有杭州外來人才的行業來源中，互聯網所佔比例最高。除杭州外，其餘城市佔比最高的均為房地產行業。
杭州擁有全國超過1/3的電子商務網站，除了坐擁阿里、網易等互聯網巨頭的總部外，還有大量的互聯網創業公司。互聯網人才擁有更多就業機會，這是成為“杭漂”最重有說服力的理由之一。
除此之外，人才新政的紅利也必不可少。自從2017年開始至今，二三線城市輪番搶人，杭州也加入了它們的行列，多次升級了自己的人才政策，併發起全球搶人攻略，聚焦“國際人才引育留用機制”。
今年2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出臺《關於加快推進杭州人才國際化的實施意見》，重點圍繞外國人才引進和本土人才國際化培養，創新提出“全球聚才十條”“開放育才六條”等政策。
四、逃離廣州，我選擇了深圳？
和其他三個一線城市的人才去往新一線城市不同，來自廣州的人才選擇了在一線城市“內部消化”。
《報告》顯示，在深圳的外來人才中，來自廣州的人才最多，在搶人大戰前後為14.33%、14.25%。其次是來自北京和上海的人才。換句話說，當深圳本地的人才選擇去長沙、武漢的時候，來自北上廣的人才正帶著鋪蓋卷往深圳趕。
套用楊絳先生評價《圍城》的一句話，圍在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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