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看看幾個宋朝畫家題款、窮款和隱款的例子：
宋 崔白 《雙喜圖》
宋代畫家：崔白，他低調地把題款藏在樹幹上。
宋 李唐 《采薇圖》
宋代畫家李唐，他把名字題在畫作中的石壁上。
北宋 范寬 《溪山行旅圖》
北宋繪畫大師範寬藏得最為隱蔽，一藏就藏到1958年，才被世人發現。
在中國畫的題跋當中題字多的叫做“長題”，像范寬這樣
只有名字的叫 “窮款”，類似前面藏起款文的叫“隱款”，宋代繪畫中不僅窮款、隱款比較普遍，而且他們基本上沒有加蓋印章的習慣。明明還留有那麼多空間，可以隨意發揮，為什麼宋代畫家愛玩“躲迷藏”呢？
有人專門展開了研究，說他們不寫在明顯地方，是因為字…不好看！說這話的是明末清初畫家沈顥：“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畫局，後來書繪並工,附麗成觀。”——沈顥《畫麈·落款》。
但他這麼說完全忽略了另一群人啊，大書法家蘇軾、米芾等人的繪畫作品都沒有大面積的題款或題畫詩流傳於世。
北宋 蘇軾 《枯木怪石圖》
所以，宋代畫家書法不精這一觀點不成立，根據翻閱大量史書資料和畫作，有人歸納出了三個主要原因。
“ 思想、繪畫 同根生 ”
學過歷史的朋友們可能有印象，宋代治理國家最主要的理論是“程朱理學”，（理是自然萬物和人類社會的根本法則）雖然理論建立的初衷不是服務於繪畫的，但別忘了，宋代可有中央領導的美院啊，這種社會體制直接影響院體畫家在描繪時，會精確、逼真地表達出天地萬物的“理”，比如萃花介紹過的這個《雙喜圖》。
宋 崔白 《雙喜圖》 局部
對“理”的無限崇尚使得中國繪畫在宋代出現了寫實主義的最高峰。畫家們除了追求極其逼真的效果呈現，還會表現出對自然的敬畏、冥想和參悟。敬畏自然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不會破壞，不會破壞畫作可以看，可以遊玩，可以在畫間行走的真實境界。
出現大量詩文、題款必然會讓觀者跳戲：我們看到的大自然可從來沒有詩句的！因此，藏款文是要追求真實，不影響構圖。
“ 大宋正值 萌芽期 ”
另一方面，宋代窮款、隱款現象頻繁，與中國畫的題款藝術發展密切相關。中國畫“詩書畫印”相結合的特色，（詩書畫印：題詩、書法、畫作、印章）其實到明清時期才算真正成熟。明清畫家把題款當成繪畫作品的重要部分，有很多提及如何題款以及題款作用的畫論。
除了前面沈顥的《畫麈·落款》，也有清代鄒一桂的《小山畫譜·落款》等。而元代，作為題款藝術的
重要發展階段,各種形式都存在，同一人也有不同的表現，比如趙孟頫，既有大片書法和題款，也有隻寫名字，蓋上姓名章的窮款。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 長題
元 趙孟頫 《飲馬圖》 窮款和名章
追溯到宋代，題款只起紀年、留名的作用，是繪畫作品中可有可無的東西。在宋代，這些隱款和窮款的不侵佔畫位，這與他們的繪畫審美認識有關，導致題款藝術在宋代發展受到侷限。
“ 宮廷畫家 地位低 ”
看到說題款在宋代處於萌芽階段，可能有人會拿藝術皇帝宋徽宗來反駁：
宋 趙佶 《瑞鶴圖》題款
美術史記載的宋代畫家大部分是院體畫家，宮廷培養的畫家，當然要為宮廷服務。所謂“伴君如伴虎”，他們必然小心翼翼，低調做人是保全自我的基本方法。像文人畫家那樣狂放，想說什麼說什麼，一不小心說錯話是要被殺頭的。
北宋畫論家鄧椿的《畫記》中就有記載：
“圖畫院，四方召試者源源而來，多有不合而去者。蓋一時所尚，專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則謂不合法度，或無師承，故所作止眾工之事，不能高也”。
其中“不合而去”、“不合法度”，說的就是不按照要求來，被OUT的例子，而“形似”說的就是作畫的標準了，一定要逼真，真，真……在這種體制下，也只有宋徽宗這樣的畫院頭頭，才會瀟灑地將詩書與繪畫相結合了。
宋 趙佶 《臘梅山禽圖》 題詩
某種意義上，宋代的隱款、窮款就像一個兒童，它之所以不能“參加工作”，主要是因為法律規定不能僱用未成年，自身也不夠成熟，還受到了爸媽的牽制。
同樣的，宋代隱款、窮款的出現並不是畫家“不能”，而是他們“不為”，正如我們無法否定一個少年的能力，好在，總有一天他會長大，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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