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史子集安天下
唐玄宗以及後面幾朝，尤其是後期，權臣林立，大量的傑出政治人才因此丟官喪命，將唐太宗時期的政治清明民主的氣氛損失殆盡，這是“牛李黨爭”的大背景。
憲宗時，舉人牛僧孺、李宗閔在考卷中批評了朝政。
考官非常欣賞二人，將其推薦給唐憲宗。
這兩個人就是後來牛黨的黨魁。
這件事傳到宰相李吉甫，也就是李黨黨魁李德裕的父親的耳裡。
李吉甫覺得牛黨二人批評時政揭露了他的短處，對他十分不利。
於是李吉甫在唐憲宗面前說，這兩個人與考官有私人關係。唐憲宗信以為真，就把考官降了職，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
但此事卻引致朝野譁然，大臣們爭為牛僧孺等人鳴冤叫屈，譴責李吉甫嫉賢妒能。
迫於壓力，唐憲宗只好又把將李吉甫貶為淮南節度使，另任命宰相。
這樣朝臣之中分成了一邊支持牛僧孺二人，一邊支持李吉甫，成為了兩個對立派。
這便是牛李黨爭的序曲開端。至此以後，從唐憲宗到唐宣宗，以牛僧孺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開始了長達40年年的黨爭較量。
過程中內耗嚴重，加速了唐王朝的衰落，以至於唐文宗有“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的感嘆。
牛李黨爭是唐朝末年宦官專權、唐朝腐敗衰落的集中表現，為唐王朝吹響了滅亡的號角。
明離子
牛李黨爭是一個不準確的表述，雖然看起來來自新舊唐書，但客觀並不是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間的問題，至少這種說法不全面。
唐朝中期的黨爭是從憲宗時代開始，一直到宣宗時期李德裕被貶死，基本標誌紛爭結束。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和他們關係比較好的同僚為一派，李宗閔、牛僧孺、令狐楚、令狐綯、白敏中等等為另一派，實際上牛僧孺是李宗閔拉來的，牛僧孺並沒有實際成為過一派首腦，所以客觀上是二李拉起的爭端。前期還表現為對朝局一些大事的不同見解的爭端，例如標誌開始的是李吉甫為宰相，出的策試關於之前宦官小人問題，李宗閔、牛僧孺、皇甫緹參加科舉發表看法，李吉甫被認為有人批評他和宦官關係比較親近，就利用手中的職權貶謫了這一批有才華的文士，這就是他們結下恩怨的開始，但他們其實身份不同，沒有什麼私人恩怨。李德裕就曾勸父親不要因為好沒有來由的懷疑而打擊這些人，但沒有聽。
憲宗時期另外一些人如李絳、裴度等並不算李吉甫，但都是很能幹，很有才的宰相。之後穆宗時李宗閔得勢，李德裕就到處任節度使，李宗閔卻十分小心眼，例如對李紳、韓愈耍手腕，激發兩人矛盾。還好李紳非常受穆宗欣賞，在送別的時候拆穿了李宗閔的把戲。李紳。元稹本來都是李德裕關係不錯的人，但元稹早死，李紳被任用時間並不長，所以李德裕也沒有機會受到支撐。
之後文宗是爭鬥的高峰，文宗對於兩派是採取平衡手段，來回任用，所以也加劇了矛盾，性質就全變了，完全成了意氣紛爭，李德裕、李逢吉、牛僧孺被推到臺前，李逢吉一時不行了，都要推他的侄兒李訓成出頭鳥，這傢伙就是甘露之變的主角之一。原本裴度在朝中很有威望，他是希望李德裕為宰相的，但文宗知道李德裕和他父親一樣比較激進，結果故意沒有任用他。文宗不是沒有主見，但偏偏他的心思就是這種誰也不得罪，但實際無所作為的主，希望搞平衡。而且還故意藉助朝臣力量，看著他們搞甘露之變，自己躲在後面希望能夠撿便宜，結果朝臣不是宦官對手，重要大臣幾乎被一鍋端，可悲至極。
李訓是一個投機分子，鄭注作為一個江湖遊醫，也的確比較僥倖，但他們為了獲得文宗的支持不是沒有改變，態度是端正的，但文宗只是溫吞水一樣的支持，雖然兩人風頭很勁，但當時的神策軍不是他們可以分化和能夠奪權的，何況兩人之間的意見還不一致，李訓還打著小算盤，將鄭注調離一邊提前發難，為自己自掘墳墓。李宗閔、李訓一波人算是被清除，但令狐楚、令狐綯父子、白敏中等人還在地方，他們成了後繼反對李德裕的勢力。
武宗的時候是李德裕佔上風，但實際上李德裕沒有公開結黨，只不過比較大膽任用如王茂元、石雄這樣能夠積極平定亂局的武人，雖然不好說李德裕完全沒有用親信，但絕對不像之前李逢吉號稱十六子那種，也不像令狐楚、令狐綯父子，白敏中那樣嫉賢妒能，雖然如李商隱的為人也是比較投機了一點，但看看令狐綯後來把李商隱絕交逼到什麼份上，這就是典型的拉幫結派的為人心理，你不是我的人，只要我得勢你就活不出來。白敏中對李德裕也是一樣，唐宣宗已經貶走了李德裕，白敏中不甘心，還要讓人檢舉揭發李德裕，無中生有，再貶到海南直到死。
所以，這一黨爭早期還可以說的意見不合，但從文宗開始就是純粹是李逢吉、令狐楚、令狐綯、白敏中一個個針對李德裕的意氣之爭。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是唐朝後期名臣，的幫助皇帝解決許多問題的有作為的大臣，但因為手段比較激進，就招來許多反對者，有時候也比較容易得罪人，因此就釀成長達40年的紛爭，最終就是以他們父子的失敗而告終，因為他們就算有支持者，也並不多，反而針對他們的人的確是一個前赴後繼，陣容龐大的集團，所以客觀上說牛李黨爭並不全面和準確
何運超
牛李黨爭是指唐朝後期以牛僧孺、李宗閔等為領袖的牛黨與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的李黨之間的爭鬥。這場爭鬥持續了近四十年，最終以牛黨獲勝而告終。事件的誘因是李德裕的父親覺得在牛僧孺、李宗閔考試的試卷中說了自己壞話，遂阻礙了二人的仕途。但這件事導致滿堂譁然，朝臣們最後以支持牛僧孺和支持李德裕父親分為了兩派，開始了長期的攻擊、傾軋。
但“考試事件”充其量只是導火線，之所以會發生如此大規模的朋黨鬥爭，其背後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政治因素
唐朝後期朝廷之上，早已沒有了貞觀年間的那種政治清明之氣，官僚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矛盾日益激化，皇權亦逐步喪失權威，所以爆發大規模黨爭是必然的政治結果；
經濟因素
唐朝極度繁榮的商品經濟，孕育出了許多財閥、巨賈，當這些人資本累積到一定程度以後，必將勢力蔓延至政治領域，所以就會順理成章得出現各種行賄受賄、結黨營私的行為，他們為了利益最大化，必定選擇結黨抱團；
軍事因素
唐朝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嚴重。這些節度使們除了在地方上擁有極大的行政、軍事等權力，他們更渴望將手伸向中央。此時皇帝已經大權旁落，根本無力掌控局面，朝黨之上大臣黨派林立，節度使們會各自進行選擇支持，在他們的支持下，黨爭愈演愈烈；
宦官因素
唐朝後期，宦官專權嚴重，這些宦官的權力甚至已經超過了官僚。官僚集團與宦官集團的關係是，既鬥爭又依附。出於利益需求，雙方會選擇“和”或“戰”，宦官集團猶如一鍋熱油，直接倒在了黨爭這把烈火之上；
階級因素
牛黨代表了進士出身的官僚，屬於新興的地主階級；李黨代表了士族出身的官僚，屬於沒落的門閥階級。雙方在政見、禮法、門風等各個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分歧，這為雙方日後的決裂埋下了先天性的伏筆。
總之，牛李黨爭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必然結果。唐朝發展的這個地步，各種矛盾叢生，所以勢必會爆發一次大規模的爭權奪利的黨爭，就算沒有“牛李黨爭”，也會有“張王黨爭”！
以上只是我個人拙見，歡迎大家暢所欲言！
嘉道文流
主要是指唐朝後期以牛僧孺、李宗閔等為領袖的牛黨與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的李黨之間的爭鬥。
醉看紅塵
牛李黨爭無關政見，無關身份這個和東漢宋明的黨人有很大不同，純粹是權利的鬥爭。劃分兩黨的唯一標準是政治利益關係。因此兩黨的鬥爭隨意性很大，盲目性很大。
李黨之爭爭的是執政權，雖然參與的人多，但主要是具有擔任宰相資格的人在爭鬥。常常在皇位繼承之爭，宦官跟朝官的爭鬥，宦官內部派系之爭，朝廷和藩鎮之爭相互交織，加劇了其激烈程度。
在牛李長達四十多年的黨爭，不僅把中唐拖入到晚唐，而且，還毀了大量的人才，使得晚唐，幾乎無賢才可以用。牛李黨爭使本來腐朽衰落的唐朝走向滅亡。宦官的內部鬥爭是牛李黨爭的總後臺，宦官勢力的膨脹，侵害了官僚集團的利益，於是官僚集團便與宦官集團展開了一場爭權奪利的鬥爭
文軒春秋
宦官亂政，蕃鎮割劇，牛李黨爭是唐朝走向滅亡的三個罪兇之一。
從唐憲宗開始，一直到唐宣宗才結束的朋黨之爭，持續了近40年的時間。期間文宗曾發出“去河北賊易，去黨爭難”的感嘆，多少文人士子也被捲入其中，像我們熟知的白居易杜牧李商隱等。
當然題主問的是“為何”而爭，而不是讓我們講述爭鬥的過程。
為何而爭呢?
說來說去還是為了權和名，稀有為公者。
歷史上的黨爭也很多，與牛李黨爭相似的是宋朝因王安石變法而引起的新舊黨爭，還有後來明朝嘉靖時期的大禮儀之爭，這三個是歷史上頗有名聲的黨爭。
諸多的黨爭中有一個共同點，一方得勢後必對另一方打壓，甚至是為除去對方什麼卑劣行徑都用，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毫不顧及自己文人士大夫形象。中間有左右逢源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忘恩負義者等不一而足。
黨爭是政治上的鬥爭，我們老百姓不會摻與其中，老百姓只會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所以我們應汲取教訓，避免黨爭的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