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25年，細想上次回平遙聚會看望老師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古語云：“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87級的我們非常幸運，雖然當年我們的校園簡樸，但我們在人生最美好的年華里，遇到了平遙最好的老師。當年平遙中學的老師不僅教我們學知識、學文化，他們還傳授我們學習的方法、做人的道理，他們樂觀、自信、自強、自立的人生態度一直影響著我們。

剛入學時，我在156 班，任勞是我們的語文老師。任老師個子中等，身材微胖，戴著一幅眼鏡，總是笑眯眯得看著、聽著、說著、講著。雖然當年我是梁趙中學唯一考進平遙中學的學生，但農村孩子和城裡孩子的差距讓我自卑不已：我們衣著落伍、不善言談、經濟拮据……在城裡孩子面前，我們有些自慚形穢。班裡風風火火、出頭露面的一般都是城裡孩子，我和很多農村孩子一樣，沉默寡言。也許任勞老師從作文中讀出了我的自卑，有一天，他突然推薦我到校廣播室去值日。從小到大，我從未在公開場合露面，我不敢去，但老師信任、鼓勵的目光讓我拒絕的話語始終說不出口。於是，我鼓足勇氣和一名城裡同學去了。當我並不標準的普通話從廣播裡傳出來時，我的自信心也慢慢升起。謝謝你，任老師！

我和任老師一家很有緣份，高二文理分班時我來到158文科班，語文老師是任老師的妻子——萬守貞老師。聽說萬老師是山東人，為人直爽、真誠。158班很多同學都喜歡萬老師，萬老師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其一是要求我們無論如何要買一本《新華字典》；其二是一句至今難忘的話：“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買一本厚厚的《新華字典》，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但在萬老師的堅持要求下，158班同學幾乎人手一本。“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新華字典》是學習語文的工具書，在當時的條件下，萬老師通過《新華字典》教會了我們利用工具書查找一些權威資料的學習方法，使我這個語文水平不高的學生逐步喜歡上了文學。萬老師常常掛在嘴上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讓青少年的我們就意識到，社會需要每個人的付出，為人處事不能自私自利。直到多年後的今天，我依然記得萬老師的這句話。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句話第一次是從王成修老師那裡聽來的。我一直以這句話勉勵自己，現在也常拿來教育兒子。

王成修老師是158班英語老師。王老師個子不高，身材消瘦，戴著眼鏡，斯文儒雅，說話幽默，語速較快。聽說王老師是山大外語系畢業的，左權人。他能從左權到平遙，想來離不開他早年的刻苦努力。我在農村讀初中時，當時的英語老師都是“自學成才”，無一大學畢業的，以至我的英語是啞巴英語。因家境貧寒，直到大學畢業，我都沒敢向父親伸手要錢買一臺錄音機。好在王老師教育有方，我的英語成績在158班一直名列前茅。高考時英語考砸，我沒能進入英語系；但在山西師範大學的兩年間，我憑藉中學時期奠定的英語基礎，以全校第一的成績提前通過英語四級。師大二年級全校選拔考試時，我因成績優秀被師大作為後備師資選送復旦大學深造。

一路走來，王老師那句話一直鼓勵、鞭策我前行。雖然從平遙到臨汾，從臨汾到上海，從上學到留滬工作，有機緣巧合因素；但不能否認“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無論社會環境如何，關鍵時刻，學習成績、工作業績起決定作用。我牢記王老師這句話，始終刻苦學習、勤勉工作。優秀的學習成績、良好的工作業績為我爭取到很多難得的機會。

99年剛剛工作，館長拿著從美國人那裡拿來的老照片請國內多位歷史學老專家識讀無果時，我通過比對上海圖書館藏舊西文書報，將百年前美國人拍攝的辛亥革命老照片一一識讀出來。我們整理這批老照片編撰出版的《二十世紀初中國印象——一位美國攝影師的紀錄》獲得優秀古籍獎；十多年過去了，國內很多博物館、紀念館至今仍然引用該圖錄所發圖文作為歷史參考。

2003年，中法文化交流年，我館與法國卡納瓦勒特博物館（即巴黎城市博物館）合作舉辦展覽，我多次參加接待法國駐滬文化領事及法國巴黎市文化局領導、法國巴黎卡納瓦勒特博物館館長等，並翻譯有關展覽的全部往來信函及展覽文字。

2010年，世界博物館大會在中國上海召開，我負責中國城市博物館專業委員會秘書處工作，在中國博物館協會領導下，與國際城市博物館專業委員會秘書處密切合作，圓滿完成2010年世界博物館大會城市博物館專業委員會上海大會各項會務工作。當我陪同美國攝影師後裔訪問武漢接受當地文博界領導宴請時；當我在巴黎卡納瓦勒特博物館參加展覽開幕時；當國際博協城市博物館專業委員會將我的照片掛在該會網頁時……我心裡依舊默默感念中學老師，尤其是我的英語老師王成修老師。

高中三年，在我們成長之路上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師不止三位。156班愛好書法美術的鞏老師帶我們參觀“縣城博物館”，將我們的目光從教室引向“博物館”天地；剛剛大學畢業卻自信滿滿的王維彬老師，讓158班同學們從小縣城裡出去闖蕩天下時依舊昂然、自信；段兆成老師聲情並茂的地理課，使我們身在平遙卻神遊大地……

母校前身曾為“超山書院”。據證：取名“超山”是希冀諸生能夠超群拔類、獨佔鰲頭。多少年來，平遙中學培育英才無數。英才背後，是一代又一代平遙中學老師默默無聞的奉獻。

“師恩深如海”，非常感謝平遙中學的各位老師，期盼這次大聚會能見到我們難忘的各位老師！

“今天我以母校為榮，明日母校以我為榮”！平中學子永遠和母校心連心！

榆次二中我的幾位老師

謝泳

2007年夏天，我離開太原到廈門教書前，曾一個人到榆次老城去走了一圈。我小時候在這條街上長大，遠處的清虛閣是我少年時常去玩耍的地方，我們當時不知道它叫清虛閣，而是叫南閣。這條街在改造時我就來過。我在山西作協的同事劉淳的父親當年是負責舊城改造的一位工程監理，有一次我們一起來看他父親。記得那次來時還見到了李林娃先生，他是當時榆次最有名的文史專家，也是一位有名的作家。我在晉中師專唸書的時候，曾給當時的《榆次報》寫過稿，經手刊發的就是李林娃先生，依習慣我應當稱他老師。後來我到了山西作家協會，有機會再和李老師見面時，他的寫作熱情反而不高了。

榆次老城修復時，最大的失敗是移動了南閣，將它向後移了很遠。修復舊城的人，可能沒有太在意南閣和南大街的比例關係，其實它們是一個整體。原來南大街較並不寬，南閣在它的最南端，閣與街的長短寬窄形成一種協調的比例關係，顯得南閣很高大，現在向後移了很遠，南閣的氣勢就沒有了，在這方面，我們後來的人遠沒有古人的審美高明，古人做的事，我們絕對不能動，不能自以為是。

我家在南大街25號，臨街靠左，原是一家名為“聚鑫順”的茶莊，大門對面就是晉中晉劇團。我在晉中師專唸書時，即看過一部線裝的《榆次縣誌》，對榆次這個名字有特別深的感情，我到現在也不說“晉中”，而總說榆次。榆次改名時，我也提過意見，此事是維辰先生長晉中時完成的，我到現在也不理解為什麼不沿用一個古老而美麗的地名，卻用了“晉中”這樣一個只有方位感的簡稱。這件事，我以為也是失敗的。地名有文化、歷史和情感在其中，輕易改動，會傷害人的感情，也會減弱人們對歷史的記憶，鄉愁常在地名中。

我在榆次老城漫步時，自然想到了我中學讀書的地方——榆次二中。但舊城修復後，它的原貌也不復存在，只有那座殘存的文廟牌樓，還能喚起我的回憶，想到自己唸書時的那一段時光。

榆次在山西不能說是小城，但她的教育我以為不是很發達。小時候印象中榆次只有榆次一中和榆次二中兩所中學，一中在城北，二中在城南，記憶中一中要比二中好一些。我初中是在三完小念的，當時有所謂戴帽中學一說，也就是小學裡設有初中班，三完小舊址是在原來的大乘寺寺院裡，記憶中學校裡兩人抱不住的古樹就有好幾棵，可惜後來都沒有保存下來，那個時候人們還沒有保護文化和歷史的意識。

我是1961年出生的。小時候家境貧寒，又少年失怙，念小學時已到1970年了，初中畢業到榆次二中念高中已是1976年。記得剛上高中不久，就粉碎“四人幫”了。那時上高中不需要考試，我們也沒有念大學的概念，當時中國大學停止招生已有十年時間。我到榆次二中念高中，記憶中是高中53班，班主任是語文老師梁生玉。後來我知道梁老師是山西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那個時候沒有學生在意老師是何處來的，因為沒有考大學這一回事，所以學生多數比較輕鬆，愛不愛學習，學習好壞似乎也不是特別重要。梁老師是祁縣人，祁縣口音很重，教學非常認真細緻。我們原來初中課本里沒有古文，但到了1977年，特別是恢復高考以後，語文要講一點古文，我印象中我的第一節古文課就是梁生玉老師講得，是荀子的《勸學篇》，我當時都會背誦。我後來對語文的愛好，現在想起來，可能與梁老師有關。我心裡一直記著他講課時的情景，但學生對老師的信賴，只是單方面的感覺，在老師看來多數不曾有什麼印象。2006年冬天，我們高中同學聚會，梁老師也參加了，我們在一個桌子上用飯，我曾努力想把話題引到早年的回憶中，但梁老師似乎已沒有什麼興趣再談這些了，其實學生和老師的感受是有很大差別的。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了一本小書《舊人舊事》，我還不忘給梁老師寄一冊。梁老師思想是比較正統的，有一次他想在我們學生中培養一些愛讀書的習慣，他想出來的辦法是讓學生每人拿幾本家裡的書，合在一起，類似個圖書館，學生互相交換著讀，在當時書籍匱乏的情況下，學生可以拿來的書其實非常有限，我也不知道是從哪裡找到一本文革前出版的《青年修養十二講》，但梁老師經過選擇，沒有讓大家讀這本書，也許在他看來，文革前的這本書可能還在毒草範圍內。他對我們的教育非常嚴格，多數學生其實很怕他。他後來做了榆次教育局局長，我還到他辦公室去看過他，他沒有教完我們，可能是在高二的時候，考大學的風氣已經吹到了校園，學校開始分文科理科班，我因為數學太差，自然就到了文科班。

我中學時代不能說很愉快，我在學校也絕對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好學生，一般老師對我有些印象，一是我人老實，二是語文課比較好。我在1979年參加過一次高考，但成績可能只夠上一個技校，後來補習一年，才到了晉中師專英文科，這我就要感謝我的英文老師劉瑞民了。我覺得榆次二中應當給劉瑞民老師記一大功，他能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比較清晰判斷出多數學生的長處和短處，為他們後來的成長提供了一種最佳的選擇。

當教員的都喜歡好學生，在中學時代好學生的標準也極簡單，就是學習好，而學習好的意思是所有功課都得好，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考上好大學，中學教員的理想一般都是這樣。中國是一個有非常悠久應試傳統的國家，科舉時代不說了，就是今天的中學教育也是完全的應試教育，雖然人們天天在批評應試教育的短處，但改變起來真是很難。我在成年以後，常常想起自己的中學時代，也常常想起劉瑞民老師來。

劉老師是山西大學外語系的學生，但他們這一屆外語系的學生，因為是文革前最後一批大學生，所以真正在學校裡唸書的時間並不長。我後來到了晉中師專英語科唸書，我們的科主任蘇陶老師就和劉老師是同學。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因為研究工作的關係，經常見山西大學外語系的老教授常風先生，常先生的女兒常立教授也是山西大學外語系畢業的，與劉瑞民老師是同學。劉老師與梁生玉老師不同，就是他比較散漫，但極有個性。我絕對不是他教過的最好的學生，因為在我前後的同學裡，考到山西大學、山西師範大學以及其它大學的學生所在多有，但劉老師始終對我比較欣賞，因為他感覺到了我是一個對某一學科有特殊熱情的學生，所以儘管我功課不好，但他總是把欣賞留給了我，這讓我一生感激不盡。我到師專唸書以後，還和劉老師常有來往。1989年夏天，我在愁悶中還曾和他有過一次長談。那時中學教員還不值錢，劉老師已經下海經商了，此後不久，我就再也沒有和劉老師見過面。前幾年一位中學同學來廈門，我問起劉老師的情況，還說劉老師多次說起過我。不是所有的中學教員都能有獨立的思想，而劉老師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我後來所以能在多數事情上不隨大流，我以為是受到了劉老師潛移默化的影響，我感激他對我的愛護。

我念書的時代，多數家長沒有什麼知識，是劉老師告訴我，我那一年高考可以不算數學成績，如果沒有他的忠告，我可能至今不過是榆次街頭一個年過半百的下崗工人而已。我們那一屆師專英語二班共有24個學生，其中有一半是榆次二中同一個班裡的學生，何以如此？都是劉老師的高明。1980年代，在沒有任何背景的情況下，一個貧民孩子，如果能自然到師專這樣的學校唸書，還是很光榮的一件事，沒有劉老師則很多學生不會再有唸書的機會。我後來到大學教書，也時見門門功課特別好的學生，但我也並不欣賞所有功課都好的學生，我更看重那些有個性和特點的學生，我以為個性比功課重要，有才情的學生以後多少會有些成就，而門門功課都好的學生，最後平庸得多。

中學時代，如果學生能有幸得到老師在某一方面的鼓勵，對他一生的成長可能都有影響，我後來所以能做一點文史方面的工作，確實與我在榆次二中唸書時幾位老師有關。因為我是一個特別偏科的學生，當時又不懂得上大學有什麼好，是幾位老師沒有因為我偏科而放棄對我的關心和愛護，才讓我後來能多少做一點學術方面的事。我當時的數學成績幾乎就是零分，記得一位給我上幾何的董老師曾說過，我要是能上大學他就不活了。也不能說這位董老師的話沒有道理，因為過分偏科的學生，一般是沒有好出路的。中國高考制度設計中，天然對文科學生不利，因為理科學生文科再差，也會有一個基本的成績，但文科學生不然，數學一科，不會就是不會，沒有成績是很常見的。但在中學時代，一般特別偏科的學生，如果能在他們的長處方面得到機會，還不能說完全沒有出路。我到廈門以後，每年要去上海參加一次新概念作文比賽的評委工作，我對那些在寫作上顯示了才華的學生非常理解。新概念作文比賽是包括北大在內的全國十幾家著名高校聯合參加的一個活動，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救濟那些在文科方面顯示了才能，但其它功課較弱的學生。

我當了二十多年的文學編輯，又教了近十年書，我深感中國教育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我們很難在恰當的時候讓學生把他們的長處發揮出來，嚴酷的應試教育不知將多少在某一方面有特長的學生拋棄了。我中學裡有多少同學就是因為功課不平衡，而失去了念大學的機會，相比起來，我還算是幸運的。人生有不同階段的成功，應試教育中，所有功課都好就是一大成功，但以後能不能做點事則很難說。在應試方面，我是一個完全的失敗者。

在榆次二中唸書時，大概是1978年前後，學校突然搞了一次語文競賽，我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居然考了第一名，後來我還參加過晉中地區的語文競賽，成績也是第一，獎勵了我一本《新英漢辭典》和一本王願堅的小說《普通勞動者》，當時我的語文老師是李彬，他是天津師大畢業的，六十年代退職回鄉，我念中學時，他剛從晉華廠調過來，他非常喜歡寫作，還編過劇本，有相當高的文學修養。1979年，他帶我和我晉中師專的同班同學王桂萍一起參加過一次山西省語文競賽，可惜我們都名落孫山。我到山西作家協會工作後，做過山西省大型文學期刊《黃河》雜誌的副主編，有一次我們要刊發晉原平的一部長篇小說，他來太原改稿子，一起吃飯時順便說起各自的經歷，他是1979年上的山西大學中文系，再說下去，他說他沒有參加過高考，是憑語文競賽被山西大學錄取的，我說我也參加了那次比賽，可惜榜上無名，不然我們就是同學了。我因為數學基本沒有成績，一度時期想放棄高考，但李彬老師總是鼓勵我，讓我在絕望中依稀感受到一些光明，這也可以說是我與李老師的緣分。1985年我到太原後，最初是在新創刊的《批評家》雜誌當編輯，李老師的女兒李麗君是吉林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她的丈夫潘世聖是吉大的研究生，也是我這一行的。那時我每年春節都去看望李老師，也認識了世聖兄併發過他的文章。他們夫婦畢業後一起分配到北京語言大學教書，九十年代後一起到了日本，都拿到了博士學位。世聖兄現在是華東師大外語學院日文系主任。去年秋天來廈門，我們還在一起度過兩天美好時光，可惜李彬老師前幾年去世了，我始終沒有忘記這位教過我語文的老師，現在我還能想起他清瘦的身影和帶太谷口音的普通話。1989年我結婚後才知道，內子何潔也是李老師教過的學生。

因為理科成績太差，我在榆次二中沒有感受過理科老師的關愛，倒是陸慧琴老師教我數學時，可能感覺我在理解文字方面還有些能力，有時候遇到一些文字理解方面的數學題時，偶然還會用欣賞的眼光提示我來回答，可惜我在數學方面太讓他們失望了。後來陸老師也調到了晉中師專數學科，我畢業後有兩年留在師專宣傳部編校刊，還不時在校園裡看到她的身影，但她可能早已記不起我這個不會念數學的學生了。

1983年秋天，我從晉中師專畢業後，來往最多的老師是我在榆次二中補習時的語文老師侯天剛，可惜他過早去世了。他教書的時候有一個創造，就是有時候讓學生也來講課，同時特別鼓勵學生閱讀課外書，現在想來這對提高學生的文學修養，培養他們的讀書熱情都是非常好的辦法。侯老師也很賞識我，一是感覺我厚重周慎，再是感覺我從小可能還有些志趣。他也是山西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學生，家裡有些文學書，大部分都給我看過。我在師專編校刊的那兩年裡，侯老師已到榆次五中當校長，我們還時相過從。我調到山西作家協會後，有一次五中和鄰居發生了一點佔地方面的糾紛，侯老師還找到我，讓我以作家協會的名義給當時的榆次市長冀安信寫信反映問題，冀市長還真得做了批示，但後來聽說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冀安信也是榆次二中的學生，馮彬老師教過他。我和馮老師交往時，他多次提起過這位老學生。

在榆次二中唸書的那些年，我感覺雖然當時教學還不太正規，但教員都很盡力，遇到好學的學生也都極為愛護。1979年，我快高中畢業時，因為感覺數學很差，不想再念書了，有幾次就逃回了家裡。記得有一次我的歷史老師馮彬在一個下雨天，自己撐著把紙傘到家裡找到我，反覆勸我還是要繼續念下去，也許還有一線希望。馮老師可能沒有什麼高學歷，印象中大概是舊職員出身，閱歷非常豐富。他講歷史從來都是把教案放在桌上，然後開講，講得時候從不看教案，歷史中有許多人名、地名和時間，馮老師總是脫口而出，絲毫不差，當學生的時候對老師這一點非常欽佩。我在高考前，馮老師讓我把整本歷史書的內容都從頭背說一遍，我當時都做到了，馮老師也極為滿意，可惜我生性喜歡獨立，甚至應試時也想別出心裁，當時也沒有老師特別告誡，雖然我歷史課念得很好，但那年高考的歷史成績卻沒有得到高分。馮老師也是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去世的，走得非常意外。原來我還經常到榆次二中在寇家巷的教員宿舍去，馮老師去世後，我就很少去了。那些年馮老師經常和我說得一句話是：你要念個好學校就好了。我總是回答，能上個師專就不錯了。馮老師雖然教歷史，但也給我講過古文，是一篇班超的《絕域請還疏》，我至今還背得出來：“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千里中土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印象中馮老師也非常關心政治，他天天要看的一張報紙是《參考消息》，我印象極深。

回憶總是靠不住的，但感覺有它的真實，我不敢說我的記憶不會出錯，但我相信我的感受是真誠的。這些年，我每回憶自己的中學生活，常常想到的還是欣賞過自己的幾位老師。憶及自己在榆次二中唸書的感受，我也為自己在能唸書的時候有幸遇到了這些盡力和處處為學生著想的教員而慶幸，雖然當時教育還不上軌道，但多數教員身上還有著舊時代遺留下來的師德。

那是一個特殊年代，因為時代的關係，普通中學裡有許多因政治和歷史原因而遺落下來的好教員，他們在正常時代也許會有更好的去處，這些教員個人的命運也許不幸，但對一所地方中學來說，客觀上卻是幸運的。我很早就發現了這個樣一個現象，也曾與許多朋友講過。我說改革開放以後，隨著高等教育的恢復，一時師資缺乏，初期不得已的情況下，把多數好中學教員調到大學裡去教書了，比如我印象中榆次二中最好的教員，後來大多調到晉中師專了，對教員個人也許是好事，但對中學教學卻未必。因為這些教員多年在中學教書，已有極為成熟的經驗，而到了大學則未必是好教員，因為中學和大學的教學方式完全不同，好的中學教員到了大學不一定發揮出他們的作用，卻把中學也抽空了。這個看法是不是準確，我不敢說，但我是真有這樣的感受。

我在遙遠的廈門，完全依靠回憶，寫了一點我在榆次二中唸書的感受，我感謝每一位教過我的老師。

2015年3月23日於廈門

農村老師講述自己的教學生涯

程俊狗 於2012-10

我教學31年了，回想過去很懷念過去的那段教學生涯，那是我成長中經受磨鍊的一段不平常的經歷：

1981年，我17歲，揹著行李滿懷喜悅的心情，走在崎嶇的山路上，經過8個小時長途跋涉，終於回到了我的家鄉－大佛頭，這是一個只有百十口人家的小山村，這是“大佛”懷抱的小山村，有如黃山險峻，有如泰山雄偉，家家住窯洞，抬頭看山山外山。當時我前腳進門老支書程雲來後腳跟進，拉著我的手語重心長地說：“俊只啊，你高中畢業了回來的正好啊，咱們村學校有一個教師人家不願教了，娃娃們已經有二個月沒上課了，我早和你媽說好了，就讓你來教，為了咱村的娃娃們，你一定的答應。”我當時是懷著報效家鄉的願望上的高中，能上完高中的在山村也是寥寥無幾，當時想的教好娃娃們也是為家鄉出力，毫不猶豫答應了。 “為了娃娃們”讓我堅守山區複式教學7年，“為了娃娃們”讓我走過了31個教學生涯，“為了娃娃們”老支書的這句話常常縈繞在我耳邊，成為我行動的動力，用青春譜寫好教師、好校長。

錘　煉

複式教學

我所在的大佛頭學校是三孔舊窯洞，一明兩暗，左面是我的辦公室，右面是教室，過4米的長的一個暗道就走進了教室，教室裡有8張長桌，16個學生，有三個年級，這是山區特有的教學方式“複式教學”，當時在我頭腦中一點概念都沒有，給三年級上課，四年級叫“老師我們幹啥。”給四年級上課，一年級又叫：“老師我們做起作業了”，搞得我手麻腳亂，一天下來累得我只想睡覺，我想：這不是個辦法，得虛心向老教師學習，正趕上鄉聯區巡迴講課，我每天早早起床，步行到指定的學校聽課，聽說馮家局的牛老師的課講得好，我每天上午早早去聽她的課，回來後自己琢磨、試驗，搞出適合自己的動靜搭配的複式教學方法－講練複式法，生生輔導法，並設計了複式教案。在教學中我注重加強學生兩個能力訓練，一是查字典的能力，二是作文的能力，每週佈置一篇口頭作文，上作文課是三個年級一塊上，人人進行口頭作文，低年級是看圖口頭作文，高年級是命題口頭作文，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大佛頭的四年教學中，我帶領學生參加了鄉聯區組織的查字典比賽和口頭作文比賽，查字典得了第一名，口頭作文第二名，都代表黃彩聯區參加榆次教研室組織的比賽，查字典取得了好成績，就錯了一道題，（上（）下（）），口頭作文因普通話不標準沒有進入前幾名。在一次聯區組織的複式教學公開課教學中，我帶得兩個年級6個學生進行了公開課教學，一個叫程輝忠的學生，表現很出色，當時是二年級，竟然在半個小時寫起一篇400多字的看圖作文，當堂流利地朗誦了他的作文，迎得了聽課教師一片鼓掌，這個學生畢業時考取了全鄉第一名，比第二名高出十五分，現在是鐵路工程師，是從家鄉走出去的唯一大學生。

從文化大革命走過來的我，雖然拿到了高中畢業證，其實只有初中水平，想要當好教師，喝上那幾年的墨水那些行，對知識渴望的我，於是在81年報名了中師函授，每個月去聯區參加兩次培訓，當時家裡窮，買不起自行車，只好步行三個小時到聯區，不管颳風下雨，不管天黑路險，不管雪封山路，一次也沒有誤過。記得有一次整整下了一夜的雪，第二天早上北風呼呼颳著，整個山村成了粉妝玉沏，路上的雪有一尺多深，我媽說“下這麼大的雪，肯定不培訓了，這次不用去了？路上危險。”我說：“小喇叭沒有廣播，那就沒有改時間，我還得去，還有幾個問題問老師呢？”“小喇叭”是我們瞭解外面信息的一種渠道，鄉聯區有什麼重要會議通知，就是通過各家各戶安裝的“小喇叭”廣播的，那是那個時代特有風景。走到路上才知道比想像的還要艱難，路上有的地方被刮的一點雪都沒有，有的地方齊腰深，只的繞道。最難走的是西王村的南山坡，路又窄又陡，不走這條路得多走十幾裡，只好硬著頭皮蹲下來慢慢往下滑，一里的南山坡就是這樣滑下去的。那次緊走小跑，還是走了四個小時，去了培訓地點，人們都驚呆了，真想象不出我是怎樣到的。培訓完天已經黑了，同事們也叫我住下來，想到第二天還得上課也只好回家，走到成片的墳地頭髮就脹，為了壯膽一路哼著小曲，遇到難走的地方蹲下身來慢慢挪動，回到家又挑燈夜讀，做老師佈置的作業，到第二天兩孔全是黑的。在這煤油燈下，我把借到的6本初中數學課本的題一道不漏全部做了一次，把中師函授課本上的題一道不漏做了一次。經過五年的努力學習我以優異的成績拿到了中師畢業證，被榆次進修校評為“優秀學員”。後來民辦老師轉正我考取全區45名，與在煤油燈下的學習是分不開的。

85年大佛頭學校撤併到蒲池，我也到了蒲池，蒲池和我的家鄉正好相反，我的家鄉是去哪也得下山，而蒲池是去那兒也得爬山，我要回家騎上自行車，15裡的路，我騎自行車7里路，自行車騎我8里路，不合算，因此，我回家都是步行。我在蒲池是五年級包班，這時又同搞複式教學不同了，我又進行了課堂教學大膽改革，查閱了一些資料，找到了適合自己數學教學的“嘗試教學法”，同現在的“三步導學”有一些共同之處，重在培養學生能力，課堂民主化，先學後教。打破了素質教育的框框，在蒲池片搞得公開課教學中，我取得了公開課教學第一名，並選派參加了鄉聯區的公開課教學，教研室李主任，很讚賞我搞得一題多解，發散思維訓練，有的評委不讚賞我的嘗試教學法，那次只得了一個二等獎。我不斷完善“嘗試教學法”，學生嚐到了教學改革的甜頭，86年我所帶的畢業班考取了全鄉第四名，16個學生有13個學生考取了初中，迎得了群眾的讚譽，群眾那熱情勁，老少見了我像見了久別的親人，“程教師到家中坐坐吧”“改日來家吃飯”。今年回到蒲池，老人們一談起我來，還是津津樂道，讚不絕口。我也體會到了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的那種魚水之情了。我在山區教學的突出成績，在1987年的教師節上被榆次市政府“記大功一次”，這個獎至今還保存著。

88年我來到了新付，這是我人生的又一轉折點，我在這裡一干二十四年，其中，擔任校長19年。88年到93年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我在幹啥，我在“撥亂反正”。當時候的新付小學8個教師，只有一個公辦教師，其餘，都為民辦、代課教師，大多是靠關係進入學校的，課不願上，校長管不了，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學生成績更糟糕，40個學生，只有一半學生上了初中，蹲下來的學生又影響著下一批的學生，群眾怨聲載道。我來到新付以後，帶五年級班的教師很主動，很熱情，把重任讓給了我，當時我還很感謝，當來到班才知道，那是一個包袱，沒人願意背的包袱。上課睡覺的，下課偷盜的，課後打架的，故意搗亂的，竟還有上課去抱藥材的，每天解決問題，氣的我真想大哭一場。不“撥亂反正”你這課該怎樣上。我當時一家一家的走，一家一家的瞭解情況，和群眾探討教育方法，來到學校一個一個和學生交談，和學生交朋友，制定班級規章制度，每週一次評比，及時公佈評比情況，班幹部實行輪流制，班幹部管理負責制，培養學生自主管理能力，實行班級自主管理。教學中採用實踐教學法，就是讓學生親自實踐，親自觀察，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我每天晚上研究學生，每天思考對策。手捧起了教育學和心理學。經過幾年的努力很有成效。88年到93年擔任校長期間，我5年中帶過四個畢業班，對我的回報就是，有18個學生考上大中專院校，有的考上研究生，有的出國深造，他們在各行各業為祖國做貢獻。

擔任校長

在我的帶動下學校有了很大變化，但教育落後的面貌依然沒能改變，我當時想如果我當了校長一定要改變它，機會還是降臨到我身上，同我一樣掙大隊工資的校長，因工資太低，（當時年底領取工資600元）辭職了。書記魏玉璧讓我挑起這個重擔，當時我愛人不同意：“人家不願乾的攤子，你去收拾，幹不好讓人背後捅脊樑骨，我可不願挨人罵。”我說：“我幹，保準不會讓人罵，你看我的行動吧。”

當了校長擔子重了，空閒時間更少了。我帶一個年級數學，二個年級自然，還管理200餘株蘋果樹，學習只能靠晚上，當時我還是民辦教師，為轉為公辦教師又捧起了書，苦讀四年，於2000年不僅拿到了大專函授文憑，還順利轉為正式教師。有人說：“俊狗，奮鬥了這麼多年該歇一歇了吧。”我說：“成年輕還的多學些知識”其實我早已萌發了更大的想法，有了自己更大的奮鬥目標，那就是掌握農業知識、掌握現代化的信息技術。為我後來成為山西十佳科普志願者和全國遠程教育教學應用先進個人奠定了基礎。

掌握電腦、網絡維護、維修

電腦多了，問題也接踵而來，電腦出現問題也越來越多，一出現問題跑維修部，好幾天不能用機，很是麻煩。於是我又捧起了維修、維護手冊，購買了電腦、網絡維修工具，電腦拆了又裝，裝了又拆。有一次學校5臺電腦全出現問題，我花了整整一個晚上，一臺一臺找毛病，有的甚至全部大拆開，重新組裝，到第二天早上學生上課，五臺電腦全部修好。老師們用的樂滋滋，我的心裡甜蜜蜜。今年為村委安裝了10臺電腦，10部電話，布了網線，安裝了電話程控交換機，村委領導很是滿意。近幾年為村委也做了一些工作，同領導關係處得很好，向村領導提出一些要求，滿口答應。近四年村委為學校教師工資補助、福利達到10萬元，為學校建設投入5萬元。今年“七一”帶領教師紅色旅遊，每人花費在1000元左右。

參加網上教研

學習無此境，為了適應新的形勢，我又開始了網絡交流和教研，我開闢了新浪博客，等級升到10級，積分337，訪客5061。我又創建了新付小學網站，按點擊次數進入全國第16名。我參加了榆次區博客競賽活動，排名14。我早在2008年註冊了土豆網空間，現在上傳視頻332個，達到豆花9級。進入我的博客，就可進入我的視頻空間，進入新付小學網站，進入晉中教育網工作站。就能和不同行業的人交流學習，是網上這些平臺提供了很多好的交流學習環境，不斷的從網上汲取精神食糧。

在新付的24年中，我學到了不少本領，學會了果樹修剪和管理，3畝地的果樹修剪主要靠我的完成；學會了修鎖子配鑰匙，學校的鎖了壞了不用請師傅；學會了木工技術，為學校改裝7個電腦桌。每個才花了40多元。學會了泥工，我校果園中的果皮箱、小橋、假山都是我親手做的，連辦公室的牆磚、地磚都是我鋪的。學會了管道維修，年年管道壞，年年動手修。綜合了技術才有了創新和發明。我把DVD機、衛星接收機、攝像頭和彩色電視機發謝機組合起來建起了“新付教育電視臺”； 三百元買一個攝像頭，利用投影機架，改造成一個簡易的多媒體展臺；把電視和電腦組合起來，組成了多媒體教學系統，六個教室都進行了改造，才有了每年上多媒體課達到1200餘節的成果。今年又在果園豎起了20多個大型科技模型，學校成了一個“花果園”一個“生態園”一個“科技園”，走在彎曲的小路上，聞著花香，品著果味，玩著科技製作，走累了小亭坐一坐，熱了樹洞中小憩片刻，請到新付來，讓在坐的每位教師分享我的勞動成果。

教到老，學到老，在學習中充實自己，只有學習才能實現人生的價值。我在學習錘鍊中不斷完善，成為真正有益於社會的人。

奉獻是不計報酬的給予，是“有一分熱放一分光”，是“我為人人”。奉獻者付出的是青春，是汗水，是熱情，是一種無私的愛心，甚至是無價的生命。因為有人奉獻，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才會不斷增加，人類才會不斷前進。奉獻者收穫的是一種幸福，一種崇高的情感，是他人的尊敬與愛戴，是自己生命的延長。

文明學校建設

97年上級下發了創建“文明學校”活動的文件，我學校沒在計劃之列，但我要爭創“文明學校”，因為這是榆次第一次在學校開展這個活動。文明學校建設最主要的是校園環境建設，當時我校的環境是“土院土房土院牆，沒有升旗杆，沒有存車棚。”學校沒資金，於是靠我們的兩隻手開始建設。97年的暑假我和老教師羅教師花了7天時間，修建了直徑8米，高兩米的錐形花池；我在校園兩側設計並親自動手製作了8米長的板面，6根立柱全是塑料管做的，不過在裡面注入水泥，又省錢、又結實；做的車棚更有意思，就地取材，把幾株樹頂消掉，搭上橫木，鋪上石棉網；房頂是土房，常掉土，於是採用打布頂棚，土牆釘木錐再釘鐵釘，共打頂棚8個教室；硬化校園是大工程，採取向村委要一點，到溝裡揀一點，硬是將校園全部硬化，硬化面積2100平方米；又挖了180米的溝，鋪設1.2寸塑料管，直接從水塔將水引到學校；又做了大量的板面，全部都是手工製作。當時我們全體教師不知流了多少汗，我更不用說了，背上脫了幾層皮，手不敢和人握手，耳朵有一段時間聽不到別人說話，只是嗡嗡直響，頭髮三個月沒有理。功夫不負有心人。98年鄉教委組織的德育現場會在我校舉辦，我校又參加了區“文明學校”的評審，進入50個受表彰之列，我作為艱苦創業的典範在榆次區教師節表彰會上發了言，又把我推選到省裡，被評為“山西省模範教師”。

創辦新付教育電視臺

一個小學校要創辦教育電視臺，聽進來覺得可笑，但我們做到了，而且反響很大。2000年12月的一天，我和朋友魏根牛閒聊，他說，他那裡有很多電影光盤，我說：“要是辦個電視臺，你的光盤讓大家看多好啊。”立即得到了根牛的響應，他願意出一半錢，於是我們在普國電子城買下了設備，把學校現有的設備利用起來，經過一週的準備，覆蓋新付、南湖兩村的教育電視臺建起了，我們辦了兩家租碟的卡，解決了資料的來源。我們從7點開始播放，晚上1點結束，半個小時少兒節目，半個小時講座，半個小時教學內容，半個小時科技知識，其餘時間，電視劇和電影，星期天是戲曲。後來把電腦利用上，搞過一段時間點歌節目，因為點歌的人太多，開始收費，點一首歌一元錢，就沒有人點了。我村有個秧歌劇團，把劇團請到學校，現場直播，並和村民互動，為了滿足群眾要求，安裝了一部內部免費電話，群眾有什麼要求，可以打內部電話。我和根牛義務為大家播放，我們兩個輪流值班。我家住在學校隔壁，為了方便，我在牆兩邊駕上鐵梯，我飛簷走壁，走得多了也有失腳的時候，曾有幾次從梯子上掉下來。最難熬的是冬天，為了省炭錢，鍋爐一到晚上就把火埋了，放電視的家裡十分冰冷，我的腿至今留下了靜脈炎的毛病，一到冬天就腿疼。2003年非腆橫行，不要說農村學校，就連城市學校也不得不被迫中斷教學，在晉中全市範圍內唯一沒有停課的學校就是新付小學，教師們利用攝像頭講課，學生足不出戶就可以接受到和平時一樣的教育，創造了一個讓所有人目驚口呆的奇蹟。全村人一回到家打開十頻道，觀看新付教育電視臺，觀看的人達到80%以上，我的數學講座每天定點時間開，一些中青年都觀看。新付電視臺辦了7年，往返城裡租碟，騎爛兩輛摩托車。收穫是有的，播放電影500多部，播放電視劇30多部，教學光盤上百部，百部愛國片，自己花進去多少錢，沒有統計，掙了多少錢，一分錢都沒有，但掙到了榮譽。2007年我評為山西省十佳科普志願者，晉中電視臺辦了一個專題節目，2006年評為十大新聞人物提名獎。

讓普天下的老師們還有我老婆輕鬆快樂些

冀文彥

說實在的，我是那種傾向於尊師重教的人士，尊重老師，喜歡老師這個職業，這大概和我的學生經歷有關吧。

三四歲，剛會說話那當兒，爹媽雙職工，每天忙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就在工廠的託兒所就讀。教我的老師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她每天和我們唱歌，跳舞，老鷹抓小雞，就那麼瘋跑過來，瘋跑過去。在我們眼裡，她也就是一隻大一點的“雞”而已。但就是這隻大一點的“雞”，讓我們在話還沒說不全的那當兒，唱出了一曲曲世上最乾淨的歌：《丟手絹》《找朋友》。

第二小學讀的小學。三年級時學校來了一位新分配的女老師，很漂亮，放到現在也屬於美女級別讓你回頭回的撞上電杆的那種。幸運事終於就發生了——一個小夥伴的重拳落在我的鼻子上，結果就在鼻子作出犧牲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我眼睛和嘴巴的幸福：美女老師急急的打來一盆溫水，用溫暖的雙手仔細地為我洗去嘴邊的血汙。太陽公公側面照來的光讓我得以近距離的觀察她那俊美的臉盤以及上嘴唇淡淡的汗毛。我忘記了鼻子痛，全身心地感受她雙手的撫摩，作用力是相互的原理就是好啊。那美麗，透漏著疼愛的眼神在我腦海裡晃動了一輩子。天使。只能用這個唯一的詞來定義那雙眼睛，那張臉。

初中的美術老師是何慶文——揚州籍的國畫家，擅長水墨寫意。這樣的老師來教我，用餘秋雨談起他中學老師是某某大家的說法：有一種奢侈的感覺。作為副課的美術課一年也上不了幾節，可是他仍然認真地為我們授課改畫。在何老師的眼中，是隻有學生，而沒有水平高低之分的。早些天還在街上碰到英語老師，二十多年了，他竟然還清楚叫出我的名字，和我談笑風生。心裡一陣陣酸楚：老師啊，對不起，我可是把您教的單詞全忘了，學了三年的因個裡是(English)現在只剩一句啦，還是發自肺腑的：I服了you…

…技校…然後工作了。

剛上班的時候感覺非常輕鬆，終於可以不考試了，終於可以不怕老師了，終於就樂極生悲，一不留神，找了個老婆，還是老師…

有好事者吧友早些日子轉帖了一篇《不娶教師當老婆》。我是邊讀邊恨得牙根直癢癢：其一，為嘛不早些貼過來，好讓哥們婚前擇偶有個參考。其二，文章裡說的老師的那些毛病，“*內”是佔了百分之百。老婆是教小學語文的，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她的語言能力自然也專攻其內：老公，你鹼得饅頭真白…老公，你做得菜比我得要好吃…於是不久，做飯等一干家務的光榮任務便永久性地落在我的肩上。

老婆專業性很強，除語文外，她理所當然的記不清永樂是哪朝皇帝，辨不出伊拉克在哪方疆土，為什麼梵高的畫布上沒耳朵，足球賽半小時了還不完。更糟糕的是她搞不清老公和小學生不能用同一種教育方法。

老婆的工作量很大，比我早出還晚歸，學生滿天下，女兒的學習成績也很好。

教師節還是如期快到來了。據說教課書上要淡去魯迅先生的文章，有人要改寫什麼漢字的筆畫，還要讓班主任有適當教育學生的權力…全是屁話。

以我看來，還不如動動腦筋想想怎麼真正地去實行素質教育，別拿分數來折騰老師和學生了，濟公的分數從來也沒高過，現在不也快樂的存在麼？

讓普天下的老師們還有我老婆輕鬆快樂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