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太守蒲壽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賈往來海上，致產鉅萬，家童數千。” ——王磐《藁城令董文炳遺愛碑》
源自阿拉伯的家族
自從唐朝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帝國與唐朝正式通使以來，阿拉伯商人便不憚艱辛，前往中國通商。唐代阿拉伯商人最初大多經陸上絲路到長安。20世紀60年代，在今西安市西窯頭村的一座晚唐墓葬中，出土了3枚阿拉伯金幣，其年代為公元702年、718年和746年。這是中阿陸上交通往來的實物證據。唐中葉以後，由於陸上絲路的河西和隴右被吐蕃勢力佔據，因此，海上絲路興起，取代了陸上絲路，導致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交通和貿易往來就由陸路轉向海路。
當時，各國商賈在唐朝“除舶腳、收市、進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政策的引領下，東南沿海等港口舟船櫛比，空前繁忙，其間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更是“汛舶漢地，直至廣州”。所以廣州港成為唐朝乃至那個時期世界上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如韓愈在《送鄭權尚書序》一文中說：當時廣州，“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僑居在沿海商埠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也隨之越來越多，數以千、萬計。據記載，公元760年在田神功討伐劉展時，揚州“大食、波斯胡賈死者達數千人”。蘇萊曼的《東遊記》說，黃巢起義軍攻佔廣州時，遇難的阿拉伯等國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拜火教等教徒和商人，總共有12萬人之多。這些數字可能有些誇大，但至少說明當時居住在揚州、廣州等地的波斯、阿拉伯商旅人數之多和中阿之間貿易之盛。
進入宋代之後，朝延對外商的政策，比唐代更為優惠，大食人來中國的更多，地區也更廣。他們聚居於廣州、泉州、明州（寧波）、杭州等地自立蕃坊，有犯罪者由蕃長按伊斯蘭教規處理，官方從不過問。上述這些優越待遇，目的在於鼓勵其來華經商，以發展市舶貿易和增加稅收。
宋神宗時期，大食商人辛押陀羅，積資產數百萬緡，被宋神宗封為懷化將軍。公元1072年，他還作為勿巡國（今阿曼蘇哈爾）的使者來華進獻。他在廣州任蕃長時，起了“開導種落，歲致梯航”的作用，並捐貨賣田，大力振興郡學。當時宋朝政府規定，市舶官員只要能招徠到蕃商，抽解達到五萬貫，就可以補官。公元1136年，大食商人蒲羅辛就以“造船一隻運載乳香授泉州市舶，計抽解價值三十萬緡，委是勤勞。”也被授予“承信郎”官職。
這裡的“蒲”姓，是當時蕃客的常見姓氏，追根溯源可能來自阿拉伯語的“阿卜杜拉”，因此蒲姓蕃客自然亦以來自阿拉伯各地為主。有一支蒲姓蕃客，在宋代從占城遷入廣州經商，不只是一個富甲一時的鉅商，而且是一個在鉅商中擁有權威的蕃長”，不只是居留中國蕃商的行政領袖，並且是法律上、宗教上的領袖。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或紹定年間（1228-1233年），蒲開宗又帶領族人遷到了泉州，翻開了家族歷史上新的篇章。他一邊繼續從事運販大宗香料為主的海外貿易，一邊跑去泉州安溪當起了安溪縣的主簿，這是一個類似財政局長的職務。他的生意做得相當大，這從他被宋廷授予高於“承信郎”的“承節郎”官職就可見一斑。
蕃客們的豪富在當時是頗為引人注目的。大食商人蒲押陀黎在至道元年（995年）來進貢，貢物包括一百兩白龍腦，二十瓶銀藥，三甕白砂糖，二十瓶薔薇水，一座乳香山子，二段蕃錦，三段白越諾，三段駝馬褥面。蒲亞里在紹興元年（1131）時，進貢二百九十株大象牙，三十五株大犀，按當時市價計算，值五萬餘貫。宋代還有蕃客出錢助修城池之舉，“是門之役最巨，視福全建安加壯麗焉，然福資浮屠，建求科降，泉仰賈胡”。
廣州懷聖寺光塔的周圍是古代蕃坊舊址
這些人憑藉著豐厚的財富，在宋代過著舒適愜意的生活。“廣州番坊見番人賭象棋，並無車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沉檀香數塊於棋局上，兩兩相移，亦自有節度勝敗。予以戲事，未嘗問也。”除此之外，他們還會養鳥，朱彧在廣州居住時曾買一白鸚鵡，能言蕃語。白鸚鵡既然能言蕃語，自是由蕃人所養無疑。而且蕃人養鳥並不是簡簡單單的娛樂，他們也會把養的鳥予以出售。養鳥之外，蕃客們養花的水平也是十分有名。蕃巷中所種的素馨花尤香，而且作為香料之一的龍涎，也必須是從蕃巷花中採取原料，才能夠保證品質優良。
蒲壽庚與他的兄弟。
這時的蕃客在飲食與服飾上仍然保留著異族特色，譬如岳珂就提到他們不吃豬肉，並且在吃飯的時候通常只用一隻手抓飯吃，另一隻手則放於褥下不用。蕃客的衣著也和宋人是不同的，有著他們自己的異域特色，所謂“蕃人衣裝與華異”，他們還有帶耳飾的習慣，“廣州波斯婦，繞耳皆穿穴帶環，有二十餘枚者”。
但除此之外，土生蕃客已經很大程度上本地化。北宋熙寧初年開始，宋朝在廣州、泉州等阿拉伯商人聚居地專門開設“蕃學”，其課程設置大體同府學相一致。這樣就為蕃商接受漢文化教育甚至參加宋朝的科舉考試創造了條件，使得蕃商的後代可以通過科舉入仕。
蒲開宗的一個兒子蒲壽宬就是蕃客華化的一個典型例子。他早年應是一個軍官。劉克莊曾為蒲壽宬寫下“蒲領衛詩”的題跋：“心泉蒲君示餘詩百三十，古賦三。前此二十年，君家有陶椅之名，餘未之識也。後君家資益落，誅茅泉上，餘始為賦詩，又十年乃見君詩。”蒲壽宬在其詩序中也說：“登師姑巖，見城中大閱，恍如陣蟻，因思舊從戎吏，亦其中之一蟻，感而遂賦。“這段話也證明了他曾是一個軍人。
不過，蒲壽宬雖是一個軍官，卻對文化興趣濃厚，他學作詩詞，與文士往來，後成為著名詩人，遺有《心泉學詩稿》。在其詩集中保有與泉州名士洪天錫、徐明叔、丘葵、胡仲弓等人唱和的詩。他的《寄丘釣磯》一詩“高丘遠望海，秋思窮渺彌。苦吟有鬼泣，直釣無人知。”水平不錯，光看這首詩，無法想象他是外國人。以上泉州名士（如洪天錫曾任福建安撫使、刑部尚書）肯與其來往，應可說明他的詩歌水平。後來蒲壽成官任梅州知州，以清廉著稱，“性儉約，於民一毫無所取”。
這是因為他有個有錢的兄弟所以可以“視富貴如浮雲”。與蒲壽宬愛好文化的性格截然相反，蒲開宗的另一個兒子蒲壽庚卻是“少豪俠無賴”，居然和市井流氓混在一起。成年後，蒲壽庚應是託父蔭進入官場，而後在市舶司任職，一步一步地升遷，同時，他也在做生意。他在官場有個朋友叫董嗣杲。董嗣杲曾經在九江當榷茶官，他作了一首名為《欲附蒲海雲制幹舟歸》的詩：“江上樓高暝樹連，壯遊空慨禹山川。客中問醉當秋晚，夢裡懷歸在燕先。水送流年遺楚恨，風吹殘雪上吳顛。幾番謾附鱗鴻便，不若相依買去船。”琢磨這首詩的最後兩句，可知董嗣杲多次搭蒲海雲（蒲壽庚字海雲）的便船，乃至有些不意思，聲稱還不如自己也去買艘船了。這首詩也告訴我們：蒲壽庚當時任“制幹”一職，這應是一個市舶司的職務，他經常在長江一帶乘船往來，應是做生意，所以董嗣杲可以搭其便船。同時，蒲壽庚應是長期在市舶司任職，併兼任翻譯之類的職務，可以在雙方貿易中上下其手，故而《藁城縣誌》的“董文炳傳”記載“（蒲）壽庚本回紇人，以海舶為業……南海蠻夷諸國莫不畏服。”
蒲壽庚在擔任制乾的五年之後，經歷了一次波折。周密的《癸辛雜識·別集》記載一個與蒲氏有關的故事：“林喬，泉州人……與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悅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發，林受其白金八百錠，許為言之。既而王罷去，蒲並攻之，且奪其所借地。”
據泉州九日山石刻，鹹淳二年（1266年）的泉州市舶司使正是王茂悅。其時有個蒲姓的官商（“蒲八官人”，應為“蒲大官人”之誤），因有商舶未繳稅被起訴，他託泉州士人林喬為其向市舶使王茂悅遊說。其後事情發生變化，王茂悅去職，“蒲八官人的漏稅案可能不了了之，因此，他認為中間人林喬未能起作用，將原先借出的地皮奪回。
從這段故事的前後文意來看，“蒲舶”和“蒲八官人”應為一個人，而且就是蒲壽庚。除了他，宋末不會再有一個如此氣焰囂張的蒲姓人家。泉州市舶司是一個機構，機構內有許多官員，而蒲壽庚被稱為“蒲舶”“蒲大官人”，說明他是泉州市舶司的官員，而且官職不小，否則不會被叫作“蒲舶”。當然，這一職務應當不是市舶司提舉，而是一個掌握實權的官職，所以，他才能利用職權走私，當時稱之為“漏舶”。宋朝十分重視市舶司的收入，對提舉官的考核，就是每年能招到多少“蠻舶”，抽取多少稅收。在這一背景下，“蒲大官人”仍然敢於“漏舶”，而且事後未受處分，這說明他的權力已經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元朝大將董文炳評價蒲壽庚曾說：“壽庚素主市舶”。“素主市舶”這四個字，應能證明他雖不是市舶司提舉，卻已實際上卻是市舶司的實權人物。
海雲樓的商業帝國
在南宋最後三十年時間裡，泉州港的對外貿易基本上都是由蒲壽庚所操控的，人稱其“擅蕃舶利三十年”。其家族主要從事的是香料的貿易，其後代從事製作和經營香料一直世襲至今。永春五里街“蒲慶蘭香室”，是有名的制香手工業和店鋪，是蒲氏十三世世茂從泉州遷永春時開始經營的，至今已八九世。德化城關蒲姓“玉蘭堂香室”，也是世襲至今。泉州法石是蒲壽庚的家鄉，此地以種花為業，種植從阿拉伯引進的茉莉花和素馨花。他們還保留特殊風俗習慣，用香料和香花敬奉祖先。
以蒲壽庚為代表的蕃商帶來大量的海外奇珍，使泉州成為“番貨遠物異寶珍玩之淵藪”。據載，宋代從海外各國輸入的物品有寶貨、香料、藥物、布帛、雜貨等，多達四百餘種，如《雲麓漫鈔》載：福建市舶常到諸國舶船，有“大食、嘉令、麻辣、新條、三佛齊國，則有真珠、象牙、犀角、腦子、乳香、沉香、煎香、珊瑚、琉璃、瑪瑙、玳瑁、龜筒、梔子香、薔薇水、龍涎等……”貨色繁多，難以枚舉。
規模龐大的海上貿易帶來了鉅額利潤。《桐江集》載：“泉之諸蒲，為販舶作三十年，歲一千萬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為不足道。”因而其“致產鉅萬”“家貲累鉅萬計”。如果當時有財富排行榜的話，泉州首富的頭銜絕不會落到別人頭上。南宋有個莆田人叫作劉克莊，是當時有名的詞人、詩論家，見多識廣，他把蒲壽庚比喻為春秋末期的鉅商陶朱公。蒲壽庚的富有程度，可見一斑。
當時，蒲壽庚的宅邸在泉州城南一帶，東至塗門街，西至溪亭，南至今泉州七中，北至塗山街，方圓約三百畝。三百畝換算成平方米，大概是20萬平方米。20萬平方米是什麼概念？北京故宮佔地面積約72萬平方米，也就是說，蒲家府邸大約是紫禁城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民國年間的蒲氏後人聲稱，“民國二十四五年（1935年左右）時，泉州南教場開做汽車站，掘出來的花盆，寫丞相花園字樣，我叔叔說南教場原來是我們丞相（指蒲壽庚）的花園。”新中國成立後去調查的莊為璣認為，“蒲氏的住宅中心即現在泉州總車站那邊。他的府第即今南教場的總車站。”
蒲壽庚的家裡，有花園、棋盤園、書軒、講武場、廚房、祠堂等。蒲家接待貴賓之處，叫作“待禮巷”；蒲氏講武堂所在地，叫作“講武巷”；因為泉州被譽為“海濱鄒魯”，所以他家子弟讀書的地方，叫作“東魯巷”；甚至連他家兵營的廚房，都佔了一條巷子，叫作“灶仔巷”。在蒲壽庚生活的那個年代，弈棋風盛，為了娛樂賓客，蒲壽庚在自家花園北面開闢一個棋盤園。他也是真會玩，“琢巨石為棋盤，……以美人為棋子”。32名美女分別手摯黑紅棋子名牌，各就各位，聽候弈棋者號令進退。至今，盤已無存，園亦改建土地祠，但地名無改。泉州義全宮附近有一小巷，叫作“三十二間巷”。據說，這就是蒲壽庚當初給32名充當棋子的女子夜宿的地方。這些女子的其他待遇現在大家無從得知，但是，當初蒲壽庚安排的宿舍，可是每個人都有一間房。
支撐如此奢侈生活的是蒲壽庚的龐大海上商業帝國。單單他的女婿佛蓮（來自巴林的阿拉伯人），就擁有海船80艘，因死後無子嗣而家產被充公時，竟有珍珠130石。可見蒲壽庚名下的船隻，自然要多得多了。據說，他名下的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置死生於度外”。為了更好地檢視自己的龐大船隊，蒲壽庚還在晉江出海口岸附近寶覺山（一作石頭山）建瞭望樓閣以望海舶，樓下建有“一碧萬頃亭”，站在樓亭前，海天盡收眼底。這就是著名的“天風海雲樓”，樓名取得即是蒲壽庚的字“海雲”。顯然，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巨量海舶，是用不著建也建不起望海樓的。
至於他的兄弟蒲壽宬後來回到了家鄉法石隱居。法石濱海靠山，宋元時代為泉州海外交通要衝。根據志書記載，“雲麓在法石山左的山腰上。它是一個不大的村落。位於泉州城外的東南隅，距城約三公里餘。……傳說宋元之際，蒲壽宬有頗具規模的花園存此”。
權重一時的土生蕃客
南宋鹹淳十年（1274年），有一件事使蒲壽庚在政治上飛黃騰達起來，那就是他與壽宬率領船隊打敗了侵擾泉州的“海寇”，保住了港口的安全。閩、粵一帶的海寇幾與南宋一代相始終，“僅紹興十三年到紹興十七年短短的四年間，福建路一地每年至少有五十支以上的海盜團伙出現，平均每週就有一支海盜隊伍誕生”。盜賊盤踞沿海小島，騷擾地方，朝廷多次派軍隊圍剿，在海上劫掠往來船舶，並上岸燒殺搶奪，甚是猖獗。但南宋“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疫”，海寇勢力之大甚至連官府的正規水軍左翼軍也無法抵擋。據《泉州府志·紀兵》記載，南宋泉州共發生海寇犯泉事件六起，而《福建通志》中記錄了八起海寇犯泉事件。南宋鹹淳十年（1274年），海寇襲擊泉州，官兵無可奈何，南宋朝廷只得徵調民船和鼓勵民間武裝捕盜，並以獎賞官爵的方式鼓勵官民緝捕海寇。
好在蒲壽庚兄弟不僅熟悉海事，且有一支龐大船隊及“家僮數千”，對付區區海盜自然不在話下。兩人主動出擊，退寇禦侮，震動朝野。南宋政府即以平海寇有功，授予他福建安撫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合稱福建安撫沿海都置制使），安撫福建一路之兵事民政，又授予總管閩浙沿海水師的權力，再兼提舉市舶。就南宋的慣例而言，福建安撫使一向由福建路首邑福州的知州兼任，而且，福州知州多選用具有威望的高官，例如張浚等人都是宰相級別的官員。這對蒲壽庚而言，已是殊榮無比了。這位土生蕃客，儼然成為大宋朝廷的地方大員，其勢力之大，儼然已經成為泉州城的實際掌控者。雖然他並非泉州知州，但不少文獻記載都稱之為“太守”“守郡者”。
蒲壽庚在泉州權勢熏天之際，延綿三百年的大宋王朝，卻已經到了風燭殘年。1276年，元軍已兵臨行在臨安城下。德祐二年二月初五日，在元軍統帥伯顏的精心策劃和操縱下，臨安皇城裡舉行了受降儀式。脫去了黃袍的小皇帝宋恭宗趙㬎（7歲），率領文臣武將來到祥曦殿，宣佈正式退位，向蒙古人投降。然而，在元軍進駐臨安之前，風雨飄搖的南宋小朝廷，為延續國祚，匆匆忙忙進封吉王趙昰為益王，令其判（職位高的官兼職位低的職務）福州；同時進封信王趙昺為廣王，令之判泉州。二王在臨安即將陷落時，由駙馬都尉楊鎮等護衛，出京師，經婺州（今浙江金華）去溫州。欲對宋室斬草除根的伯顏獲悉，派兵追去，卻未果而還。
德祐二年五月初一，益王在福州正式登基稱帝，即宋端宗，改本年年號為景炎元年。結果他在福州登基僅半年，浙江境內的抗元戰役失利。元軍於當年十一月長驅直入福建北部，迫使端宗不得不乘船離開福州，抵達泉州。
按照慣例，新皇帝上任後，一般要給各位大臣升職，獎勵他們的擁戴之功。益王在福州稱帝時，所封將吏大多在福建西、北部的福州、建寧府、南劍州、邵武軍等地。其時，泉州實際上已經被蒲壽庚所控制，因此端宗南逃泉州後，怎樣對待蒲壽庚立即成為一個問題。為了爭取蒲壽庚的支持，宋廷不惜加封蒲壽庚為福建廣東招撫使，“總海舶”，使其如願以償，成為名副其實的“海上總管”。當然，在當時兵荒馬亂的局面下，很難說蒲壽庚的權力就能伸及廣東，閩廣兩路招撫使的頭銜更多的是榮譽性的，苟延殘喘的宋廷無非是以高官籠絡以換取其忠心罷了。若是蒲壽庚肯效忠宋室，或許這一職務在以後也會名副其實，但這位土生蕃客，泉州的實權人物，或許就在海雲樓眺望自己的龐大商船隊之時，就已下定決心做出了不同於此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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