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我們對外界、對自己歷史的瞭解，基本停留在自娛自樂的階段
本文前四節內容主要整理自葛劍雄的文章及其相關報道[1-6]。
葛劍雄批評中國的一些歷史學者，在研究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時，不跟外界進行對比或者尋找它與外界的聯繫，基本停留在"自娛自樂"的階段，比如我們長期形成了這樣的觀念，即中國歷史上在很多方面曾經是世界最先進的，或者說文明是最發達的，但卻從來沒有與同時在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認真比較過，或放在一個開放的體系裡進行研究。
我們學術研究的落後，觀念的保守甚至已到了頑固的地步。
在中國沒有開放時，這種"自娛自樂"、這種虛假的歷史觀念或許有利於文化自信；但一旦中國人走向世界了，或者世界上的人走進中國了，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盲目誇大的自信往往適得其反，非但不會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而且會動搖，甚至使我們喪失自信。
葛劍雄剖析了絲綢之路的歷史地理背景，呼籲勿起不切實際之空想——"對於絲綢之路，大多數的中國人包括我們有一些官員都存在很大誤解，他們現在還沉浸在自娛自樂當中沒有辦法解脫出來"。
一、中國對絲綢之路的貢獻與利用是有限的
查中國的古籍，是找不到"絲綢之路"這個詞的。
1860年前後，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到中亞考察，提出"絲綢之路"概念，他指的是"約在公元前二世紀，存在著這樣一條絲綢之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既不是中國人興建的，也不是中國人推行的。這條路主要不是由漢朝人，而是中亞、西亞、甚至歐洲人建立的，動力來自他們。
絲綢之路通少斷多。東漢時，絲綢之路恢復了三次，又斷了三次。到了安史之亂，唐朝從中亞節節敗退，一直退到長安附近，絲綢之路基本上不存在了，變成了中亞內部的一條路。
二、海上絲綢之路也不是中國開闢和掌握的
公元9世紀，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術，阿拉伯人已經找到了海上交通要道，大批阿拉伯人來到廣州、泉州、寧波、揚州這些地方，海運一通，絲綢之路的價值就沒有了，因為海上運輸量大，除了絲綢，還增加了茶葉、陶瓷等日用品。所以絲綢之路並不是始終都有那麼多的價值。
海上絲綢之路完全是由阿拉伯人開闢和掌握的，阿拉伯人用的是天文測量技術。南宋泉州一度有很多阿拉伯人，廣州的番坊、番長，都有阿拉伯人。
鄭和下西洋未超出阿拉伯航路，且他用的也是阿拉伯的經驗和技術（針路，牽星過洋）。鄭和，也是外來移民的後代，他是回民，俗姓馬，回人姓馬，就被認為是穆罕默德的後代，"鄭"是皇帝后來賜給他的姓。史料明確記載，鄭和下面有外國水手。
唐朝時，阿拉伯商人生活在廣州，南宋時也有大批阿拉伯商人生活在寧波、泉州、廣州等地，連泉州的舶司蒲壽庚，相當於外貿局長的角色，也是阿拉伯人的後裔。
我們今天一提到開闢海上絲綢之路，就想到繼承鄭和下西洋的傳統，實際上沒有什麼傳統可繼承。
再比如，我們都說沿海有很多沉船，但從不講這些沉船是誰的、什麼性質的。……這些船大多是外國的船，包括阿拉伯的、泰國的。我們應該分清有幾條是中國的船，而不能只講裡面都是陶瓷、茶葉等東西。因為外國人也可以來中國把這些東西運走。後來，荷蘭、西班牙、葡萄人等歐洲人的船來了，英國、美國的船也都來了。這些物資貿易並不是中國主動的行為，也不是說中國具備了這些航海技術。
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認識中國的歷史，認識中國古代曾經在世界起到什麼作用。有些簡單問題已經在世界是常識，但中國近代很多人，包括我們一些領導人，甚至都不知道它 ，比如說"海上絲綢之路"，這概念是日本的學者到上世紀才提出來的，認定中國的泉州是海上出發點，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泉州，但是我們現在大多數人居然還在討論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是如何的發達，而不知道這條路如何有的，是怎樣掌握在阿拉伯人手裡的。
歷史上中國沒有主動利用過絲綢之路，也很少從絲路貿易獲利。而現在不同，我們要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是我們主動，但如果沒有對方的主動響應，就建不起來。
三、唐朝的長安曾經是世界的中心？其實這是偽命題
中國很多古代的文明其實是外來的，比如說中國的小麥、黃牛、豬、羊、馬、青銅都是外來的。
又比如說，我們只看到唐朝開放，認為絲綢之路給中國帶進了這麼多東西，卻不知道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東西）可以用百位數來計算，但中國傳到外國的卻只有個位數，在這些個位數中間，主要是外國人主動的，而不是中國自己主動的。
所謂的大唐時代，在中國今天大多數人眼裡，甚至包括歷史學家，都認為唐朝的長安曾經是世界的中心，其實這是偽命題。我曾經問他們，唐朝的長安對阿拉伯國家、對歐洲產生了什麼影響？甚至對日本，唐朝也從來沒有主動影響它，都是日本人主動到長安來學習他們自己選擇的東西。唐朝真正的影響，實際上就在漢語文化圈，就只是到朝鮮、到越南的北部，甚至還沒影響到東南亞。
四、要重新好好認識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
時人對外界、對自己歷史的瞭解，基本停留在自娛自樂的階段。從世界史的寬面上講，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並沒有我們自我宣揚的那樣大。
現在建設"一帶一路"，要重新好好認識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當地文化的關係，如果只考慮經濟因素，不考慮文化、民族等因素，很難達到期望的目標。
珍愛自己的文化，但也要理解、欣賞、讚美別人的文化。
藉助武力、財力和行政手段傳播文化和宗教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以，有人提出通過"一帶一路"來促進中國文化的傳播。這個想法是錯誤的。如果今天還想進行文化傳播，不但達不成目的，還會引起不同文化間的摩擦衝突。
五、"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從未得到世界範圍的歷史學界的公認
本節內容主要整理自：陳明遠著《質疑四大文明古國——顛覆歷史常識》[7]
近百年來，在我國國內和海外華僑中間，一直流傳著"中國和埃及、巴比倫、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幾乎所有的學生從小都被灌輸著種標準的觀念："我們的祖國與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並稱為'四大文明古國'，有著'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
然而，這種說法只是在我國以及一些華僑地區（或者說漢字圈）裡流行，從未得到世界範圍的歷史學界的公認。
最初創始"四大文明古國"之說的是梁啟超，見於其寫於1900年的抒情長詩《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其中提到"地球上古文明祖國有四：中國、印度、埃及、小亞細亞"。此後的20多年裡，梁啟超關於"幾大文明古國"的說法，一變再變。
再後來（約1920年代），我國流行的"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把"小亞細亞"去掉了，換上了"巴比倫"，這個巴比倫——其實，這也是站不住腳的。
根據對於人類文明史的認識，應該承認，
過去流行的"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並不規範，不該說"國"而應該稱為"文明地區"。考古研究更表明，年代最古老的幾個文明地區是：西亞的兩河流域、北非的尼羅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流域。這三大地區首先出現了文字和青銅器，可稱為"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區"。而中國的甲骨文在年代上要遠遠晚於尼羅河流域象形文字和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夏商文明的年代，比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要晚2000-3000年。
"四大文明古國"之爭反映的是中國人深層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接受能力，也投射出了"自大文明古國"的歷史弊病。
另外，我們中國人常常為自己文化的連續性而自豪，一些人認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只有中國的文化沒有中斷、是連續的。——這更是個常識性錯誤。
實際上，尼羅河流域文明、兩河流域文明通過不斷交流，融匯到愛琴海文明、希臘羅馬文明的大海洋裡面去。其他古老文明也在歷史長河中，斷斷續續地交流、融合。
而古印度（婆羅門）文明、愛琴海文明（包括希臘文明）跟華夏文明，這三大文明傳承至今，並沒有湮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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