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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西方發達國家面臨著經濟增長疲緩、不平等現象加劇等一系列問題。面對歐美市場經濟體系的弊端，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曾產生過重要影響的經濟學家們卻似乎缺乏擔當，毫無作為。而曾經富有遠見的經濟學則似乎淪為一門極為枯燥乏味的學科。為何會出現這種窘境？2018年6月8日，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刊登了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埃裡克·伯斯納（Eric Posner）和微軟首席研究員、耶魯大學高級研究訪問學者格倫·威爾（Glen Weyl）的文章“How Economists Became So Timid”，對此進行了一番梳理剖析。
原文 ：《經濟學家緣何如此“膽怯”？》
周嶽峰/編譯
圖片 |網絡
18世紀末和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學科催生了社會學和政治學等現代學科，它與同時代的產物形成了鮮明對比。在當時，經濟學家們吸納了各種學術思想，他們既是哲學家又是社會科學家，而且他們認識到當代各種社會科學之間其實不存在任何隔閡。此外，他們自視為改革者，而且常常自視為激進的改革者。具有這種特徵的偉大人物包括
亞當·斯密、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和卡爾·馬克思等。他們及其追隨者尋找各種辦法，以求解決他們所處時代重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促成了大多數現代社會意識形態以及我們當下世界的大部分形態。例如，歐美激進人士幫助結束了君主制度並且擴大了公眾選舉權，歐洲激進人士和美國激進共和黨人的自由勞動思想幫助廢除了農奴制，併為各種勞資關係建立了新基礎，而20世紀初的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改革為人類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範圍最廣的共同增長時期奠定了基礎。
專業化令經濟學日漸式微
今天，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疲緩，不平等現象加劇。西方發達國家大多數公民都親眼目睹自己的收入十多年間徘徊不前的境況。他們對自工業革命以來一直支撐政治穩定的各種廣泛共享的社會進步承諾已喪失了信心。由於對現狀感到失望，美國、意大利以及其他國家的選民們紛紛加入各類民粹主義運動。
那麼，昔日這些曾產生過重要影響的經濟學家的繼承人如今在哪裡呢？如今，經濟學已分裂成一系列不同的學科，而其中沒有任何一門學科具有足夠的廣度、創造力或者勇氣來支持對於應付危機至關重要的改革願景。經濟學的消亡始於19世紀末。隨著學術界變得更加專業化和專門化，經濟學逐漸讓位於社會學和政治學等學科。到20世紀中葉經濟學處於最低潮時，經濟學家與其他相關學科的研究人員之間幾乎沒有互動。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
近代英國著名學者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和他最優秀的學生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故事，就是一個經濟學從一門屬於各種具有創造性的社會夢想家的學科向一門屬於各類技術專家的學科過渡的縮影。這對師生對這兩方面都有涉獵，對於出現的這種新轉變，他們也十分矛盾。在許多方面，
馬歇爾成為19世紀“政治經濟學家”的典型代表，凱恩斯推崇馬歇爾，認為他“既是數學家又是歷史學家，同時還是政治家和哲學家”，“像藝術家那樣遠離塵世，又像政治家那樣腳踏實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馬歇爾於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雖然成為幾代人學習經濟學的權威教科書，但是也標誌著對經濟學最初全面願景的徹底告別。馬歇爾致力於使得經濟學專業化並且最終縮小該學科的範圍。而凱恩斯儘管對概率論和哲學態度輕佻，而且對於轉變經濟政策提出了各種大膽設想，但是卻鞏固了經濟學家作為技術專家的地位。凱恩斯所倡導的宏觀經濟管理需要擁有專門知識的技術人員。相應地，在20世紀中期，人們目睹這一行業培養出一大批專業工作者：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和法學都是從經濟學中分化出來的。
激進改革建議難覓
這並不是說經濟學在凱恩斯之後就沒有孕育出任何新的意識形態。例如，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爾頓·弗裡德曼和喬治·斯蒂格勒等就對於鼓舞和界定羅納德·里根和瑪格麗特·撒切爾政治生涯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極為重要。就像之前時代的經濟學家們一樣，他們的視野依然比同時代的人更廣泛和大膽得多。不過，與以往的經濟學家不同的是，他們並沒有提供激進的社會改革或者創新。相反，他們主張回到在19世紀盎格魯—薩克遜世界佔據主導地位的制度。在這個時期，所有其他新奇的意識形態的形成和發展，幾乎都沒有受到經濟學的影響。
經濟學範圍的收縮具有多種形式。學術工作從政策設計轉向於將正式數學定理和嚴謹的實證分析相結合。即便是最關注政策和設計問題的經濟學領域，公共經濟學和機制設計，也傾向於尋求解決明確指定的問題，而不是解決與最務實政策相關的各種極為複雜的問題。
然而，恰恰在經濟學家們傾向於放棄富有遠見的社會理論之時，他們對於各種詳細政策決定所行使的權力卻不減反增。這種政策指導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它分享了經濟學家研究方法的狹隘性。主流經濟學家們所倡導的政策改革，幾乎總被等同於所謂的“自由主義技術專家治國”。經濟學家們無論是建議提高或降低最低工資，還是建議增加或減少監管措施，都是取決於他們的對外政治定位以及從自身研究中所獲得的證據。然而，他們幾乎從未提出如19世紀“政治經濟學”那樣的，徹底且富有創造性的變革。
讓大膽成為社會學科新口號
如何解釋經濟學家的這種“膽怯” 呢？與許多被賦予權力的職業一樣，經濟學制定了嚴格的內部紀律和規範，以確保權力的行使與社區標準保持一致。雖然包括斯密和馬克思等在內的一些政治經濟學家吸納了廣泛的哲學影響，但是經濟學卻變成了高等院校裡受管制最嚴和最墨守陳規的學科之一。通過對學術期刊、招聘和教學的控制，以及通過非正式地執行社區規範的方式，經濟學家們維持了方法論和政治上承諾的狹窄範圍。
結果是，經濟學在過去半個世紀里歐美興起的所有主要政治運動中幾乎沒有發揮作用，包括公民權利、女權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反墮胎政治等。它對於特朗普主義以及其他形形色色民粹主義的興起毫無準備，未能預測到其發展，就如同它未能預測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一樣。而且，直到最近，它對於
不平等加劇這一我們這個時代最具政治色彩以及道德上最令人不安的問題並不以為然。即便是經濟學學科近期為旨在無愧於自身傳統所做的一些工作，也都沒有成功。托馬斯·皮凱蒂所著的《21世紀資本論》，雖然被廣泛視為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的續篇，但是該書最終卻以半心半意地提議徵收一種全球資本稅收場。現代的斯密、馬克思或者凱恩斯究竟在哪裡？而其他學科也尚未能站出來填補經濟學瓦解所留下的空白。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在很大程度上避開了具體政策建議，而政治哲學家在提供理想社會大膽願景的同時，通常避免親自提供切實可行的政策設計細節。
對增加跨學科工作的要求儘管很常見，但是往往導致混亂。這些社會科學缺乏一種強烈的意願，以便重新審視知識傳統的各種根源，而這些根源已促成了當前這種彼此之間缺乏溝通和互動的“穀倉”制度。在這種制度裡，研究人員沿著熟悉的路徑逐步推進，提出適度的改革而不是重新設想基本制度。在經歷了長達數十年根本問題被忽視而技術和經驗見解持續積累的過程之後，經濟學家並不缺少可供使用的豐富材料。在一個受到不斷加劇的不平等問題和威權式民粹主義威脅的時代，我們希望是大膽，而不是謹慎，成為這些學科的新口號。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16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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