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重視角，成功形象
長期以來，對《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批評也不少。其中影響最大的，主要有兩種意見。我們不妨對此略加討論。
批評之一：“形象蒼白”。不止一位學者認為，劉備形象的血肉不夠豐滿，個性化特徵不強，顯得比較蒼白。確實，與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等劉蜀集團的主要人物形象相比，劉備形象是給人比較單薄的印象。其中原因，大致有這樣幾點：
其一，作為一位“明君”，儘管《三國演義》對劉備的描寫大多以史籍記載為基礎；但從上面的論述已經可以看到，在“仁德愛民”與“尊賢禮士”兩大特徵中，其“仁德愛民”的歷史依據和生活依據其實還相當有限。這就是說，對於廣大的普通民眾而言，劉備的“愛民”，更多的是一種願望，一面旗幟，甚至是一種姿態，一個口號，而實實在在的行動，真真切切的利益卻並不太多。算一算劉備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馬倥傯，東奔西走：赤壁大戰前，接連不斷地征戰，接二連三地挫敗，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籬下，他基本上沒有真正擁有一塊鞏固的地盤。赤壁大戰後，建安十四年（209）始稱荊州牧，擁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領兵入蜀；次年與劉璋衝突，經過兩年征戰，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與孫權爭荊州，二十二年（217）又與曹操爭奪漢中；建安二十四年（219）據有漢中，不久便失去荊州，損失大將關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稱帝，七月便率軍伐吳，次年遭到慘敗，再過一年病卒。可以說，他沒有多少機會去實踐“仁德愛民”的主張。再進一步說，即使他有足夠的機會，作為一個封建統治者，其“愛民”也只能是統治手段而非最終目的，不可能真正達到普通百姓的期望。通俗文藝作家對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難以在小說中把劉備的愛民寫得足夠生動感人。
其二，眾所周知，《三國演義》的真正主角是諸葛亮。除此之外，在劉蜀集團諸人物中，作者花費筆墨最多的乃是關羽。至於劉備，雖系劉蜀集團的領袖，卻主要是承擔“明君”的道義責任，而少有富於個性的言行舉止。這樣的劉備形象，不能不在相當程度上給人以“扁平”的感覺。
其三，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作者有意強化劉備的明君形象，淡化其梟雄色彩，不僅損害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而且降低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實際地位，使他少了幾分英雄之氣，卻多了幾分平庸之感。這樣，要想把劉備形象塑造得象諸葛亮、關羽、張飛那樣活靈活現，就難乎其難了。
應該說，羅貫中在塑造劉備形象時，因過於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藝術的辯證法，結果欲益反損，人物性格的獨特性和豐富性未能充分彰顯。
不過，換一個角度來看，在缺乏足夠的藝術積累的情況下，羅貫中能把劉備形象寫到如此程度，已屬難能可貴。只要把《三國演義》中的劉備與元代三國戲、《三國志平話》中的劉備加以比較，便應肯定羅貫中已經前進了一大步，其努力是基本成功的。
批評之二，“長厚似偽”。持此看法者不少，影響也很大，對此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呢？
其一，目的與手段、功利追求與道德嚮往的矛盾，使劉備難以避免“似偽”之舉。作為一代英傑，在天下大亂，群雄並起之際，劉備要想興復漢室，統一全國，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據者都像陶謙那樣以禮相讓，就只能奪取版圖於他人之手。既要奪取，機巧權謀都是少不了的。試以取益州為例。早在諸葛亮的《隆中對》中，就制定了“跨有荊、益”，伺機兩路北伐的戰略方針①，這關係到劉備集團的根本利益和奮鬥目標。但在佔據荊州之後，劉備對是否奪取益州卻一席有過疑慮：
（龐）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為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之後，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②
事情很清楚：劉備要麼坐守荊州，不再進取；要麼入主益州，取而代之。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那對劉備集團將是大大不利。所以劉備採納了龐統的意見。而在益州真正到手時，面對劉璋這位軟弱無能而心地還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劉備不可能毫無內疚。“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第65回）正反映了政治領袖人物在尖銳複雜的鬥爭中常有的矛盾心態。為了爭取人心，他們可以愛民，可以敬賢，卻不可能對競爭對手處處“長厚”。如果把這都斥為“詐偽”，就未免太書生氣了。
其二，《演義》對劉備愛民的描寫，確有過頭失真之處。如第41回寫劉備攜民渡江，見百姓扶老攜幼，哭聲不絕，劉備不禁大慟，這是合乎情理的，與他後來甘冒生命危險也不拋棄百姓的行為是一致的。但作品緊接著寫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這就太過頭了，反而顯得不真實。作者一心想美化劉備，但誇張過分，卻造成了“似偽”的不佳效果。
其三，《演義》第42回寫趙雲將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劉備手中，“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後人對此時有譏刺，民間甚至有“劉備摔阿斗——收買人心”的俗語，往往認為這也是詐偽。其實，在古代爭奪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將和重要謀士有時似乎比妻子更重要。劉備的老祖宗劉邦，在與項羽爭奪天下時，父親、妻子都曾當過俘虜；在兵敗逃跑時，又曾將兒女推下車，幸得大將夏侯嬰救起。不能說劉邦沒有親情，只能說這是在危急時刻的一種不得已。而《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明確記載，在遭受當陽之敗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三國演義》的描寫，堪稱這一史實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觀念有異，亂世英雄與普通百姓的選擇不同，對此不宜作簡單化的理解。
其四，對於劉備臨終託孤於諸葛亮之舉，《演義》第85回在史實的基礎上，寫得頗為動情。我在前面已經作過分析，這裡不再贅述。如果把這視為“詐偽”，不僅無端地貶低了劉備，而且也損害了諸葛亮的形象，我認為是不應該的。
總之，“疑似之跡，不可不察。”《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其言行確有“似偽”之處；但從形象的整體來說，其“長厚”基本上是真實可信的，“不是偽”。
結論是：綜觀中國小說史，在眾多的國君形象，尤其是開國之君形象中，《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不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後來絕大多數同類形象難以企及的。因此，儘管他還不是充分典型化的，但仍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藝術形象。（續完）
此說以魯迅先生的評判為代表：“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見其《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上）。
①見《三國演義》第38回。取材於《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②見《三國演義》第60回。取材於《三國志·蜀書·龐統傳》注引《九州春秋》。
作者簡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於重慶，原籍安徽廬江。1970年畢業於四川大學外文系。1980年參加經國務院批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招收研究人員考試，以四川省文學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歷任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南開大學教授、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會理事、四川三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系四川省學術帶頭人、四川省專家評議（審）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長期研究明清文學，主攻明清小說。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合著，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國演義辭典》（合著，巴蜀書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巴蜀書社1993年11月）、《三國漫談》（巴蜀書社1995年2月）、《三國演義》評點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國演義》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羅貫中和〈三國演義〉》（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三國漫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遊記》校注本（嶽麓書社2002年8月）、《圖說三國》（主編並撰文，成都地圖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說三國》（中華書局2005年12月）、《賞味三國》（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遊三國》（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國演義大辭典》（中華書局2007年7月）、《羅貫中與〈三國演義〉》（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國》（文匯出版社2008年1月）、《三國志通俗演義》校注本（文匯出版社2008年4月）、《三國演義（名家批註圖文本）》（鳳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校點《後水滸傳》、《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等6部明代小說。選編《〈水滸〉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1994年3月）。發表學術論文210餘篇，短評、札記、隨筆等230餘篇。其中，《三國演義辭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韓國出版韓文版；《三國漫談》亦在韓國出版韓文版；幾種《三國》整理本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譽為“沈本《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時期《三國演義》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被國內外同行譽為“權威的《三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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