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作家馬原帶著只有一位攝像師的攝製組，走訪了一百多位作家，回顧他們的八十年代，採訪對象包括孫甘露、王安憶、格非、餘華、史鐵生、韓少功等人。這一行留下了時長共計120小時的影像資料，文字出版成書名叫《中國作家夢》。然而，沒有一家電視臺願意購買視頻版權，圖書印數也很低，影響很小。此書在新世紀再版時，更名為《重返黃金時代》，明確地將八十年代的文學定義成了“黃金時代”。
這本書雖然仍舊沒有什麼影響，但八十年代是“黃金時代”的說法還是引起了文壇親歷者的共鳴。馮驥才去年在《收穫》上發表了長篇非虛構作品《激流中》，他寫道，“他（馬原）竟然用‘黃金時代’來評價那個時代。在文學史上只有俄羅斯把他們的十九世紀稱為‘黃金時代’。”馮驥才說，“我承認，我有八十年代的情結。不僅因為它是中國當代史的一個急轉彎，也是空前又獨特的文學時代。”八十年代的文學是如何發生發展的？八十年代果真是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嗎？
《重讀八十年代》一書日前出版，作者朱偉從文學編輯的視角出發，回憶和還原了他當年騎著自行車一家家上門約稿的情形，並重現了當年的作家們彼此交往與寫作發表的經過：當年的莫言，剛剛寫出了《透明的紅蘿蔔》，正在創作“紅高粱”系列；那時的餘華，從第一篇作品《星星》到《十八歲出門遠行》，經歷了一次“脫胎換骨”。
在這些單個的成名成家的敘述之外，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重讀八十年代》對彼時文學圈子與筆會的記述。圈子通常有固定的成員，在李陀家中，就是陳建構、鄭萬隆、馮驥才等人，他們經常見面，吃飯聊天，親密無間，也能從聊天中迸發出靈感。而筆會是更大範圍的、由文學期刊或出版社發動糾集起來的“官方”相聚，為了出作品評獎項，青年作家們朝夕相伴、同吃同住，討論起文學來，或者同聲應氣，或者面紅耳赤。
圈子
在《激流中》一文中，馮驥才憶起了自己在八十年代初經常去的地方，那是北京朝外東大橋一棟樓的十二層——李陀的家。比馮驥才更早去的是陳建功與鄭萬隆，李陀與這二人在“文革”工人作家中就是朋友。八十年代，陳建功憑藉“京味小說”出名，鄭萬隆則以“尋根小說”聞名，後來因擔任電視劇《渴望》的編劇而為更多人所熟知。這四人觀點相近、關係要好，形成了一個“小四人幫”。馮驥才說，與李陀要好的原因有二，一是他有“前衛精神和敏銳的藝術眼光”，二是他對文學有責任感，也是正因為這兩點，李陀才會成為現代文學的“推動者”和“佈道者”。
對於李陀的文壇位置，朱偉是這麼評價的：李陀，人稱“陀爺”，是牽連文壇四面八方的人物，不光作家找他，外地來京約稿的編輯和評論家也找他，而他的家，也就成了一個“文學交流所”。八十年代中後期，李陀擔任《北京文學》副主編，先後推出了餘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和蘇童的《桑園留念》。
李陀的家是凌亂的，被子常常不疊，書堆得亂七八糟，卻經常聚集著來自各處的青年人物。有一次，馮驥才在李陀家見到了一個“清瘦男子”，“脖子很細，戴一副圓眼鏡，”這人正是已經憑藉《棋王》轟動文壇的阿城。當時他正在跟眾人講述雲南馬幫的“溜索”，故事講到馬被綁在山谷之間的繩索上嚇得屁滾尿流的場景，眾人都笑得前仰後合。阿城講的這個故事，後來就成了小說《溜索》。在李陀的家裡，圈子聊天可以變成小說，無名之人可以一鳴驚人，馮驥才將之稱為“民間作協”。
作為“民間作協”，李陀家孕育著文學從圈子聊天向公共領域發展的生機，這不僅僅是馮驥才的觀察，朱偉在《重讀八十年代》一書裡也為“民間作協”的存在作了證。朱偉寫道，“在我的感覺中，1985年的文學革命是從‘圈子’裡開始的。”就像《溜索》源自於聚會聊天一樣，朱偉提到，阿城的名篇《棋王》也是在李陀家和陳建功、鄭萬隆吃涮羊肉時吃出來的。
在《1985》一文中，李陀本人是這麼回憶那次頗具文學史意義的涮羊肉的：“屋子小，桌子也小，大家只能緊緊地圍桌而坐，手和腳亂打架，很是不便，但是桌子正中那個閃閃發亮、冒著熱氣、把羊肉香和燃燒中的木炭香混在一起去勾人的大黃銅火鍋，使人興高采烈……”當時的阿城雖是“星星畫派”的成員，但已憑講故事出名。他當年在雲南插隊，就靠著給老插隊的講故事混些吃的，所講的故事段子裡竟然還有經典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當天的涮羊肉吃了一個小時，阿城才開始一邊吞雲吐霧，一邊慢悠悠地講起一個“下棋的故事”。故事講得精彩，李陀等人便催促阿城把故事寫成小說，後來，這篇小說經陳建功、鄭萬隆推薦發表在了《上海文學》上，這便是被視為“尋根文學”發軔之作的《棋王》。
八十年代文人之間的“圈子”怎麼來的？李陀在《1985》中提出了自己的解釋，他認為這種“小圈子”文學是新舊交替時代的產物。當時，人們對“集體主義”存疑，卻仍將寫作視作“集體事業”，所以組成了無數的“小圈子”、小團體、小中心。李陀寫道，不光北京有“圈子”，成都也有，詩人張棗就向他講述過，一個人寫好一首詩，坐火車趕到朋友家中，激烈討論徹夜未眠的橋段。
1985年通常被認為是中國當代文學的轉折點。這一年，中國文壇同時迸發出了“尋根文學”與“現代派小說”兩束光芒，誕生了韓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紅高粱》和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而更有意思的是，雖然同樣認可1985年的轉折點意義，可是，對於究竟是什麼構成了這一轉折，親歷者們懷有不同看法。
馮驥才說，“1985年，真正的中國文學的頭長出了一對漂亮的耳朵，一個是實驗小說，一個是文化小說。”也就是說，在他看來，實驗小說和文化小說共同推動了轉折。朱偉認為，韓少功那一年發表的《爸爸爸》《藍蓋子》和《歸去來》構成了1985年的文學轉折。而曾在“圈子”中心的李陀，則將文學轉折與小圈子聯繫起來，認為正是因為小圈子持續不斷地發酵，文學革命才發生了。他寫道：“我敢說在在1980-1984年那段時間裡，這種文學圈子遍佈中國大陸，無所不在。它們像無數狂熱的風柱到處遊走、互相激盪，捲起一場空間的文學風暴”。
友誼
李陀認為1985年文學轉折源於小圈子，毫無疑問是基於自己的經歷。當時，除了常來常往的鄭萬隆和陳建功，李陀家中還聚集著許多人物，其中一位就是作家馬原。在查建英與李陀的訪談中，李陀說起過與馬原的初遇：那是1984年的秋天，北京已經很涼了，他聽見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高個子的小夥，上身只穿一個背心，下身是一個短褲，“看得我渾身涼颼颼的，”這個人就是馬原，約好跟他來談他的作品《岡底斯的誘惑》（1985年發表於《上海文學》）。剛坐下來，馬原就以不容駁斥的口吻說，“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就是霍桑。”李陀不同意，馬原仍是以不容駁斥的口吻批評李陀，“你根本不懂小說！”
作家之間不光有毫不留情的爭論，還有親密無間的“協助”。李陀回憶說，有一次，張承志十二點敲開李家的門，就為了找一本英國作家傑克·倫敦的半自傳體小說《馬丁·伊登》，來幫助他的《金牧場》寫作。李陀穿上衣服幫張承志找到了書，還坐在一起聊了聊《馬丁·伊登》的寫作調子。在李陀看來，“那時候，人們沒有什麼privacy（私人空間）的概念，這恰恰是‘公共空間’形成的條件。”
李陀所舉的例子十分適合拿來印證八十年代作家之間的親切情誼，而這份友誼，他覺得，在後來的幾十年裡，漸漸淡掉了。“現在我們和朋友聊天的時候，已經很難再像80年代那樣：第一，可以直言不諱；第二，可是誓死捍衛自己的觀點，跟人家吵得面紅耳赤；第三，相信朋友不會為這個介意；第四，覺得這爭論有意義。”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他發現，“你說誰的作品寫得不好，有毛病，那個臉色已經不一樣了，你就知道這些話不是很方便說了。”
朱偉也十分懷念八十年代沒什麼“privacy”可言的情誼，他寫道，那時候人和人之間彼此很近，騎著自行車，不用打招呼，說到就到。在李陀家這個“中心”以外，朱偉還標識出了八十年代北京文學地圖的其他“散點”。這些“散點”不光是地理上的座標，還是情感上的聯結點。他這樣寫道：“那時，我和何志雲住在白家莊，張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在東大橋，李陀坐兩站公共汽車就到我家了。鄭萬隆住東四四條，史鐵生住雍和宮大街，阿城住廠橋……”
其實，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小圈子”和親密友誼並不專屬於八十年代。早在1948年，穆旦在上海霞飛坊巴金家裡也有類似的體驗，那時的巴金和蕭珊家也是“很不講究”，“又黑又煙燻”，但因為常有同學朋友往來，包括一幫西南聯大的“小字輩”如汪曾祺、黃裳、王道乾等人，便常常熱鬧非凡。穆旦還記得自己在巷口買油炸臭豆腐，帶回去大家一起吃。在二十幾年後，穆旦也懷念起了那時的情誼來，“由於有人們的青春，便覺得充滿生命和快樂。”同樣在場的黃裳在後來悼念巴金時，也講到了這一段“沙龍”年代，並引用靳以的話，將這一群環繞著女主人蕭珊的人形容為“衛星”。可以說，穆旦和黃裳懷念他們的“衛星”時代，與半個世紀甚至更久之後李陀、朱偉懷念起八十年代的友誼，本質上是相通的。
筆會
在“小圈子”密會之外，八十年代，筆會與創作班也是培養作家的一種方式。朱偉在書中提到，那時各地的作協和刊物都曾通過辦筆會來培養作家。1982年，朱偉所在的《中國青年》為“五四青年文學獎”徵文在桂林辦班，邀請了上海的陳村，還有江蘇的趙本夫、徐乃建，有些人卻沒有到——韓少功到了創作班結束才抽出身來相聚，陳建功也因為工作分不開身。
朱偉認為，筆會的好處在於可以讓作家們日夜廝混、談天說地，聽起來更像一個“人為催熟”的“圈子”。此外，筆會還賦予了作家在當地體驗風物的機會，朱偉回憶道，藉著當年的“五四青年文學獎”徵文筆會，這一群年輕作家也有了許多相處的機會——他們沿著榕杉湖散步，去南溪山、象鼻山看石刻，坐在靖王府的古城下、大榕樹下聊天。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一年，“五四青年文學獎”的“筆會”環境還沒有那麼優雅，只是簡單設於《中國青年》雜誌社的宿舍樓裡，朱偉把李陀和陳建功拉過來關門寫稿，為的是給他們一個安靜的環境。中午，他們三個一起“用調羹敲著飯盒到食堂買飯”。
桂林筆會的眾人如同一幅青年作家群像，朱偉寫道，有的作家已經在關注存在主義，隨身攜帶者索爾·貝婁的《洪堡的禮物》，有的作家熱愛深夜交流寫作，陳村是最不糾結、最不費勁的一個，他還申請要體驗生活，“去手術室看醫生做手術。”那時朱偉的工作就是給他們提出建議，逼出最好的稿子。
筆會是要出作品的。二十多天過去了，陳村一開始交的小說被朱偉斃掉，後來又在“逼迫”下交出了《花狗子嘎利》。陳村後來對朱偉訴苦說，“因受你壓迫，方知寫稿筆會的風險。後來再不答應參加要立馬交稿的筆會，不上當了。”陳村交上來的是一篇知青小說，卻被認為“基調太灰暗了”；朱偉只得說服陳村修改標題、增加議論，把“灰暗的調子”扭轉回來，才最終獲了獎。 可見，在筆會之中，不僅作者與作者之間可以彼此熟識，作者與編輯這種建立在監工與被監工基礎上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
此外，會議也是聯誼方式的一種。在李陀的回憶中，一次官方會議，不光有官方會場，還有回到房間以後的“會中會”和“會下會”，而這些藉著官方會議機會開展的“會下會”，對他們來說才是會議重頭。他寫道，人們會憑藉著平時的友誼在此找到自己的“圈子”——比如他會要求和陳建功、鄭萬隆住一個房間，他們之間的討論和會場上的內容完全不同。作家徐小斌也曾寫到過《十月》雜誌組織的一次“會下會”。會議結束時，一個身著軍裝的男孩主動過來找她，這男孩給她留下的印象是“帶點兒北京男孩特有的壞勁兒”、“（說話）連珠炮似的”，還有點兒“人來瘋”，這個人就是王朔。他們從會議結束一直聊到宿舍間，從王朔的《空中小姐》聊到亨利·詹姆斯的《螺絲在擰緊》，最後彼此留了地址和電話。
“在那些會上發表意見自然受限制，不過誰也不在意，因為散會之後回到房間，真正的討論和爭論才開始，常常徹夜不眠，”李陀一邊強調著“會下會”與官方會議的區別，一邊延伸了那些年那些小會的意義，“要是沒有這個空間，不要說 ‘新啟蒙 ’，就是主要由官方推動的 ‘思想解放 ’，大約都不可能發展，也不可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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