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Cīna詞源之謎

　　在婆羅門教經典《摩奴法論》中，Cīna被稱為墮落的剎帝利。[1]在密教文獻中，Cīna又被記為婆羅門聖者婆喜史多（Vasiṣṭha）接受灌頂的聖地。[2]梵文Cīna，一個糾纏著印度古史中許多疑團的詞，從佛典東傳開始，它又被許多譯經者視為古代中國的代稱，以至在敦煌寫卷《題梵詩》（伯3986）中，唐玄宗直接就把唐王朝稱為了“支那”。[3]

唐玄宗《題梵書》稱中國為“支那”（P. 3986）

　　然而，令人詫異的是，在《新唐書·西域列傳》中，屍羅逸多（戒日王）對把唐王朝稱為摩訶震旦卻感到困惑。與此相映成趣的是，唐人著作《王玄策行傳》把“震旦”之名置於吐蕃地區（《大正》53.332A），[4]而當時的吐蕃卻並不在唐王朝版圖內。這說明，古代印度人與大量進入中國的佛典譯經者對Cīna的理解是有差異的。

　　眾所周知，梵文Cīna是希臘文Sinae、阿拉伯文Sin、法文Chine、英文China等一系列域外語言的詞源，這些名稱在今天已明確無疑地用來指中國。因此，揭示梵文Cīna本義及其演化為整個中國代稱的過程，這對中西交通史特別是中印關係史研究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課題。

　　從印度文獻來看，Cīna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紀時就已經出現，而此時中國的第一個統一政權——秦卻並未產生，據此可見，Cīna最初所指稱的對象只能是古代中國的一個區域政權。當然，這些歷史背景對於最初接觸佛典的譯經者來說，未必全然瞭解。

　　隨著佛典東傳，西晉時期的月氏僧人竺法護（Dharmarakṣa，約229-306）首先把《普曜經》中的Cīna譯為了“秦”，成為漢譯Cīna的第一人。從西晉到唐初，大量佛經被譯介。在這一時期，人們雖未開始研究Cīna詞源。不過，這一時期出現的各類Cīna譯稱，卻也可以反映當時人們對Cīna內涵的理解。為了便於下文論述，這裡我們不妨先介紹一下這些譯稱。

西域民族是早期佛教東傳的主要力量（圖為于闐觀音像壁畫，圖：sohu）

　　由於早期各家譯師所遵循的翻譯原則不一，Cīna及其同源詞的譯稱在隋唐以前是非常混亂的。這些譯稱或據義譯，或按音翻，或音義兼採，顯得十分繁雜。比如，義譯類名稱就有晉、漢、隋、唐、神州等，音譯類名稱有止那、至那、脂那、支那等。此外，還有Cīna帶前綴mahā-的譯名，如摩訶支那、莫訶支那、摩訶支那、大支那、大振那等；有帶後綴-sthāna的譯名，如震旦、真丹、真旦、振旦等。

　　到了唐代，我國的一些佛教學者已經開始關注Cīna的詞源。十六世紀以後，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東西方交流日益頻密，這時著手研究Cīna詞源的中外學者越來越多。根據筆者的初步統計，歷代研究者就 Cīna詞源提出的觀點迄今至少已達34種。在這些觀點中，雖然有個別觀點（如“秦說”）影響力極大，但也並非沒有疑問。總的來看，學術界在Cīna詞源的認定上仍未達成共識，探索Cīna詞源仍然是中外學者普遍關心的問題。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就來概括地介紹一下諸家就Cīna詞源提出的各種觀點，並提出一點商榷意見。

二、Cīna詞源的34種觀點

　　以時間為軸線，歷代學者對Cīna詞源的研究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唐代到十六世紀），研究者以佛教僧眾為主，其參考資料主要是佛教文獻。在這一時期，由於研究者的材料來源較為狹窄，故其解釋多流於猜想，臆造之論甚多。這一時期出現的主要觀點有：

　　（1）日出之地說。唐道宣（596-667）《廣弘明集》卷十三言：“《婁炭經》曰，蔥河以東名為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大正》52.176B）法琳《辨正論》（《大正》52.525B）和《翻譯名義集》（《大正》54.1098B）亦有類似記載。

廣州光孝寺（圖源：tuxi）

　　（2）廣州說。義淨（635-71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捲上記載，距東印度鹿園寺不遠有支那寺故址，相傳是室利笈多（Śrīgupta）王為支那僧所造。夾註："支那，即廣州也。莫訶支那，即京師也。"（《大正》51.5B）又智升《續古今譯經圖紀》言中印度沙門般剌蜜帝（Pramiti）“展轉游化，達我支那，乃於廣州制旨道場居止。”夾註："印度國俗呼廣府為支那，名帝京為摩訶支那。"（《大正》55.371C）制旨，《宋高僧傳》作“制止”（《大正》50.718C）。制止道場即今廣州光孝寺，是六朝以來中國南方的主要譯經場。[5]

廣州象崗南越王墓銀盒（仿波斯銀盒，南越王墓博物館藏）

　　（3）無義說。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3《師資之道》夾註：“西國名大唐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大正》54.222A）智升《開元釋教錄》卷七夾註也說：“舊名真丹、振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州之總名也。”（《大正》55.551C）

　　（4）思維說。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本《華嚴經》第四十五卷《諸菩薩住處品》言，震旦國在甘菩遮和疏勒之間（《大正》10.241C）。慧苑（673-743？）《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卷下說：“震旦國，或曰支那，亦曰真丹，此翻為思惟，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計作，故以為名，即今此漢國是也。”（《中華藏》59.457B）“計作”，慧琳《一切經音義》作“計詐”（《大正》54.447C）。

華嚴經七處九會變相圖（敦煌莫高窟第17窟）

　　（5）衣冠文物說。澄觀（738-839）《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雲：“此雲多思惟者。《婆沙》亦云支那，此雲漢也。《西域記》雲大漢具雲摩訶支那，故真諦三藏雲衣物意，雲是衣冠人物之國，皆是義翻。”(《大正》36.603B)南宋法雲《翻譯名義集》亦言：“脂那，《婆沙》二音。一雲支那，此雲文物國，即讚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二雲指難，此雲邊鄙，即貶挫此方非中國也。《西域記》雲摩訶至那，此曰大唐。”（《大正》54.1098B）

　　（6）邊地說。此說已見《翻譯名義集》。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承此說：“種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則至難定，今人相率稱曰支那。案：支那之稱出於印度，其義猶邊地也，此與歐人之以蒙古概吾種無異，均不得為定名。”[6]

　　第二個階段（十六世紀至近代），研究者以西方學者為主，其參考資料除佛教文獻外，也旁及婆羅門教文獻、印度史詩和漢語文獻等。這一階段的最大特點是，研究者開始關注Cīna詞源反映的中西交通史背景，這標誌著Cīna的詞源研究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

　　（7）交趾說。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葡萄牙冒險家蓋略特·伯來拉（Galeote Pereira）因在中國福建從事走私活動而被囚數年。後來，伯來拉把他的經歷彙編成書，題名為《中國報道》。書中提出，中國的名稱China是由鄰近的交趾支那（Cochinchina）而來。伯來拉的觀點後來又被葡萄牙道明會士加斯帕·達·克路士（Gaspar da Cruz） 的《中國志》所引用，可參閱。[7]

　　（8）秦說。細審此說，又分為四：

　　其一為秦代說。此為秦說中提出時代之最古者。長期以來，學界均以此說首見於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國新圖志》。[8]事實上，這一觀點在1584年利瑪竇的一封信中已被提及。該信說：

　　中國是一個最古老的帝國，………他們在過去曾稱為“唐人”，而現在則稱“大明”。習慣上中國改名是根據朝代及王位的變遷而有變更，………接近托勒密時代，中國的朝代似乎為“秦”。那時曾有一位聰明又有威力的君王，他興建了許許多軍事城堡，而特別在北方與韃靼為界之處，築了長城，其長度真是驚人，特名“萬里長城”，歐洲人常稱它為“秦國”。[9]

衛匡國書中的“中國總圖”（圖源：《中國新圖志》）

　　其二為秦國說。法國鮑狄埃（M. Pauthier，1801-1873）認為，秦國在公元前一千年時已建國於陝西，上古西方諸國因聞其名而稱為支那。張星烺贊同此說，謂秦穆公時勢力或已達於今喀什噶爾、帕米爾高原。然而，因此說得不到西域考古證據的支持，張氏遂又推測秦之威名乃由商販而傳播至印度和中亞。[10]薛福成[11]、計翔翔[12]等則認為傳播秦名者為匈奴，溫雄飛認為是月氏或匈奴。[13]

　　其三為後秦說。法國沙畹（Chavannes，1865-1918）認為，秦國之名流行印度，乃五世紀初年後秦僧人法顯、智猛傳佈所致（原載《法國遠東學院校刊》第三卷）。[14]

　　其四為秦人說（此實系羌說），詳後文。

　　（9）晉說。此說首見於耶穌會士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的引述，[15]法國漢學家德經（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亦認為晉是支那的可能詞源。[16]2006年，鄭張尚芳教授著文提出，晉的古音比秦更合於梵文Cīna的發音。他說：“秦字古音*zin>dain，古代漢語一直念濁音，直到近代漢語方始變清音。”並且幾種古印度語文獻稱中國為Cīna，漢譯佛經作脂那、支那、至那等；又或稱Cinisthāna，漢譯作震旦、振旦、真丹等，也都明顯發清音。[17]

　　（10）日南說。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1833-1905）認為，西漢時中國與外國海上交通悉由日南郡（Jih-nan）而出，故支那原音即“日南”二字。[10]

　　（11）滇說。拉克伯裡（Lacouperie，1844-1894）認為，古代滇國地土廣大，國勢富強，為公元前中國對西、南諸國貿易的中樞。四川貨物無論是由印度販至西方的大夏，還是由紅河輸往南方的交趾，都必經滇國。西方諸國盛傳的Chin、Sin、Sinae、Thinae即由滇國轉音而來。[10]

晉寧石寨山11號墓青銅盒（仿波斯銀盒，雲南博物館藏）

　　第三個階段（近代至今），研究者以中國學者為主，其參考材料以漢語文獻為主，兼及考古材料。這一階段的特點是，觀點紛呈，其中有一部分觀點值得重視，但是由於中國學者大多對域外文獻掌握不夠，故逞臆之論亦頗多。這一時期出現的主要觀點有：

　　（12）瓷器說。1898年，翰林院編修徐琪《請廣磁務以開利源折》曰：“土之所出，以磁為真質。陶土為磁盈天下，萬國未有先於中國者。故印度以西，稱中國曰支那。支那者，瓷器之謂也。”[18]

青釉帶蓋梨形壺（不列顛博物館藏）

　　（13）茶說。

　　（14）絲說。季羨林教授《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引孔雀王朝月護王時期大臣考提利耶（Kauṭilya）《政事論》（Arthaśāstra）之文，指出cīna本指蠶絲，並用來指產絲之地。[20]

　　（15）綺說。1985年，沈福偉先生在初版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提出，商周以來的絲織品以文綺最為普遍和精緻，輸出域外的就是綺。梵文中有錦（Citra）、絹（Paṭṭa，netram）、綾（Priṅga）、繡（Sūcikarma）、絲（Paṭṭa）而無綺，故推測“支那”得名於“綺”。[21]

　　（16）繒說。李志敏先生肯定梵文cīna與絲織品有關，但認為其對音為繒，並引顏師古注“繒者，帛之總名”和《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的烏氏倮求奇繒物獻戎王事來作為自己觀點的證據。[22]

　　（17）粳說。民俗學家林河認為：“印度阿薩姆邦等地區住有中國南方的粳稻民族，種粳稻的民族自稱為Cīna（粳）。因此，阿薩姆邦等地區的粳民也自稱為‘粳’，印度人就是依照民族的語言稱他們為Cīna（粳）了。”[23]

　　（18）苗語“水田”說。1994年，石宗仁先生在蘇仲湘“荊”說的基礎上提出應從荊楚文化持有者苗族的語言中尋求答案。石氏認為，“支那”譯名實為“吉那”（或子臘、紀南），其中“吉”字無義，“那”字意為水田。吉那，意即“有好水田的地方”、“水田壩”、“水田之鄉”。“荊楚”的苗語意義即寬廣的田野，中心內涵與“支那”相同。[24]

　　（19）荊說。1936年，丁山教授作《吳回考》，提出“支那即荊蠻對音”的觀點。[25]1979年，蘇仲湘發表文章，也主張“支那”為荊。蘇氏謂《羅摩衍那》所載支那和外支那，“按其本意來說，它說的實際就是‘荊’和‘外荊’。它乃是以南部中國為主要對象，也就是以荊為主要對象，視之為中國的代表；而把居於北方與荊相抗衡的中原地區，放在遙遠的地位，視為前者之外的地區。”此外，蘇氏還認為，荊為顎音，秦為齒音，荊音更接近“支那”的本音。[26]

　　（20）齊說。溫翠芳博士批評秦說、滇說、日南說忽略了支那與絲產地的關係，而提出支那為齊的觀點。她認為，齊國是先秦時代主要的產絲區。齊地長島縣戰國墓出土有海南貝，而古印度同樣使用貝殼作為貨幣，這應當反映了早期中印之間存在海上貿易的事實。同時，《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記載了印度有不死仙藥的傳說，她認為齊燕方士到海上尋找仙藥就是受到了印度傳說的啟示。另外，齊字古音為Ci，南字佛經中常讀na。故Cīna一詞的原音當為齊南，泛指齊國南部，包括兗州、徐州等上古時代就很著名的產絲地。[27]

　　（21）成都說。1994年，段渝教授著《支那名稱起源之再研究》一文，力駁秦、荊之說，提出支那名稱本源與古代成都到印度的南方絲綢貿易之路有關。段渝教授結合廣漢三星堆、晉寧石寨山等西南地區考古材料提出，至少在公元前13、14世紀，蜀人與印度便已經存在交往關係。蜀布自成都由南中入緬印，《政事論》論中的“Cīnapaṭṭa就是成都絲，Cīna就是成（都）的對音”。[28]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洪、李誠認為，以絲綢為著眼點來考察Cīna語源的各種觀點中，“成都”說最為合理。[29]

三星堆銅貝（三星堆博物館藏）

　　（22）彝語“夜郎”說。199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王子堯、劉金才二位學者根據彝文手抄本整理的《夜郎史傳》。在該書中，夜郎的古彝文轉寫語作“ʑina”。澳大利亞學者傑夫·韋德（Geoff Wade）認為ʑina與梵文Cīna近乎完美地等同，由此提出夜郎說。[30]

　　（24）中國說。譚世寶教授認為，Cīna是“中國”的譯稱，是經西域傳至印度、波斯等國的轉譯詞，並解釋說：“Ci、Chi（支）等是‘中’字的首音部分的音譯，而na（那）本是漢文與西域語文的國、族的意譯再輾轉為印度等文字的無意義的音譯。”[32]

　　（25）姬說。此說是沈福偉先生在新版《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提出的觀點。沈氏謂，公元前5世紀出現在費爾瓦神丁頌辭中的Čini和古波斯文中的Činistan、Činastān是移居新疆和闐、葉爾羌、塔什庫爾乾等地周室後裔的自稱，也就是“周”國或“姬”國的對音。[33]

　　（26）昌南說。李光榮先生認為：“China系漢語‘昌南’一詞的音譯，‘昌南’即昌南鎮，是瓷都景德鎮的舊稱之一。……由於此地所產的瓷器早在名為昌南鎮的時期就已馳名中外，因此西方人將這種瓷器稱為CHINA（昌南），並進而以此來指稱產瓷之國——中國。”[34]

　　（27）太嶽說。關意權先生認為，《左傳》、《史記》中的“太嶽”合讀轉為“君”，其稱指各部族及其聯盟的總首領，可泛指中原或居住在中原的民族。從語音上講，支古亦讀“岐”，那古讀“諾”，riu>ru>nuo>nu四音可互轉，“太嶽”和“支那”均可讀成“岐諾”的音。曉、匣互轉，支那（Taingak）可音轉為“太嶽”（Tayac）。[35]

　　（28）傣語“銅錢城”說。徐作生先生認為，梵語Cīna一詞緣起於蜀身毒道上的支那城。支那最初的解釋是“銅錢”，百越語族的傣語一般以La（na）為詞綴，多為地名，則Kyi：na又可視為組合詞，意即“銅錢城”。[36]

　　（29）傣語“臘城”說。雲南學者李雲鵬認為：“支那這個詞最初起源於傣撣語，意為臘人之城。”今雲南德宏盈江縣有叫“支那”的地名，傣族學者管有成說：“在傣語中，‘支’的意思是城，‘那’的意思是‘臘人’。支那就是‘臘人之城’。” [37]

　　（30）長安說。

　　（31）巴比倫語”月神“說。杜而未教授《鳳麟龜龍考辨》認為，漢語的支那是指月亮，語源為巴比倫的月神Sin。[39]

　　（32）羌說。東漢劉平國龜茲石刻記有秦人狄虎賁、趙當卑、萬羌、程阿羌等諸名，楊憲益教授認為這裡的秦人即羌人。古代印度文獻記載的支那在雪山以北，“‘支那’一名的原字實為‘羌’。此字或作‘秦’，惟為種族名，與秦朝無關。”[40]20世紀初，塔里木盆地出土了大量佉盧文資料，其中多有提及Cīna者。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Cīna人分佈在塔裡土盆地的且末到尼雅之間，多從事畜牧，其名姓（如阿羅耶沙、缽訶羅、色耶尼耶）均難譯為漢名。根據這一材料，李志敏先生[41]和吳焯研究員[42]先後發表文章認為，佉盧文和梵文的Cīna可對譯為“秦”，但與秦朝無關。其中，李志敏先生認為，這裡的“秦人”是塔里木盆地的土著，吳焯研究員則認為是羌人。

劉平國龜茲石刻（清拓本）

　　（33）象雄說。上世紀八十年代，郭元興先生將《山海經》、《穆天子傳》和佛教文獻、古代波斯文獻等進行對勘，提出古代的支那大部在今西藏境內，並延伸至中亞瓦罕以南一帶。龍西江研究員在此基礎上提出，梵語文獻中的古支那即青藏高原歷史上的古象雄。[43]

　　（34）狼說。此說認為，絲物西傳，必經匈奴人居地。匈奴視狼為祖先，與匈奴語同屬阿爾泰語的蒙古語稱為“赤那思”，支那之名即由此演變而來。[44]

三、Cīna詞源的34種觀點之商榷

（一）“秦說”之商榷

　　上述諸說中，無疑秦說中的“秦國”說和“秦代”說影響力最大。

　　主張“秦代”說者，伯希和（P. Pelliot，1878-1945）堪為代表。[45]此說面臨的最大難題便是梵文Cīna出現的年代問題。秦始皇統一六國為公元前221年， 但Cīna在公元前四世紀末的孔雀王朝作品《政事論》中已經出現。雖然伯希和等力圖說明該書成書較晚，但更多的學者如英國史密斯（Vincent A.Smith，1848-1920）、德國雅各比（Hermann Jacobi，1850-1937）、美國勞費爾（B. Laufer，1874-1934）、印度夏斯特里（R. Shamasastry）和塔帕爾（R. thapar）以及中國學者季羨林（1911-2009）等均贊成該書是真正的孔雀王朝作品。[28]此外，伯希和文中提到的《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匈奴傳》等所謂“秦人”材料過去曾被認為是論證“秦說”的最有力材料，如今隨著塔里木盆地佉盧文書的出土和“羌說”觀點的出現也使得“秦說”變得不再可靠。

秦時期全圖（圖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02》）

　　主張“秦國”說者，張星烺教授（1889-1951）可為代表。段渝教授對秦國說曾做深入地辨析，指出其說之誤。張氏認為秦國之名西播靠的是商賈或者西北民族，然而中國史料告訴我們，秦國發展方向主要是自西向東，直到其統一六國，其西亦不過臨洮。至於計翔翔等學者提到的傳播秦名者或為匈奴，然而，匈奴西遷本在西漢武帝之際，故此說亦難立足。伯希和曾根據司馬遷對張騫在大夏見到蜀布的記載提出印度最初是從滇緬道得到中國信息的，[45]而古蜀在公元前316年為秦所滅，故又有饒宗頤教授等提出蜀布亦可稱為“秦布”，認為秦之名可由蜀人經滇緬道傳播至印度。段渝教授則指出，由蜀至印度，必經南中。而秦對於南中染指不深，政令不達、貿易不通，秦國聲名何以能遠揚於印度？並且，秦漢時期絕無“秦布”一名，而蜀布之名則享譽海內，二者是不能置換的。[28]

　　《政事論》把野蠶絲和出產於支那地的成捆蠶絲並列。“支那地”梵文作“cīnabhūm”，“成捆蠶絲”作“cīnapaṭṭā”，這說明作為名物的cīna確有蠶絲義。[20]此外，饒宗頤教授又指出，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和殷墟小屯、四川漢墓中均出現如束絲之形的符號，[46]這說明考古材料也可以支持cīna本義為絲的觀點。然而，秦地非絲綢原產地，此為秦說之又一難解者。

　　由上面對“秦說”的分析可以看出，凡所持證據晚於公元前四世紀以及與“絲”義對立的觀點都可以被排除，如茶說、瓷器說、昌南說、長安說、後秦說、粳說、苗語“水田”說、傣語“銅錢城”說、傣語“臘城”說、彝語“夜郎”說、巴比倫語“月神”說、狼說等。

（二）第一階段六說之商榷

　　第一階段之六說所出最早，但由於討論者所據材料來源狹窄，故其論多失嚴謹。雖則如此，但亦間或有傳襲此六說者。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其稍作辨析。

　　首言“日出之地說”。此說實據”震旦“二字附會而得，而震旦與真旦、振旦等譯稱同例，本皆屬Cīnasthāna音譯，故其誤至明。

　　次言“廣州說”。自佛教東傳以來，廣州即為西域僧徒自海路進入中國的主要港口，故對這些西域僧人而言，進入廣州即進入支那，並非因為廣州有“支那”之號。

　　再言“無義說”，筆者認為，此乃因唐人未明“支那”本義而以無義說之。

　　再言“思維說”，此亦不可信。思維的梵文作cintāna，與震旦（或譯作真丹、振旦等）的梵文Cīnasthāna音近，故此說當屬音近而義混之例。如慧皎《高僧傳》記載，鳩摩羅什之母將去天竺時，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大正》50.331A）顯然，如果Cīna兼有東土和“思維”之義，則此文難通；反之，如果把Cīna的“思維”義剔除，而把這裡的“真丹”視為梵文cintāna，則其義可解。

　　再言“衣冠文物說”，此論實蹈孔穎達注《左傳·定公十年》時所說的“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故亦不可信。　

　　至於“邊地說”，此說曾為列維、馮承鈞、夏曾佑等襲用，故當稍言之。筆者認為，此說之緣起實與古代印度雅利安人以自己為文明中心的觀念有關，而與Cīna本義無涉。在這種觀念下，中天竺被稱為madhyadeśa，意即“中國”、“中土”；或稱為āryadeśa，意即高貴者之居地，漢譯作“聖方”（見《南海寄歸內法傳》，《大正》54.222A）。與ārya（高貴）對應的是anārya，意即“不可接觸者”；或是mleccha，意即“野蠻人”，音譯則作“蔑戾車”、“彌戾車”等。與madhyadeśa對應的詞則是paradeśa，意即“邊地”、“遠土”。

　　在古代印度文獻中，Cīna人被稱為墮落者和野蠻人、Cīna被視為邊地的例子隨手可拾。例如，《摩奴法論》把支那人和希臘人（Yavana）、基拉塔人（Kirāta）等均稱為墮落的剎帝利。[1]史詩《摩訶婆羅多·奇車篇》亦有類似記載。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一些佛教信徒乃以天竺為尊，而稱支那為邊地。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稱：“支那國者，蔑戾車地，輕人賤法，諸佛所以不生，志狹垢深，聖賢由茲弗往。”（《大正》50.246A）又如《法顯傳》記載，法顯、道整等漢地僧人初至祗洹精舍時，印度眾僧稱之為邊國之人（《大正》51.860C），以至後來道整等不願歸國。《法顯傳》述及此事時說：

　　道整既到中國（指中天竺），見沙門法則，眾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嘆秦土邊地，眾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大正》51.864B-C）

（三）34種觀點的共同缺陷

　　上述三十四種觀點，有一部分業已被學界所否定。如日南說，拉克伯裡曾予以反駁；滇說，賈爾斯和張星烺曾予以反駁[10]；晉國說，薛克翹研究員曾予以反駁[47]；荊說，汶江[48]和段渝[28]曾予以反駁。在此，我們對這些觀點也不再具體討論。至於上述尚未做討論的其他各條觀點，若從以梵語文獻為主的各類材料所記載的Cīna歷史地理來看，其實也沒有一種觀點可以單獨成立。

　　根據《摩訶婆羅多》的記載，Cīna人經常和吉羅陀人（Kiratas）一起出現在東光（Pragjyotisa，即迦摩縷波）國王福授的軍隊中，此為有關於印度東部Cīna人的記載。[49]

　　梵語地理文獻《五十六國志》（Sat-pañcāśaddeśa-vibhāga）殘卷和《羅摩衍那》第四卷《猴國篇》記載，Cīna亦位於印度次大陸西北地區。[49]這些內容後又被收入佛教文獻《正法念處經》。印度學家列維（S. Lévi，1863-1935）據此認為，支那在蔥嶺一帶。[50]

　　此外，據英國學者西卡爾（Sircar）研究，梵語文獻中的支那亦在喜馬拉雅北部馬納斯魯峰（Mānaseśa，在喜馬拉雅山脈中段尼泊爾境內）之東南，摩訶支那則從吉羅娑山（Kailāsa，即岡仁波齊峰）薩爾朱河（即孔雀河）遠至蒙古。[49]顯然，這裡的支那包括青藏高原。

《摩訶婆羅多》中的支那在青藏高原（圖源：World Digital Library）

　　我們知道，按照傳統的觀點，青藏高原的政權納入中國版圖是在元代。然而，和梵語文獻一樣，唐代文獻也把吐蕃稱為“震旦”，如《法苑珠林》卷七引《王玄策行傳》說：

　　吐蕃國西南有一湧水，平地湧出。激水遂高五六尺，甚熱，煮肉即熟，氣上衝天，像似氣霧。……此泉西北六七十里更有一泉，其熱略等，時時盛沸，殷若雷聲，諸小泉溫往往皆然。今此震旦諸處多有溫湯，准此亦是鑊湯。（《大正》53.332A）

類似記載亦見於古代阿拉伯歷史學家馬蘇第（Al-Masʻūdī）的《黃金草原》：

　　恆河也是印度的一條河流，它發源於位於該國最為偏僻部分的群山中，即發源於中國（Sin）一側，緊傍由九姓烏古斯這一突厥小部族居住的地區附近。[51]

顯然，這裡的“Sin”和《王玄策行傳》中的“震旦”是相同的，二者均不當譯作“中國”。

四、餘論

　　由上可見，古代印度文獻中的Cīna既存在於印度東部，也存在印度西北部，同時還存在於印度北部的青藏高原。顯然，本文提到的34種觀點中的任何一種目前都還不能對此做出獨立解釋。

　　這裡之所以使用“獨立解釋”四字，一方面是因為Cīna本身涉及的歷史地理信息非常龐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筆者在研究三星堆的過程中認識到，Cīna的內涵有一個複雜的歷史演變過程。分析Cīna的內涵，需要我們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的結合中去把握。筆者認為，上述34種觀點中的羌說、絲說、象雄說、成都說其實都能反映出Cīna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的部分內涵；但若要對Cīna內涵的演變過程做出更清晰的描述，則還有待於我們對上述諸說做進一步地整合。

喜愛穿支那絲衣的溼婆神（溼婆之舞，荷蘭國立博物館藏）

　　在這一整合過程中，加強對東亞、中亞和南亞的跨文明研究，特別是中、印之間的跨文明研究是關鍵。事實上，中、印兩地存在的歷史聯繫已經引起了大量學者的注意。比如，李約瑟曾提到中、印兩地的二十八宿同源現象，[52]蘇秉琦曾提到中、印兩地共有的有肩石器文化現象，[53]饒宗頤曾提到中、印兩地的古文字刻符相近和相似現象，[54]江曉原曾提到中、印兩地的古代宇宙觀相似現象，[55]霍巍曾提到中、印共同的水稻文化現象。[56]由此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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