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代絲綢之路的樞紐，世界四大文明、六大宗教與眾多民族的交融之處。這座城市曾是繁華的商貿重鎮、文化中心，後來歸於沉寂，直到20世紀初，隨著藏經洞與壁畫、文物的重現以及大量國寶的流失，中國才心痛地發覺，敦煌需要合格的守護者。
敦煌研究院創建於1944年。常書鴻是研究院的創始人，開始了對莫高窟的管理與守護工作。常書鴻早年在法國留學，只因在異鄉偶見伯希和整理的敦煌壁畫圖錄，心旌搖曳，歸返敦煌，餘生幾十年就此在敦煌。段文傑於1984年接任第二任院長，擴建了敦煌研究院，在新時期繼續拓展研究、保護的各項事業，並且開始國際間的合作與共同研究。
樊錦詩在1998年成為第三任院長，花甲之年不解戰袍。在她的帶領下，敦煌研究院不斷引入先進的保護理念和技術手段，改善生態環境，實施整體、綜合、科學保護，拓展研究領域，加強國際合作，並且建設敦煌莫高窟遊客中心，建設“數字敦煌”的影像拍攝與數據庫工作，既推動了敦煌研究與文保事業的深入發展，也讓公眾與世界更加了解敦煌。2019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樊錦詩被授予“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這是國家最高榮譽。10月18日，汪德邁先生漢學獎頒獎典禮在巴黎金石美學院舉辦，樊錦詩是“汪德邁先生漢學獎”獲得者。
這部《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就是樊錦詩晚年的口述回憶錄，在2019年才剛剛完成，由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顧春芳整理撰稿，她們結緣於敦煌，因敦煌而成莫逆之交。
在這部作品裡，樊錦詩把她的人生經歷與敦煌的歷史、敦煌的文保工作串連，並且深情回憶師友諸朋，在常書鴻、段文傑之外，我們還看到宿白、蘇秉琦、季羨林、饒宗頤等前賢的身影，他們的人生都與敦煌密切相連，敦煌也因他們而更輝煌。
除了對敦煌歷史文化的梳理，與故人憶舊或學術探討，回憶錄最珍貴、最讓人感慨的，在我看來，是樊錦詩以樸素實在的語言講述的個人的一生，或者說，她所呈現的真實的敦煌人的悲欣哀樂。這部作品並不昂揚，而是真誠的袒露，因此而格外動人。
“其實我有幾次都想離開敦煌，”樊錦詩說道，“但是為什麼留下來，這是一個人的命”。
樊錦詩的父親是清華大學的土木工程高材生，受父親的影響，樊錦詩從小學業優秀，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她在1962年去敦煌實習，其間就因水土不服而疾病纏身，所以她並沒有畢業後去西北的打算。但在那時，她必須服從組織的分配，只能告別杭州舒適的家庭條件，與同班男友異地相戀。原以為，幾年後就能調離，卻始終無法成行。
在書中，樊錦詩屢次表達，愛人老彭為她所做的犧牲，她作為妻子、作為母親的不稱職，她與孩子分隔兩地造成的親情的疏離，她心裡有多少的痛苦啊，時代的烙印在一個人身上打下深重的痕跡，所有的敦煌人都有類似的經歷，《維摩居士大乘經》有言：“欲得淨土，當淨其心。”敦煌召喚他們前去，敦煌為他們敞開門扉，敦煌也欲索取代價，要他們以身為祭。
家庭與工作，個人與國家，如果無法兼得，要怎麼辦呢?如果沒有猶豫，沒有掙扎，沒有割捨，還能稱得上奉獻嗎?這種糾結與昇華，讓人唏噓，讓人感佩。
樊錦詩並沒有預料到自己竟然會在敦煌那麼多年。有過怨，有過厭，有激烈的手段，甚至脫崗半年，與丈夫小孩留在武漢。也就是離開，讓她越發看清她與敦煌早就難以分離。夜不能寐，心緒難安。樊錦詩想著自己的志願，想著陳寅恪先生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想著她的恩師，想著她的同事，他們同樣承受著傷痛，在蕩世流離，在荒漠埋骨。
因為“簡單相信，傻傻堅持”，就這樣，活在一塊土地上，日復一日，終究與它長成了骨肉。她在敦煌工作五十七載，由風華正茂的江南少女熬成了白髮蒼蒼的西北老婦，由懵懂無知的青澀學子進化為胸襟廣闊的淵博長者，執守、沉默，孜孜做事，與敦煌一起經受風霜雪雨，經受嚴寒酷暑，經受無望與希望，迎來涅槃，迎來重生。
這就是敦煌，與它的守護人。“此生命定，我就是個莫高窟的守護人。”(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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