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行疯癫
章疯、章疯子、大疯子、章神经等名头当然不是轻易得到的，可以说是他多年积积攒攒的成果，如与老师绝交；劝邹容坐牢；同黄兴打架；羞辱载湉（清皇帝）；攻击严复；误会唐才常；痛批康有为；驳诘蔡元培；对骂吴稚晖；冷对胡适；怪罪孙中山；臭骂袁世凯；强撑黎元洪；指责蒋介石；训斥张学良；调侃刘半农；讥讽毛泽东……章太炎指名道姓开骂的这些都是些赫赫有名的公众人物，这些人物中，像严复、蔡元培、胡适等有良好教养的文人一旦遭骂则据理力争，与章太炎吵得不可开交，结果或分胜负，或不了了之，即使用“疯癫”回敬，并不乏对章太炎的尊重与欣赏。另一些就不同了，他们都是些靠势力、武力说话的人，或自知理亏，或别有用心，绝不站出来为自己遭骂作辩解，不过，这些人有权有势，溜须拍马者多，他们就背后用“疯子”、“神经”反击，聊且保留一点自己的脸面。章太炎疯癫之名大略就从他们的嘴里渐渐流传出来。不过，真正导致章太炎疯癫广为流传的应当说是上海张园演说和日本东京演说两次。
从1897年到1913年，在上海张园有据可查的大型集会至少有39次，被誉为当时国民的思想启蒙与解放、觉醒与呐喊的中国“海德公园”。1900年，章太炎参加在张园举行的“中国议会”（中国国会），8月，章太炎当众“宣言脱社，割辨与绝”，那时候，割辨不留头，在场众人无不胆颤心惊，倒抽冷气。1903年，章太炎担任爱国学社国文教员，与他的学生邹容、张继和章士钊（时《苏报》主笔）4人结为兄弟，当时爱国学社每周到张园举行一次演讲会，章太炎几乎从不缺席，他的即兴演讲与他在课堂上讲学的风格完全不同，讲课时，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弟子许寿裳语），演讲的章太炎则一反常态，每次都是三言两语，画龙点睛，听得下面群情激奋。一次，蔡元培演说完，请章太炎上台，他竟不走演说台旁边的台阶，从演讲台正面翻身爬上讲台，高声说了“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就又翻下演讲台。蔡元培并不觉得奇怪，台下则楞了半刻，随即欢呼声一片，惊天动地。当时，上海张园是私人花园，但对公众开放，相当于现在的公园，买张门票就可以在里面游玩一整天，有吃有喝有的玩，章太炎他们的演说活动面对的也就是这些普通市民，因此，一传十，十传百，章太炎疯张的演说也就广为人知。
1906年7月，章太炎从上海西牢出狱，第三次流亡日本，中国同盟会总部在东京举行了盛大欢迎会，章太炎作了长篇演说。“兄弟自己承认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个个人人，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际。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吗？”这次演说的听众，主要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2000多人。章太炎不仅不忌讳自己“神经病”，而且邀请大家都和他一样有点神经病。但大家都很清楚，章太炎所说的神经病，其实不过是说一个人要有主见，要有思想，要对国家、民族有所担当。
这两次演说，章太炎给自己戴上了疯癫的头衔，形象生动，受众广泛，现场人们无不对章太炎疯癫印象深刻，确实也怪不得别人。
我们且用章太炎在国家政权一事的处理上来具体分析他疯癫的行为。
中国人治学一般不用从客观现实世界中去寻找、发现，那比较困难，还容易犯事，只用钻进书堆里，书堆则越是古老久远越好，把书钻研多了，用来对客观现实指手画脚，或自娱自乐，教书育人，或驯化民众，直至救国。大体如是，至今依旧。章太炎也没有脱离这个中国定律，他书读多了，就开始救国。
救国的事情同治学不一样，治学只用和古老的书籍打交道，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就可以，救国则不同，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非常麻烦，章太炎在救国过程中就表现得非同常人，让章太炎深信不疑的是，中国下至贫民百姓上至高官文豪，几千年以来，谁都对国家大权梦寐以求，而一旦国家大权落入囊中，却没见一个不是效法先王，大发淫威，鱼肉百姓，作践中华，不知多少次多少人为抢夺国家大权，使得中华大地尸横遍地，赤野千里，他们毫不足惜，相反，乐此不疲，引以为豪。
100多年来，关于章太炎的救国理念、方略、实践有过成千上万的解读、介绍，但无不建立在中央集权这个前提之下，所以，不客气的说，都是牛头不对马嘴。
章太炎救国首先是对满清政权的当权者不满，当他明白更换当权者无济于事的时候，他彻底否定了满清政权，1900年，他上书李鸿章、刘坤一，并发表《藩镇论》、《分镇》两文，明确提出了他的“分权独立”主张，10多年后，他又提出南北分权主张，1920年，他更明确提出“各省自治、虚置中央”是救国的唯一良策。
章太炎很清楚，那些可能占有国家大权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愿意接受他的主张，但他并不在乎这种明显的自讨没趣，而是拖着自己病殃殃的身躯，先是跑到广州肇庆游说两广都司令岑春煊，要求他收回成命，保留护国军军务院，这样才能让南方政权与北方政权相抗衡，避免中央大权独揽，结果，岑春煊并不买账。当孙中山在广州重新成立临时政府的时候，章太炎自告奋勇地跑到香港去游说广东督军龙济光，希望他助孙中山一臂之力，让当时的西南各势力拥护广州军政府，结果，龙济光并无主张。章太炎又直接跑到昆明去找唐继尧，唐继尧很听章太炎的话，聘了他为联军总参议，向四川、两湖用兵，占领了重庆、泸州，然后没有了下文，孙中山也从广州临时政府退出，南北开始和谈，把章太炎气得要死。1920年，奔波了三年的“自治”没有结果，章太炎并未罢休，正好湖南谭延闿通电全国，宣告自治，章太炎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亲临长沙，全力支持。11月，广东陈炯明响应章太炎也宣布自治。可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孙中山广州临时政府成立，宣布北伐。章太炎的自治主张终成梦想，中华大地依旧上演着章太炎最不想看到的几千年不断重复的故事，权力战争。
“各省自治、虚置中央”这事最典型地表现了章太炎处事疯癫的特征，笼统地说，就是别人都知道不可能做到，也都不想去做，但章太炎却不顾一切地去做，而且，体面不体面的方式都敢用上。恰如当初袁世凯称帝，我们都被告知全国上下一片欷歔声，而实际上，若非老天照应，袁世凯继续活着，全国上下必然山呼万岁。章太炎则四处演说、发文，直接跑去找袁世凯当面质责，拿个鞋底，骗人家说与袁世凯有约定，见了鞋底他就知道是谁也一定召见，结果，人没见着，被袁世凯软禁了起来。
由此可见，章太炎处事疯癫的背后，首先是他所行之事，同时代的人们闻所未闻，他必须倾尽全力去做，而且必须使用一些极端方式，否则就难以让别人接受。
大智大勇之人行事，特别是在毫无私心的前提下，往往行为极端，因为他深知非极端难以见效，而时间、精力、机会难得，必须使用极端方式才能够事半功倍，而况他所思所想，别人并无知觉，更需要极端才有可能取得别人的认可。
遗憾的是，前文说过，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梦寐以求国家大权在握，但像章太炎这样只为民族生灵着想的人，几千年来，我们被告知有很多，却并不曾见到几个真的。
更遗憾的是，章太炎一生做过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然而，似乎大都不了了之，并非他想做的事情错了，现在看来，错的并非他的主张、他的行为，而是，一个民族的命运。
当我们分析章太炎的疯癫言论，我们不难发现，他每一句出格的话，其实不过是道出了大家都不敢出声的事实。人们之所以说他疯癫，实际的目的要么是避嫌，如张之洞就是害怕祸及自己；要么是自嘲，如袁世凯就是自己难以下台；要么，并不清楚事实，随声附和，并不认识章太炎的人们大都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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