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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鄉禹州，因大禹受封於此而得名。禹州城的標誌建築就是大禹塑像，雖然大禹塑像是隨著城市建設和根文化的興盛而樹立，但大禹的形象早已深深地鈐印在每一個禹州人心中，成為禹州人遺傳的密碼和印記。
我從小生活在莊嚴的典籍記載、世俗化的神話傳說和隨處可見的歷史遺存浸漫的世界裡，這個世界真實而又虛幻。前三皇的黃帝、後五帝的大禹，禹州域名的緣由，標誌性建築古鈞臺，其磚雕對聯“得名始於夏，懷古幾登臺”，距離古鈞臺不遠的另一標誌性遺存禹王鎖蛟井，縣城西部因少康中興而得名的康城，不斷髮掘的上古、遠古的考古成果，它們伴隨著我成長的年輪，增添著我對故鄉的關注，也促使我不斷地思考著、追尋著我的根脈。
長大後，我從長輩的口中，慢慢地理清了家族遷徙的大概。我的家族是從山西老槐樹下遷徙而來的，屈指算來，不過二十多代300多年。一個巨大的問號一直在腦海裡晃動：我是中原的客家人嗎？先祖為什麼選擇了這一片貧瘠的山區，讓我們這樣世代飽受困苦的煎熬？經磨歷劫的人生難道是上天的安排？人生真的要“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幾年前回禹州，文化局的朋友邀我去看博物館。一列列的碑刻、石刻堆放在露天裡，任憑風雨的斑駁，每一件都印證了禹州的歷史和傳說，但最能引起我興趣的是瓦店遺址的發掘。言及此，博物館館長告訴我們：瓦店遺址是中國年代最為久遠、遺址面積最大的考古發現啊！他介紹說，專家學者一直對禹州是大禹開創的中華第一都城存疑，歷史的記載是“禹都陽城”，而陽城不在禹州在登封，至今登封一直沒有發掘出可稱為都城的遺址，憑瓦店遺址的年代和麵積，禹州就無愧於“華夏第一都”之稱。
館長的介紹閃亮了我的眼睛，但我還不能公開地引用這一驚人的考古發現，因為考古學界、歷史學界還沒有形成共識。對家鄉的關愛之情無論怎麼強烈，也不能代替專家學者縝密的鑑別與認同，而只能建立在後者的基礎之上，關愛才會更踏實。
瓦店遺址隨著國家的夏商周斷代工程而重新進入國家的研究範圍，印證著夏禹的傳說和記載。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無處不有，遍佈禹州全境30多處與黃帝和大禹有關的遺址，佐證著禹州華夏第一都的歷史記載。夏代從中華民族神話傳說的迷茫中掙脫出來，清晰地站立在人們面前。夏禹封國於禹州，夏朝立國於禹州，禹之子夏啟繼位於禹州，啟之子太康失國於禹州，太康之子少康中興於禹州，夏桀囚湯於禹州，夏代的歷史就鐫刻在禹州大地上，密藏於各處的遺址中。作為國家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肯定，禹州獲得了“大禹文化之鄉”的稱號。接著，又一驚人的發現在網上流傳。禹州一位青年攝影家用二十年的時間用自己的鏡頭，在具茨山上發現並記錄了中原地區罕有的巖畫和石刻，引起了各方的興趣和關注。
具茨山的巖畫和石刻具有國家級專家權威的解讀，這些神秘符號在專家的眼中是那麼活泛、生動，它們代表的是我國最古老的文字和最早的星象記錄，是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三皇曆代天文觀測證據；它們所代表的石刻地圖、河道圖譜、石雕水利模型，表現了史前某一特定時期，先民對於生存環境裡水流的基本態勢。河流格局的描述是在經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自然環境變遷之後，通過人類努力處置和順應了河流水系之後，對於自然環境和水利科技所做的時代概括和描述，也是中州先民經濟、社會、文化活動成果的歷史里程碑。大禹之前數百年數千年的災害、洪荒時期及抗爭自然環境的“史蹟”就在這星星點點的巖畫和石刻中。
瓦店遺址的發掘，喚醒和激活了我小時候清晰而又模糊的記憶，那些地名，那些神話，那些傳說，把現實和歷史有機地連結起來，穿越了歷史的時空隧道，活躍在我的心中，讓我重新打量故鄉的一切。
新的考古發現，對傳統的歷史結論提出了有力的挑戰。學者們犀利的眼光透過歷史的斑駁，從人們熟悉的歷史記載和掌故中，發現了那個怒折不周的共工，就是被歪曲、被塗抹的大禹的父親鯀。
共工和鯀的歷史地位和人生經歷幾乎完全一致，其罪名和命運也那麼一致，同樣用堙堵洪水的方法使天下受害；都是與顓頊、祝融部落有過矛盾——祝融本是顓頊之後，乃至被殺的悲劇英雄；其結局也相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鯀的部落乃夏部落，是黃帝有熊氏的後代；兩人都有一個平治九州的兒子，在當時能有幾個九州呢？共工與鯀的事蹟實際上只是同一史實在不同的氏族、部落、地域的分記而已，因對其治水的不同立場而形成判然迥異的記載。在“鯀”系統的傳說中，對“鯀”抱有同情態度，將他描述為一個治水不成的英雄，如《離騷》中就有“鯀婞直以亡身”這樣的說法；而在共工系統的傳說中，則將它描述為一個引發洪水的禍首。
其實，鯀乃共工的聯音或者急讀而已。在我的家鄉，類似的聯音和急讀至今還司空見慣，一個不叫一個而叫“yuo”，這個不叫這個而叫“zhuo”，那個不叫那個而叫“nuo”，就是被歷史學家所熟知的具茨山，恐怕也不為當地人所知，當地人叫作“jue”山。聯音和急讀好像是古代的傳統和習慣，就像突厥被叫作土耳其一樣。家鄉的這些聯音或者急讀還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徵，即全都是入聲，和廣東客家話一樣的喉音，帶著黃淮河的流韻，帶著歷史的遺風。語音其實也是歷史的活化石，破解歷史謎團的一把鑰匙，念轉的語音，也許就是一個字一個詞原來的本音，只不過被普通話的格式化忽略了。
當歷史被重新解讀時，覆蓋於歷史人物身上的冤枉服飾就被一層層地揭去，歷史的真相給了歷史人物新的結論。所謂鯀這樣的悲劇英雄，不是死於失敗，而是死於政治謀殺，他巨大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功績妨礙了堯要禪位於女婿舜所有意製造的政治童話和歷史進程，其人生悲劇其實就是華夏曆史令人扼腕的悲劇，可謂華夏民族歷史第一起政治冤案。
後世把對鯀治水失敗歸結為一個“堵”字，把禹治水勝利歸結為一個“疏”字，實在是把複雜的歷史給簡化了，把複雜的政治因素給簡化了。鯀創造了一種創舉意義的治水之法，加高河道的堤防，加高人民居住地即建築避水臺，此法至今仍為治理大江大河的基本方法。別說人定勝天，即使現代科學昌明、時代進步，人定勝天亦不可能。在中國的歷史上，黃河是由北向南移動的，一座逶迤而下的邙山阻擋了黃河南下的腳步，而定格於歷史的視野。明清以後，為保京城不受黃河的侵擾，在黃河北築起了一道巨龍般的防洪堤壩，堤壩區域一座座的避水臺，連結著滯洪區內座座村落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庇護著華夏世世代代的子孫們。一座避水臺，凝聚著具有人文意義和人文價值的巨大智慧，昭示著華夏民族遠古文明的光輝。
這一智慧仍在延續和擴展。
在歷史記載中，鯀是中華民族的城市之祖。且不說城市為人類考察古代文明的重要標誌，且不說城市對繁榮經濟的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在遠古生產力低下、“滔滔洪水，無所止極”的歷史條件和環境中，在防水、抗水作為基本國策的重中之重時，築城就意味著築起了一道當地百姓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的長城，大大增加了免受洪水侵害的保險係數。那道用黃土夯成的城牆，是一方百姓時代之福，是中華民族世代之幸，是民族智慧的再次彰顯，是遠古抗水英雄的傑作。
這些避水臺和城牆，首先出現在夏鯀部落所在的潁河之畔即淮河流域，繼而推廣之黃河流域的洛河、衛河之畔，淮河上游、黃河中游地區的百姓享受著夏鯀智慧的福祉和安康。汛期到，這些中上游地域的洪水繞過華夏部落的智慧城壘，一瀉千里直至豫魯接壤的廣大中原，滔滔洪水，滾滾濁浪，衝擊著中原祝融部落拒絕文明智慧之光的失誤，也衝擊著百姓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祝融部落奮起抗爭，其抗爭不是接收文明智慧之光的照耀，而是發動戰爭，迫使當時最高統治者帝堯採取使他們滿意的措施。堯在當今禹州城南的羽山畫地為牢，囚禁並殺死了鯀。
如此的以身殉職對於一位深受信任和愛戴的治水英雄至於嗎？公平嗎？中華民族第一位大詩人屈原在楚辭《天問》中憤憤不平地向上蒼髮出質問：“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鯀治水九載，治理川穀也頗見功勞，帝堯為何要對他施以殛刑呢？
帝堯在召集部落長推薦他的接班人時，部落長們首先推薦了帝堯的兒子丹朱，推薦的理由是丹朱“開明”，但立即被帝堯態度鮮明地否定了“不用”，否定的理由是丹朱太喜歡辨明是非了。第二個人選就是鯀，因為鯀善於團結號召民眾幹成大事，也被帝堯堅決否定了“不可”，其理由是鯀太善於宣傳，做事出人意料，“似恭漫天”，看起來很恭敬但實際卻欺騙上天。“似恭漫天”之說頗具豐富的潛臺詞：對上天尚且不敬，能尊重我這個天子嗎？
當其時，“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抗水、治水依然是基本國策的重中之重啊！派人治水呢？“皆曰鯀可”，但帝堯仍然不同意，很怪的理由：他這個人不聽話，在族裡的名聲很不好。不是適合不適合，而是看其聽話不聽話，即是不是服從、順從，是不是政治上保持一致！被儒家美化了幾千年的帝堯，和後世那些昏君用人的標準竟如此一致！可治水需要的是才幹啊！當時實在沒有比鯀更有才能更合適的人選了。《夏本紀》記載：“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帝堯不得已而答應，鯀閃亮登場了。
古之“賢”字，既有品德優秀、顧全大局、遠見卓識之意，亦有能力強、德望高而人不能及之意，“皆曰鯀可”即最有力的證明。
於是，有了保一方平安的避水臺；
於是，避水臺逐漸完善於城市；
於是，有了祝融部落的武力抗爭。
為什麼不學習上游成功的經驗，也為民眾築起防水的避水臺和城市呢？建築避水臺和城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祝融部落難道充耳不聞、無動於衷？難道避水臺和城市建造之初，祝融部落就沒有任何反映？難道以帝堯之“英明”，部落的反映還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難道抗爭非要動用武力嗎？中華民族是早熟的民族，不可高估當時的生產力，但絕對不能低估當時政治人物的政治智慧。其實，祝融部落的武力表達，給帝堯掃除帝位接班人障礙提供了很好的機遇。
以鯀的能力、資歷和威信，應當是帝位的最合適人選。但按照輩分，鯀卻是帝堯的叔叔，加之鯀不和帝堯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鯀所有的優勢都變成了接任帝位的劣勢，成為帝位接班人的巨大障礙。雖然帝堯已經否定了他，但他那樣善於宣傳群眾，誰知道他會做出什麼出人意料的舉動？
三皇時代，父傳子已是慣例。五帝時代的禪讓，亦有一代約定俗成的程序，接任者亦須禮讓客氣一番。帝堯當初否定丹朱，也許就是一種替兒子客氣而已，太喜歡明辨是非，並非什麼毛病啊？但說者有心，聽者有意，就那麼輕鬆地被徹底否定了。無可否認的是，帝位的推舉與否定理所當然關係著牽涉到部族的利益。兒子接班不成，退而求其次，帝堯選擇了可以作女婿的舜。
經過一番政治運作，黃帝的第八代傳人、黃帝次子昌意的七世子孫、連續五代皆為平民百姓，但具有高貴血統的舜出現在人們面前，帝堯用聯姻的方法，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一股腦兒賜予舜為妻，還說什麼這是為了考驗舜。鯀依然堅持著自己不和帝堯保持思想上、政治上一致的立場，試圖說服帝堯取消這一決定，結果可想而知，惹得帝堯大發其火，也顧不得維護自己溫和寬容的道德形象，斷然下手，“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於是，舜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國家的最高殿堂，“用事”二十年，代天子攝政八年，堯亡舜繼，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齣被儒家稱之為理想社會的政治秀完成了。那個為治水奔波九年的英雄，那個被祝融部落誤稱為共工者，那個極力推薦鯀的歡兜，同時進入了罪人的史冊，被歷史咒罵著，一直罵了4000多年。一切歷史都是統治者勝利的記錄，成王敗寇是歷史鐵的規律。
屈原在《離騷》中說：“鯀直以亡身兮，終夭乎羽之野。”性情耿直是他的錯嗎？難道可因言獲罪而致死嗎？
一位普洛米修斯式的悲劇英雄，一曲壯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歌。
歷史也有鯀被舜殺死的記載。《尚書》讓我們看到了帝舜政治的恐怖和血腥：“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在上演了受禪的大戲之後，舜就迫不及待地誅殺了忠於帝堯的前朝重臣，用殺猴給雞看的策略，來警告任何敢質疑其權力合法性的持不同政見者。
中國歷史的地名並非全是當今地名，據史學大師和歷史地理大師的考證，成為成語“崇山峻嶺”的“崇山”，即如今之中嶽嵩山，“三危”就是伊河、洛河源頭的白雲山，羽山至今仍然被我的故鄉人叫做羽山，幽州大致也應該在不遠的地方。對四個歷史“罪人”的處理也是耐人尋味的。夏鯀對帝位的威脅最大，一殺了之，永絕後患；歡兜是鯀忠實的推薦者，放逐於大山涼快去吧！數次叛亂的三苗其實最該殺，但殺之無益，還有可能激起苗人更激烈的反抗，必須挖斷他們反抗的土壤，遷徙至窮山惡水為良——白雲山的開發，僅僅是近幾年的事，山水旅遊的熱潮看重了這片古色古香的山水。這些充滿恐怖的地方，理應距離帝舜的都城都不會太遠，太遠就會失去有效的控制，有鞭長莫及之危。一系列的鐵腕處理，顯示了帝舜絕對是個“狠角色”，用家鄉話說絕不是個“瓤茬兒”。
史載堯晚年失德，舜接過了堯的帝位，也接過了帝國的爛攤子。在帝國體制尚未有後世可完全掌控全國的情勢下，最高帝位也往往會受控於政績的大小優劣。洪水氾濫經年，一片汪洋澤國，人民幾為魚鱉，洪水的治理既是穩定天下的籌碼，也是禍亂天下的淵源。大禹在帝堯時曾被“舉”而未用，坐了幾年冷板凳，現在倒是可作為“可美帝功”的政治棋子啟用了，四方部落的推薦也同時給帝舜和大禹提供了機遇，大禹坐在了總理國事的位置上，開始了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艱苦歷程。
治國必先安瀾，“平水土”成為大禹終生的歷史責任。懷抱血海深仇，牢記父親因治水不成而被誅殺的教訓，司馬遷《史記》中記錄著大禹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勤儉勤勉的歷史形象——“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而不入。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域；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攆；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九”者極數也，概言大禹之足跡遍佈九州四方，居然不能回家溫敘天倫親情，好辛苦的十三年啊！
揹著丈量用的準繩，帶著計算用的規矩，成年累月地奔波于山川原野，輾轉於河流丘壑，這是一種何等高尚而又空前絕後的領袖形象啊！十三年辛勞不尋常，終於換來了“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四方朝貢，諸侯臣服”，“眾民乃定，萬國為治”，“天下於是太平治”。天下者眾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大禹以功以德而服天下，接任帝位，已是順理成章。
《史記》的記載中沒有疏導的字樣，但“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不就是導流歸海嗎？可以想象，大禹決不會擯棄鯀加固堤防、建築避水臺和建設城市的成功經驗，洪水按照華夏民族的意志流入了大海，又有了穩固的堤防，有了避水臺，有了城市，民眾怎麼會不定，各部落怎麼會不治呢？天下怎麼會不太平呢？大禹在開通水道，疏導洪水時，一定會在祝融部落群居之地引導民眾加固堤防、建築避水臺、建設城市，現如今遍佈黃河灘區、滯洪區的避水臺和一座座城市，不就是大禹推廣之功嗎？不就是夏部落文明的傳承和體現嗎？加固堤防和疏導河流，再加上避水臺和城市，形成了完整的治水思路，治水和發展，成為華夏民族繁衍生息、發展壯大的雙翼。如果說建築避水臺構築堤壩是生存之法，建設城市就是發展之道了。夏鯀和大禹合兩代人之功，留給了華夏民族生存、發展的智慧。
如今，避水臺在我的家鄉已不復存在，但城市仍在，避水臺的有力佐證仍在，這些有力的佐證就是寨子和墓冢。黃帝大臣大鴻的山寨巍然屹立於禹州西部，這個山寨就叫大鴻寨，遠遠望去，蒼蒼茫茫，依稀可見。每當天旱無雨，人們眺望最多的就是大鴻寨，希望雲朵給大鴻寨戴上帽子，有一婦孺皆知的俗語叫“大鴻寨戴帽，長工歇覺”。是夏鯀從大鴻建寨受到啟發而建避水臺和城市，還是後世的大鴻寨部落受到建城的影響而建寨？這些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是黃帝族群智慧的結晶和象徵。
瓦店遺址位於潁河之南，其所處聯接著逶迤而下的山崗和平原，瓦店以東便是沃野千里的黃淮海平原了。小時候隨大人進城，一路東下山崗，進入平原地帶，常為路旁那一座座不規則排列的高大土堆感到不解和迷惑：這些大土堆種地不礙事嗎？當地人告訴我，這是漢墓。墓葬幹嘛要起個大土堆呢？後來看史書，知道了“起土為陵”。“起土為陵”難道不是避水臺的借鑑和繼承？平原地帶防水為要。整個漢代皇陵，不都是“起土為陵”嗎？這難道對先祖的生存智慧和創新理念不具有重要的紀念意義？避水臺，華夏民族賴以生存和繁衍的基礎，華夏民族的智慧根基。
也許是夏鯀死得太冤枉了，受益於避水臺和城市的上游部落民眾難以忘懷夏鯀；也許是大禹的歷史功績太顯赫了，受益於大禹治水九州四海民眾感懷大禹；華夏曆史在大禹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始社會的民主和禮讓程序雖然依舊執行著，堯讓天下於舜、舜讓天下於禹，舜曾避堯之子丹朱、禹曾避舜之子益，堯舜之子都沒能得到帝位，大禹的兒子啟卻繼承了帝位。啟繼承帝位的理由頗耐人尋味，《史記》說“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對啟的評價和當初對鯀的評價竟如此一致，啟早已成為繼承帝位的合適人選，但啟之賢並不見於史載，治史嚴謹的的司馬遷並沒有為啟單獨立傳，用對鯀的評價來評價啟，不是對鯀的肯定和懷念嗎？各地諸侯擁戴啟的態度和立場竟是那麼鮮明，“吾君帝禹之子也”——我們擁戴的是帝禹之子！這是否也隱喻著各地部落對堯舜一定程度的否定呢？
《史記》中還有耐人尋味的記載，即禹繼天子位後前所未有地產生了自己的國號，“國號曰夏後”。顯然，這是“家天下”的預告。啟繼承大統，也絕對是對大禹進一步的肯定。
如果說夏鯀和大禹的治水創舉具有巨大的社會和人文意義，國號的產生、夏朝的建立則具有鮮明的政治和歷史價值——原始社會所謂的禪讓制走完了它的歷史行程，被世襲制所替代，且歷九世而不變，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和社會形態呱呱墜地，華夏民族進入到一個嶄新的時代，中華民族的新紀元開始了。
當今的禹州人都說自己是從山西老槐樹底下遷移而來的，歷史的記載中也確有黃帝部落遷徙的記錄，來來往往的遷徙是遠古氏族生存、延續的一種重要方式。浩浩蕩蕩的人群跟著部落首長漂泊在歷史的時空之中，尋找更適合生存與發展的土壤，用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勇於創新的智慧開拓著自己的未來，也開拓著建造著民族的精神家園，起於禹州最終又回到了禹州，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譜寫了民族華麗的新篇章。
這不就是中華民族也是每個華夏子孫的根脈和遺傳嗎？每個華夏子孫不都應該繼承和光大這種精神和智慧嗎？這難道不是華夏子孫們應該承擔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責任嗎？
作者:閆敬業 禹州人，現為《河南日報》高級編輯。曾採寫報道過一系列先進典型，如扶溝集約農業、京華道路、上街現象、漯河文明城市建設、周口鄉鎮企業之路、林州紅旗渠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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