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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郎朗跟周杰倫學鋼琴的視頻在微博上火了。看完倆人跟演小品似的一唱一和，大家都很期待，郎朗什麼時候會教周杰倫唱歌。
周杰倫教郎朗彈鋼琴
其實，郎朗拜過很多位鋼琴老師學藝，他們有的是古典音樂界的大師。在本刊2019年第11期封面《郎朗：天才的冒險》中，郎朗拜師記是其中內容之一。以下內容為文章節選。
對郎朗來說，跟鋼琴家、指揮家巴倫博伊姆大師的學習對於他打開歐洲市場至關重要。他希望自己不僅能彈好東歐斯拉夫作品，還能彈好西歐的德奧派作品，這需要跟隨德奧派藝術家學習。他跟艾森巴赫學習了舒伯特的全套曲目，比如四手聯彈的幻想曲，迴旋曲和幾首大奏鳴曲。他還很想跟一直仰慕的巴倫博伊姆學習。他的經紀公司給巴倫博伊姆打了電話，得到回覆說再等十年。
2002年，郎朗與指揮家洛林·馬澤爾第一次亞洲巡演，在林肯文化中心演奏拉赫瑪尼諾夫第二協奏曲。馬澤爾是位天才人物，8歲就指揮舒伯特的第八“未完成”交響曲，9歲在好萊塢指揮洛杉磯愛樂樂團，11歲指揮托斯卡尼尼的NBC交響樂團和紐約愛樂的演出。他有強大的圖像記憶能力，所有曲子都在腦子裡，排練的時候不用譜，揹著也能指出第幾章第幾個小節需要再來一遍。演奏開始之前，他神秘地告訴郎朗，今天有個重要嘉賓會來，是他一直想見但總見不到的人，“今天我把他叫來了，你要好好彈”。
那場音樂會很成功。音樂會結束後，後臺門突然開了，走進來一個人，正是巴倫博伊姆，原來馬澤爾說的神秘嘉賓就是他。巴倫博伊姆告訴郎朗，以前聽說過他，但覺得他年齡小，今天聽發現他“有點東西”。郎朗問巴倫博伊姆，是否可以拜他為師，大師同意了。
鋼琴家、指揮家丹尼爾· 巴倫博伊姆， 現任柏林國家大劇院藝術總監（圖 | 視覺中國）
那場音樂會之後，郎朗12月就踏上去維也納拜師學藝的路。初到維也納的情景還清晰得就像昨天。“正是聖誕節前夕，維也納漫天大雪。去維也納金色大廳看完巴倫博伊姆的音樂會，我們一起吃晚飯，第二天就開始在斯坦威小音樂廳上課。第一次上課的晚上，我課前興奮得吃不下東西，課程結束後去買了個熱狗吃。看著夜晚莊嚴靜謐的斯蒂凡大教堂，湧上來一種幸福感。我感到人生有了新的開始，我會被歐洲承認的。”
第一次上課學的是門德爾松，還有一點柴可夫斯基協奏曲的段落。後來又陸續學了貝多芬協奏曲，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協奏曲，舒伯特的奏鳴曲，《哥德堡變奏曲》也學習了一部分。郎朗的彈法是俄羅斯學派打底，使用大臂比較多，剛開始學新的彈法，有點彆扭。“上來就練手型。巴倫博伊姆說，我需要新的手型，新的彈奏方法就得用不同的肌肉來彈，特別是手掌外側肌肉，手指的肌肉也得練。德奧作品是用手腕和手來演奏的，而用氣息來控制手。”
那6個月，郎朗不停地琢磨巴倫博伊姆那種和自己不同的聲音是如何發出來的。“它很理性，感情抒發是在線條裡，是一條線上縱向的藝術。俄羅斯學派你的手得稍微離鍵盤高一點，才能產生它需要的振顫。德國音樂則更多像地面戰，手穩穩當當，很少抬高，力越均勻越好。德奧派的浪漫是規則性很強的浪漫，在一個框架裡實現，和我們中國人習慣的靈活性不同。”演奏有想象力和悟性是不夠的，最終都得落實在手上實現，這是它非常身體性的一面。肌肉運動方式調整過來很痛苦，“開始改得都快找不到我自己，只覺得彈得很緊，發木。彈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找到感覺”。對音樂有了新的理解，肌肉也找到了新的運動和表達感覺，一些多餘的動作自然就消失了。
他慢慢發現，這種緊其實是一種鬆弛，一旦有了規則就可以實現高度的自由，在松和緊之間收放自如。這個時候聲音的確變了，尤其是彈貝多芬的時候。郎朗的手長了很多肌肉，力量更聚集，而且知道該在何時何處精準爆破，不再濫用力量。
郎朗（攝於2008年） 圖 | 視覺中國
郎朗對音樂內部有了新的觀察。“貝多芬的音樂一個階梯接著一個階梯，越去發揮它的單音越背離它的本意，追求旋律就如緣木求魚。它是靠整體和聲來打開神秘的古典風格大門的，而勃拉姆斯可以說是貝多芬的一個延伸。”來維也納之前，他以為自己會在音樂的感性方面領悟更多，提升精神。
真正開始學了，他懂得音樂是理想化的精神性存在，但同樣重要的是，音樂的結構和形式本身有時超越了這些，正是這些如鋼筋混凝土的東西構築起音樂的堅實大廈。他也學習呼吸，“何時緊，何時松，什麼地方是句子的最高點，這些就像游泳換氣一樣，非常基礎。巴倫博伊姆既是鋼琴家又是指揮，對音樂內部的構體研究得細緻，在呼吸處理上極其有說服力”。他認識到“情感”之外，還有對理解音樂性來說同樣重要的要素：知識。某些時候，知識能夠補足和創造情感。“就像彈貝多芬奏鳴曲，當我們開始思考時，首先需要解決‘怎麼思考’這個問題。怎麼彈，從哪些方面去想，句子怎麼表達，如何換句？這就是細緻的理性成分，而不僅僅是情感。在這些問題上思考到一定程度，才會彈奏出‘夢幻’的感覺——產生夢幻的感覺需要大量知識和技術做支撐，對鋼琴來說，它不能僅停留在想象中。”
給郎朗上課的時候，巴倫博伊姆總是叼著大雪茄，不斷地問：“郎朗你聽明白沒有？知道怎麼彈了嗎？”郎朗說“我快得哮喘了”，巴倫博伊姆就像完全沒聽見，只管敦促他。巴倫博伊姆是不容反駁和爭論的，很嚴格也很威嚴，有時會直接說“你這麼彈是地道的，那麼彈就是野路子，自己看著辦吧”。郎朗說：“有時候我很怕他，比小時候怕我爸還嚴重，他說話分量很重，有時讓我感到自己不是自己，但我又從心裡佩服他。”巴倫博伊姆叫郎朗“胖猴子”，因為郎朗學習能力很強，一學就會。有時他會給郎朗打電話留言：“我在柏林動物園丟了一隻胖猴子，我想他了。胖猴子在哪呢？快點給我回電話。”郎朗在柏林生病期間住在他家，巴倫博伊姆為他請來醫生。於是，在柏林的陰雨天，郎朗躺在老師家裡，聽他練習令人沮喪的李斯特《葬禮》，好在也能吃豐盛的美食。
郎朗 （圖 | 視覺中國）
郎朗在柏林住了很長時間。在美國的時候，音樂氛圍是國際化的。它是個多民族聚集的國家，雖然各個民族都有相對集中的聚居區，但民族特性並不突出。在德國住下則是完全不同的體驗，能夠更強烈地體會到德意志民族的整體精神氣質。他遊覽漢堡、科隆、慕尼黑和萊比錫等地的博物館，拜訪巴赫、門德爾松和舒伯特的故居，想象巴赫創作時在一樓仰頭聆聽樂手演奏的聲音從二樓高處傳下來的情形，也看到門德爾松極為工整的水彩畫，和他音樂裡矜持、淡泊的古典立場呼應。在波恩的貝多芬博物館，他看到很多貝多芬交響曲和奏鳴曲的原稿。博物館的文獻管理員是個嚴肅的學者，他對郎朗說，“有些自以為自己很偉大的鋼琴家、獨奏家和指揮家，都應該來看看原稿”，讓郎朗很受啟發，“這位管理員離作曲家更近一些”。那一次學習之後，他自己感到一個新的郎朗誕生了：“他原來很感性，現在理性一些”；“雖然在舒伯特、莫扎特、貝多芬和海頓的作品上，他還有很大差距”。
跟巴倫博伊姆學習之後，2003年，他與巴倫博伊姆指揮的芝加哥交響樂團錄製的《柴可夫斯基、門德爾松協奏曲名錄》成為他的第一張暢銷唱片，在“公告牌”古典音樂排行榜上連續十週第一名。2004年，柏林愛樂樂團的指揮西蒙·拉特爵士將郎朗第一次帶到柏林森林“柴可夫斯基之夜”音樂會；2005年，他與祖賓·梅塔和他指揮的維也納愛樂樂團在美泉宮合作“為了歐洲”音樂會。他打開了德奧市場，在這兩個國家一直很順利。
（本文節選自《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11期封面故事，點擊文末封面圖即可一鍵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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