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電影《晝顏》由西谷弘執導，由上戶彩主演，齋藤工、伊藤步、平山浩行共演。

該片是2014年電視劇《晝顏》的續集，故事發在電視劇情節結束的三年後，講述了已經恢復獨身的紗和偶然與曾經的出軌對象北野重逢後再次陷入感情漩渦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甲乙丙丁四方簽下的合約後：乙搬家，轉職，與丙永不相見。不通過郵件，電話，書信等任何手段聯絡，也不會發生不忠行為。

紗和搬到了海邊，去了一家海邊餐館打工，以純良的姿態生活了三年。然而，命運就是這麼愛開玩笑，她在翻閱傳單時，看到北野裕一郎即將在橫濱理科大學進行“螢火蟲發出的奇特光芒與人類間的關聯”的演講通知。

她偷偷去聽他的演講，屏幕上裕一郎寫下螢火蟲“一夫一妻制”刺痛了她的心。

演講結束後，紗和去了裕一郎在演講時提及的“三濱自然公園”，遺憾的是兩人一個在車上，一個在車下，最終擦肩而過。

他們心照不宣常去公園，最終再次相遇，兩人採取與“自言自語”的方式，訴說對對方的思念，不交換聯繫方式，沒有任何身體接觸，只是在公交上離別時，通過哈氣在玻璃上留言的方式，寫下下次見面的時間。

在裕一郎送紗和回家時，下車後遇到了乃里子——裕一郎的妻子。乃里子將他們帶到房間，提出讓兩人當她面交配，才會放過他們。在爭執推搡中，紗和跑回了家。

兩人次日又在公園相遇，這次兩人吐露心聲，裕一郎承諾離婚。

裕一郎明明休假了，卻藉口去學校，整日在家。紗和跟蹤他發現他與妻子乃里子在一起。

與此同時，裕一郎發現紗和與店主杉崎常去海邊並對他有所隱瞞，兩人之間開始產生裂痕。

紗和去乃里子家尋找裕一郎回家的真相，意外發現乃里子受傷了，因此裕一郎回家照顧她，兩人“冰釋前嫌”。

紗和和裕一郎也彼此解開心結，裕一郎偷偷去買了戒指，兩人約好明日登記結婚，並去看螢火蟲來慶祝。

裕一郎找妻子去拿離婚協議書，紗和穿上畫有花晝顏的和服與店員們一起參加鎮上舞會。

乃里子執意要送裕一郎會三濱，在路上，她質問為什麼選擇的是紗和不是她，在聽到裕一郎

回覆“我只是單純地喜歡紗和”後，最終，她選擇撞上山崖。

原來，她之前的傷是選擇跳樓時，自殺未遂而留下的。

煙花聲與車墜下山崖時的撞毀聲融為一體……紗和不知道，她再也見不到裕一郎……

她去找乃里子，乃里子獨活，在她面前自豪且驕傲說著，“他最終回到了我身邊”，“我會恨你一輩子”……

她無法面對裕一郎去世的消息，整日萎靡不振。她不願意獨活，選擇臥軌。

在軌道上，她看到了留在指尖的螢火蟲，彷彿戒指一般，她想起了肚子裡兩人愛情的結晶，新的小生命。最終，她選擇活下去。

在結尾中，郊遊的小男孩與女孩在公園中找到了戒指，了卻了遺憾……

導演將不倫之戀拍得如純愛般有著欲言又止的唯美。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孤獨終老，而是和一個讓自己感到孤獨的人白頭偕老。只有一點點幸運是北野和紗和看見了彼此，哪怕剩下的全是過錯和錯過。

兩人的愛就像煙花那麼短暫，花火過後，是一地火藥的碎片。

就像螢火蟲只有五天那麼短的生命，他們愛過的痕跡，巧合地都是無比短暫的生命週期。

02

西班牙導演路易斯·布努埃爾拍過一部電影，說的是一個女人的慾望被打開的故事。他為這個故事取名“Belle de jour”，國內譯法是“白日美人”，這其實是一種花的名字叫做“晝顏”。

這種花的花期很短，有著水紅色的花瓣，午後開放，夜晚凋敗。

許多年後，日本編劇井上由美子被這個意象吸引，在2014年交出了一部關於婚外情的電視劇，命名為《晝顏》。在她的筆下，婚外情被賦予了一種“晝顏美學”：有脆弱的美好，但又是被詛咒的，註定要走向最終的幻滅。

王家衛也曾在《花樣年華》裡，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塑造了一個新穎脫俗而又含蓄蘊藉的主題。表現了“那個時代”道德與情感的矛盾、六十年代殖民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衝突、人性的複雜微妙。周蘇二人想“愛” 而又不去“愛”的愛情故事，讓人感受到的是人性、社會、道德之間複雜的關係，給人一種淡淡的遺憾和無奈。

“如果有一張船票，你會跟我走嗎？”直到確定她不會跟他走，我才放下心來。

圓滿終會是最大的缺憾，而缺憾的美感卻更能震撼人心。大提琴裡，張曼玉搖曳的腰身，就像傳說中那無法捉摸、超然時空的愛情，美得讓人憂傷。

王家衛想表達的是：肉身物理性的相聚和情感對接所形成的閉合狀態成為他反覆表現和突出的主題，而它們的分離和不再相交成為最讓人惋惜的遺憾。

這也是為什麼在西方電影媒體的審視中，《花樣年華》是王家衛最完美的作品，它幾乎用儀式化的東方風韻美學表演承載了一場帶著淡淡傷感的不可能浪漫。

03

日本人對兩樣東西研究得特別深，一是死亡，一是情慾。而對於這兩種情境，雖有研究，但也處於“說不清，道不明”的狀態，正如感情線“剪不斷，理還亂”。

早在《源氏物語》中，就已提出“物紛”這一表示私通亂倫行為的委婉用詞。江戶時代“源學”家安騰為章第一次將“物紛”作為理解《源氏物語》的關鍵詞。

從《源氏物語》到日本近代自然主義文學的基本創作方法及作品風格，都可以用“物紛”加以概括，它與“物哀”、“曲玄”、“寂”等概念一樣，在日本文論乃至世界文論史上具有獨特意義和價值。

從比較詩學和比較美學的角度看，“物紛”是一個表示作品“複雜度”的概念。如果西方文學追求的作品是心物統一、情景交融、形神兼備、情理兼通的“和諧度”，那麼日本文學的“物紛”則是追求紛然雜陳的“複雜度”。

比如菊池寬的名劇《義民甚兵衛》中的甚兵衛是見義勇為的義民，是智力不全的傻子，還是富有報復性的復仇者；谷崎潤一郎《春琴抄》中的女人公春琴，從天生麗質的美到毀容後的醜、從虐待者到被害者，美醜善惡，雜然一身，難以評價；永井荷風《墨東綺談》等花柳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是反抗世俗的純愛，還是單純的性交易，難以說清；川端康成《雪國》中島村與駒子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也不好斷言。

“物紛”作為創作方法的範疇，強調的是一種如實呈現人間生活的負責行的寫作手法和文學理念，近乎當代人所說的“原生態”寫作。用“物紛”方法創作的作品，批評家難以接受，讀者以難以做出截然的判斷，但卻易感受、耐回味、耐琢磨。

愛情本身是超越世俗的，至於判斷的結果是正是誤，高尚或卑鄙，不再由你決定。

04

除了“物紛”，日本江戶時期的國學四大名人之一本居宣長認為，日本文學創作宗旨就是“物哀”，作者只是將自己的觀察、感受與感動，如實表現出來並與讀者分享，以尋求審美共鳴和心理滿足，並不存在教誨、教訓讀者等其他功利目的，而讀者閱讀的目的也只是為了“知物哀”。

“知物哀”就是知人性、重人情、解人意，富有風流雅趣。“物哀論”顛覆了日本文學史上長期流行的、建立在中國儒家道德學說基礎上的“勸善懲惡”論，是對日本文學民族特色的概括與總結，也是其試圖擺脫中國文學的依附與依賴的集中體現。

崔護在《題都城南莊》寫道：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動人之處在於其留下的遺憾和懸念。

《晝顏》的殘缺美也體現在木下紗和與北野裕一郎無疾而終的感情，若裕一郎順利離婚和紗和結婚，誰能保證不會有下一次出軌？正如臺詞所說“男人的天性是由女人引導的，生物都是這樣。男人無論到多大年紀都想搶別人的東西，而女人卻把這當作愛”，於是就有人不斷地出軌。

即使兩人不是生離死別、天人相隔，而是最終在一起，他們的結局也或許會像店主杉崎和店員絹江一樣，帶著破碎的心，在三濱市獨自療傷，“如果自己背叛過別人，就很難再相信對方”。

“戀愛出於心,有心方能知物哀,無愛無物哀”，這或許是對《晝顏》的最好評價。

兩把刷子寫作特訓營第一期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