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遺書中有若干草書寫卷，草書的整體風貌點畫上接近於今草，少牽絲連帶；結體外形似有章草體式，結字簡約圓秀，字字獨立，大小均勻，排列整齊，用筆純熟自然，但又幾乎不見波磔挑法，嚴格講是處於章草向今草過渡並臨近成熟的階段。
章草意味的經卷，不見波磔挑法。
敦煌卷從最早的前秦甘露元年（359），直到北宋真宗鹹平五年（1002），前後時跨七百年，這段漫長的歷史正是中國書法從隸書向楷書、從章草向今草的過度並走向成熟的時期。新舊交融，新勝舊汰，書法風格層出不窮，形式面貌千變萬化。
《因明入正理論議疏要卷》
彌足珍貴的敦煌草書墨跡《因明入正理論議疏要卷》。“是現存敦煌寫本章草書作品中最有代表性者。” 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藏
漢代是草書發展時期，像張芝、索靖草書書家都是敦煌人，可以說敦煌草書的故鄉，但令今人驚詫的是，從遺書中並沒有看到像《冠軍帖》那樣的連綿激盪的草書蹤影，也沒有看到索靖《月儀帖》那樣的“標準章草”的模樣。
《冠軍帖》局部
再，唐代是書法大發展、大繁榮時期，敦煌遺書完全穿越了大唐帝國的歷史，同樣沒有看到張旭、懷素那般浪漫不羈的狂草蹤影，只是看到了接近於孫過庭《書譜》的書法氣象，卻比不上《書譜》用筆的“爽利”“取勢”和“情性”的表達，還有懷素小草《千字文》的影子，
《因明入正理論》寫卷彩色
《因明入正理論》寫卷放大
比如寫卷《因明入正理論》，更多的是今草框架下的各種各樣的草書風貌，所以說敦煌草書不章也不狂。今天我們猜想，敦煌草書出現的年代集中在隋唐時期，作用在於快速抄寫佛教經典之外的註疏、宣演之類的“長篇大論”，行書的情形也是如此，一切都緣於“實用”。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非常容易理解“匆匆不及，草書”並非“匆匆，不及草書”緣由吧。
還有，從經生們嫻熟的筆法中真切地感受到了什麼是“久書成藝”！書寫習慣一點形成是很難改變的。
弘一法師寫經卷
盡顯性情的草書書寫速度會快，但又不合佛家抄經的虔誠。這一點寺院裡的文書是否用行書或草書書寫，高僧們的看法不盡相同。印祖曾經這樣教導弘一：“古往今來，不少人用行書草體寫經，我對此絕不贊成。想要斷煩惑、了生死、度眾生、成佛道，豈可將抄經視為兒戲，由著性子來？”並說：“抄寫經文是將凡夫心識轉為如來智慧的行為，比古代進土上金殿考狀元還要嚴格恭敬，來不得半點怠慢疏忽。能這樣做的人，必定在選佛場中，得中狀元。”印祖的觀點代表了一派。
草書《大乘起信論略述卷》
草書 敦煌寫經《法句經疏》
而持相反意見者認為，佛經部分經楷書完成以示虔敬，疏略之類動輒數萬言，用楷書完成，不知要寫到猴年馬月，何不可以變通處理呢！從敦煌遺書來看，變通的情形實在不少，但基本沒有超越小草的範疇。我們還可從大唐氣象角度來理解。唐代書法的社會風氣十分濃郁，名家眾多且影響甚深，連清靜的寺院佛堂都被漬染，所以像草書、行書等體現著浪漫主義情懷的書體也成為抄寫經籍的書體形式，並且形成有勢力的書法集群，包括寺院裡的僧徒。看來“顛張醉素”們過於狂放的表現，與寺院的清涼格調實在不搭調，寫經生若是寫出如此格調的狂草，一定是格格不入，寫經生的目的是為了賺得生活補貼，不是為了藝術而寫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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