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7 讓道德迴歸生活

中國古老的哲理思維對無差別的普適性抱有深刻懷疑。儒家思想是非普遍主義的典型。在非普遍主義看來，人類存在“終極價值”，但“終極價值”離不開實際生活情境，總是和具體的變化過程有內在關聯，必須放到具體情境下才能還原。“終極價值”可以被表達，但不能被充分表達。例如，“孝慈”是終極價值，但很難以標準化普遍定義方式說明“孝慈”的含義和實現方式，只有在具體情境中，“孝慈”才能得到生活化的體現。再如，《禮記》《儀禮》規定了很多禮，但這些規定不能窮盡禮的全部，無論如何規定，每個人行禮時的不同心態和不同感情是無法統一的。

中國古人的道德建設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同樣具有非普遍主義特質。因而，中國古人的道德建設體現了以下基本理路：一是道德必須迴歸生活。道德基本要求這些“終極價值”只有在具體生活情境中才能還原出來，才能發揚光大；二是道德基本要求可以通過某種方式表達出來。例如用規則方式，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是道德建設的基本立足點；三是道德建設要結合實際，考慮到不同時間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具體情況，不能“一刀切”。

以規則促習慣，讓習慣成自然

道德生活化的具體運作，首先是規定基本做法，以規則促使人們從小養成習慣，進而習慣成自然。在保存至今的許多家訓中都能看到這樣的例子。例如，康熙年間訂立的《毗陵長溝朱氏祠規》規定，“族中敦倫，尊卑有序。少年每日見尊長，拱手致敬，坐則起立，行則讓道，雖宴飲合歡，不許戲謔”。司馬光為其家族制定的《司馬氏居家雜儀》更是這方面的典範。《居家雜儀》明確規定，孩子牙牙學語時期，就要教他恭敬尊長，“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家庭就餐時，孩子不能和大人同桌，要單獨設席，而且座位與大人一樣要“依長幼而坐”。在孝敬老人方面，《居家雜儀》規定，每天兒子媳婦起床後要先問候父母，“父母姑舅起，子供藥物，婦具晨羞”。吃飯時，“婦請所欲於家長，退具而共之”。到了晚上，“父母姑舅將寢，則安置而退”。平時服侍父母，出必告知、返必面見，出入起居，謹慎扶衛。父母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將長幼有序、孝敬老人等道德要求融入到拱手、起立、讓道、就餐等生活起居瑣事中，每天這樣生活，久而久之也就成了習慣。誠然，這套“家規”中的一些要求已不符合時代，不可全然搬用，但其“以規則促習慣”的方式值得借鑑。

除了規定應當怎麼做，還要規定不應當做什麼。明代何倫為其家族所定的“治家八誡”很具代表性：不可奸騙他人妻女；不可賭博宿娼；不可拖欠包攬侵欺錢糧；不可煉藥燒丹，偷竊誆騙；不可強橫健訟，鬥狠逞兇，抗幫教唆；不可結交無賴，花鬨遊蕩，不事生產；不可傲人慢物，好勝誇能，逆理，驕奢淫逸；不可為貪心所使，專行歪門邪道。這些戒律中有些行為屬於道德範疇，有些已經觸犯法律，很有必要在生活中多加警示告誡，使人對此類行為避之三舍。值得注意的是，道德行為的標準不能“一刀切”，應充分考慮個人生活境遇的不同。中國人的道德體系是穩定而又開放的，對不同人群的道德要求在統一性的基礎上，也可有一定的差別。例如，談及違反道德的“不孝”行為，大部分家族只將不贍養父母、侵佔祖墳、盜伐祖墳樹木等列入其中，但在《浦江鄭氏義門規範》中卻有八條被視為“不孝”：言質鬻祭田者；言質鬻子孫永守的公堂產業者；私置田業，私積貨泉者；阻止在家族勸懲薄上記載功過者；喪事用樂飲酒食肉者；出仕子孫惰政貪瀆或恃貴自尊以驕宗族者；蓄養飛鷹獵犬專事佚遊，恣情取饜敗壞家事者；妄肆威福，圖脅人財，侵凌人產，損害祖宗德名者。為什麼鄭氏的“不孝”這麼多，甚至積點私產這種一般家庭的正常活動都被嚴格禁止？因為鄭氏是“江南第一家”，同居十三代未分家，作為義門，其道德要求當然有別於一般家族。可見，道德迴歸生活必然是有所差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