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老的哲理思维对无差别的普适性抱有深刻怀疑。儒家思想是非普遍主义的典型。在非普遍主义看来，人类存在“终极价值”，但“终极价值”离不开实际生活情境，总是和具体的变化过程有内在关联，必须放到具体情境下才能还原。“终极价值”可以被表达，但不能被充分表达。例如，“孝慈”是终极价值，但很难以标准化普遍定义方式说明“孝慈”的含义和实现方式，只有在具体情境中，“孝慈”才能得到生活化的体现。再如，《礼记》《仪礼》规定了很多礼，但这些规定不能穷尽礼的全部，无论如何规定，每个人行礼时的不同心态和不同感情是无法统一的。
中国古人的道德建设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同样具有非普遍主义特质。因而，中国古人的道德建设体现了以下基本理路：一是道德必须回归生活。道德基本要求这些“终极价值”只有在具体生活情境中才能还原出来，才能发扬光大；二是道德基本要求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例如用规则方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道德建设的基本立足点；三是道德建设要结合实际，考虑到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具体情况，不能“一刀切”。
以规则促习惯，让习惯成自然
道德生活化的具体运作，首先是规定基本做法，以规则促使人们从小养成习惯，进而习惯成自然。在保存至今的许多家训中都能看到这样的例子。例如，康熙年间订立的《毗陵长沟朱氏祠规》规定，“族中敦伦，尊卑有序。少年每日见尊长，拱手致敬，坐则起立，行则让道，虽宴饮合欢，不许戏谑”。司马光为其家族制定的《司马氏居家杂仪》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居家杂仪》明确规定，孩子牙牙学语时期，就要教他恭敬尊长，“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万福、安置。稍有知，则教之以恭敬尊长。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家庭就餐时，孩子不能和大人同桌，要单独设席，而且座位与大人一样要“依长幼而坐”。在孝敬老人方面，《居家杂仪》规定，每天儿子媳妇起床后要先问候父母，“父母姑舅起，子供药物，妇具晨羞”。吃饭时，“妇请所欲于家长，退具而共之”。到了晚上，“父母姑舅将寝，则安置而退”。平时服侍父母，出必告知、返必面见，出入起居，谨慎扶卫。父母有疾，“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尝药饵而供之”。将长幼有序、孝敬老人等道德要求融入到拱手、起立、让道、就餐等生活起居琐事中，每天这样生活，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习惯。诚然，这套“家规”中的一些要求已不符合时代，不可全然搬用，但其“以规则促习惯”的方式值得借鉴。
除了规定应当怎么做，还要规定不应当做什么。明代何伦为其家族所定的“治家八诫”很具代表性：不可奸骗他人妻女；不可赌博宿娼；不可拖欠包揽侵欺钱粮；不可炼药烧丹，偷窃诓骗；不可强横健讼，斗狠逞凶，抗帮教唆；不可结交无赖，花哄游荡，不事生产；不可傲人慢物，好胜夸能，逆理，骄奢淫逸；不可为贪心所使，专行歪门邪道。这些戒律中有些行为属于道德范畴，有些已经触犯法律，很有必要在生活中多加警示告诫，使人对此类行为避之三舍。值得注意的是，道德行为的标准不能“一刀切”，应充分考虑个人生活境遇的不同。中国人的道德体系是稳定而又开放的，对不同人群的道德要求在统一性的基础上，也可有一定的差别。例如，谈及违反道德的“不孝”行为，大部分家族只将不赡养父母、侵占祖坟、盗伐祖坟树木等列入其中，但在《浦江郑氏义门规范》中却有八条被视为“不孝”：言质鬻祭田者；言质鬻子孙永守的公堂产业者；私置田业，私积货泉者；阻止在家族劝惩薄上记载功过者；丧事用乐饮酒食肉者；出仕子孙惰政贪渎或恃贵自尊以骄宗族者；蓄养飞鹰猎犬专事佚游，恣情取餍败坏家事者；妄肆威福，图胁人财，侵凌人产，损害祖宗德名者。为什么郑氏的“不孝”这么多，甚至积点私产这种一般家庭的正常活动都被严格禁止？因为郑氏是“江南第一家”，同居十三代未分家，作为义门，其道德要求当然有别于一般家族。可见，道德回归生活必然是有所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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