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路上“兩轉型”和“三部曲”
張萍（1928—），河北藁城人。1949年於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學習結業後南下工作，曾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湖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團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科技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等。現任湖南兩型社會建設研究中心主任、長株潭城市群研究會名譽會長。撰寫、主編出版專著20部，發表論文200多篇。除多項科研成果獲獎外，還被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湖南省優秀理論工作者、湖南省榮譽社會科學專家、湖南第六屆十大傑出經濟人物特別貢獻獎、“改革開放30年湖南傑出貢獻人物”、“全國離退幹部先進個人”、“文化強省建設有突出貢獻先進個人”等榮譽稱號。
開頭的話：保爾——我的榜樣
1949年8月，我於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學習結業南下湖南工作 ，迄今63個年頭了。回首往事，心潮翻騰，很難平靜下來。
20世紀50年代初，當我懷著十分激動的心情讀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時，主人公那種像燃燒的烈火永不熄滅的革命奮鬥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保爾曾有一段深刻概括他革命精神或鋼鐵誓言的內心獨白：“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回憶往事，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生活庸俗而羞愧；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解放全人類而鬥爭。”
我的人生道路和工作的年代，同保爾大不相同，但他的精神卻永遠激勵著我。我經常想，如果我在臨終的時候也能夠給自己做出一個沒有虛度年華碌碌無為的結論，就了無遺憾，心滿意足了。
這種念頭已支配我60個年頭！“小車不倒只管推”，仍然在支配著我。
兩次轉型
回首往事，60年學術生涯能有今天的成就，源於我在科研路徑上艱辛地實現了兩次轉型。
第一次，是由經濟學“外行”向經濟學家轉型。1952年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轉折的年頭，由國民經濟恢復轉向社會主義改革。與此相適應，在幹部教育上，提出了進行正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可是理論教員從那裡來？中共湖南省委決定舉辦一年制理論教員培訓班。可是教員的教員呢？1953年春，學校（當時已更名為湖南行政學院）黨委決定從南下的青年幹部中選拔二十多人自己培養。在曾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教員、時任湖南行政學院副院長方克的指導下，採取以自學為主類似在職研究生那種學習方式進行培養。我由財經部的學習輔導員調到該院業務教研室經濟學教研組，任教研組長和教員。可是我在華北大學，雖系統地學習了哲學、社會發展史和中國革命史，卻沒有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怎麼辦？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刻苦、認真、專心致志用上所有的時間，或者說用保爾的精神拼命地去讀書。在一年多時間裡，我夜以繼日，如飢似渴地精讀了已經譯成中文的《資本論》等馬恩列斯的所有經濟論著、俄文譯成中文的政治經濟學教程16個分冊，以及一些古典經濟學著作、經濟學說史和中外經濟史。讀書筆記寫了厚厚十幾本。當時，用電有困難，晚上10點鐘就把除路燈外的所有的燈全部關掉了。炎炎夏日的夜晚，同事們三三兩兩在門外坪裡的草地上聊天、拉胡琴……我仍在辦公樓一樓走廊的路燈下，旁若無人聚精會神地讀書，一邊讀，一邊用手帕擦拭額頭上流下的汗珠，一直到深夜。就這樣，我係統地掌握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1954年秋，在全省理論員培訓班上登臺授課了，成了教員的教員，開始了60年的經濟學理論和科研生涯。
1956年7月，湖南行政學院合併到中共湖南省委黨校，我繼續任經濟學員教員。為了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央規定黨政機關幹部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系統學習，每週五下午各機關的辦公樓前都立了一個牌子：“今天下午聽張萍講課。”我承擔了省級機關幹部學習的授課任務，由於內容講得新，效果好，也就小有名氣了。
1957年，針對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中出現的“左”傾現象，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寫的第一本書《論工商業者改造問題》，廣告張貼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針對1958年大鍊鋼鐵、“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大躍進造成的嚴重損失，我撰寫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客觀的經濟律性》，發表在《湖南日報》，年終報社評獎該文獲優秀論文一等獎。就這樣，我由一個經濟學“外行”開始成功向經濟學家轉型。
第二是由傳統經濟家向現代經濟學家轉型。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在宣傳學習“知識經濟”的熱潮中，我從中深入地弄清了計算機的產生、計算機之間的互聯、互聯網產業化的普及，以及它給經濟發展和軍事領域帶來的變化。我認為知識經濟是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是信息化時代的經濟形態，從實質意義上說就是信息經濟智能經濟。從這時開始， 我關注這種新的經濟變化。
2002年的3月至6月，我用三個月的時間集中學習和綜合研究了各個發達國家工業化的歷史、後工業化發展的現狀，在這個基礎上我明確提出尚未完成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必須走新型的工業化道路，並概括了其三個特點和四條構成評價標準。結合湖南實際，我又提出湖南新型工業化應走“二重化、三同步”的發展道路——“二重化”，就是一方面根據農業大省勞動力資源豐富、比較成本低的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工業和產業集群，從勞動密集型發展到勞動技術密集型；另一方面立足現有基礎，繼續發揮湖南重工業的比較優勢，促進從資本密集型到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完成新型工業化；“三同步”，即以工業化為主線，工業化與信息化同步，工業發展與現代服務業發展同步。之後，我寫成《湖南的工業道路與戰略選擇》一文。2006年，張春賢同志任湖南省委書記，在座談會上聽我講述這些基本觀點之後，他即說：“你思考得很深，同實際結合得很緊，受到許多啟發，一定會影響省委的決策。”同年5月10日，春賢書記作了《在全省抓住中部崛起機遇加速推進新型工業化座談會上的講話》，我的“提綱發言”得以充分體現。
經過對知識經濟、信息化、新型工業化的深入學習研究，我逐步感覺到一個由信息技術引領，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帶頭的新的技術革命，即第四次技術革命已為期不遠。一個經濟學家不懂得它，不能把握它的發展趨勢，就不能走在時代的潮頭。提不出既具有現實性又具有前瞻性的決策建議，拿不出與時俱進的科研成果，就只能是一個傳統經濟學家。於是，2008年在我80歲時，學會了使用電腦，並主持創辦了“兩型社會”建設網。2009年下半年，我購到了由中國科學院編著出版的《創新2050年：科學技術與中國的未來》中國科學院戰略研究系列報告。我用近3個月的時間精讀了13個報告，基本上從總體和各主要領域，瞭解與把握了新技術發展的趨勢和前景。2007年雲計算作為一種新概念在我國業界引起熱議，2009年步入應用階段。經過初步研究，我認定雲計算是IT第四次革命，是最前沿的新技術。從2011年的4月至8月上旬，我幾乎用了全部時間對其作了深入的學習研究。首先遇到基本概念不懂的難題。我在筆記本上把近百個不懂的概念一個一個記錄下來，然後在網上逐個求解。第二步查詢了國內外數十個知名信息企業，掌握其對雲計算的研究和設想。第三步，對2010年10月在全國佈局的5個雲計算創新發展試點示範城市的頂層設計作了比較研究。在這個基礎上，從湖南省情特點出發，我於2011年8月上旬完成了《關於數字湖南實施雲計算工程的建議報告》，8月15日分送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時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長株潭工委書記、著名的信息工程專家陳肇雄同志24日批示：“張萍同志調研工作深入細緻，所提建議很有前瞻性，請‘兩型’辦組織專題研究，協調相關部門認真學習借鑑”。省委書記周強於31日批示：“張萍同志《關於數字湖南實施雲計算工程的建議報告》具有前瞻性、戰略性，同時具有可操作性。望認真研究，將雲計算工程列入‘數字湖南’、長株潭的兩型社會試驗區建設的重要內容。”2011年9月29日，省重點項目辦公室向省委領導呈送了《對張萍同志“關於數字湖南實施雲計算工程的建議報告”的辦理意見》。《意見》認為我提交的《建議報告》對進一步修改完善《數字湖南規劃（2011-2015）》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將會同省直有關部門在“兩型社會”重點建設項目和投資安排上對雲計算內容予以傾斜支持，加快雲計算的推廣應用和產業化步伐。如今，由湖南省通信管理局投資4000億元支持的把長沙市打造成“中南地區的雲計算數據中心•智慧城市”的重大項目已經啟動。
以此項《建議報告》為標誌，可以說我已經成為一個合格的現代經濟學家了。
春節在土坯房裡完成改革開放後第一篇文章
1980年8月，《光明日報》發表了我在改革開放後的第一篇文章《略論社會主義商品流通的作用》。此文發表後，引起一定反響。其實，這篇文稿是在當年2月完成的。而萌發寫作念頭，是由於一次調查。
1979年秋，我在長沙進行市場和企業調查時，發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農村推行聯產承包家庭生產責任制，企業擴權，效果初現。但商品流通渠道不暢、流通費用過高，買難賣難和短缺積壓並存，問題十分突出。於是，我集中對商品流通改革進行了較深入的調查研究，並開始了《略論社會主義商品流通的作用》的寫作。
1980年2月上旬，正值農曆年底，多年故鄉探親的夢終於實現了，但文稿尚未完成。我帶著妻子兒女和文稿相關材料，回到闊別三十多年的故鄉時，故鄉的改變讓我驚訝——兒時的許多長者和一些學友已不在人世了，年輕人也大多不認識，不禁想起“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詩句，而母親滿頭青絲已成白髮，更讓我感慨時間的匆逝。我由此想到，只有商品經濟發展壯大，父老鄉親的生活才會幸福甜蜜，論文必須抓緊寫完，才不負一個新時代。
拜見久別的父母之後，我就埋頭在故鄉狹窄的土坯房裡，邊學習、邊思考、邊寫作，繼續這篇未完成的文章。除夕之夜，當我寫完最後一個字的時候，看了看手錶上的指針，已經是22點差2分。
這篇文章根據和運用馬克思關於“社會再生產過程是直接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在商品生產中，流通和生產本身一樣必要”的理論，全面論述了社會主義商品流通的作用，抨擊了當時存在的輕商傾向，提出必須減少流通環節，加速商品流轉，縮短流通時間，改變長期以來“外貿一家，內貿一渠”、工業消費品由國營商業統購包銷、農副產品由當地供銷社獨家收購、城鄉“一根繩”的狀況。這些基本觀點和建議，在1982年1月1日由中央批轉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得到了體現——《紀要》關於改善農村商品流通部分，強調“必須多方設法疏通和開闢流通渠道”、“逐步實現多成分、多渠道少環節”，並提出相應的具體措施。
科研“三步曲”
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在中共湖南省委黨校任經濟學教員時，我就反覆地學習了毛主席在延安作的兩個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1939發表的《實踐論》。毛主席強調了必須牢記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即“理論和實際統一”。對此，我銘刻於心並付諸實踐。60年學術生涯取得的研究成果就貫穿一條主線：理論與實際統一、理論與實踐結合服務實踐，在服務實踐中實現理論昇華。在重大課題的研究中，我堅持“三步曲”：第一步，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第二步，擬定方案提供決策；第三步，理論昇華形成體系。而這個方法，是從長株潭區域經濟的研究中總結出來的。
1982年，中央提出深圳、珠海等沿海四個城市建立經濟特區的設想。第一個改革開放的浪潮開始從南海滾滾而來。湖南如何應對、利用機遇加快發展？區域經濟發展的規律是以城市為中心，以交通要道為依託，由點到線及面，形成網絡。湖南沒有特大型的經濟中心城市，但有長株潭這個城市群。三市沿湘江中下游自然形成的一個“品”字型，各相距30-50公里，從歷史和現實看，都有著不可分割的經濟和社會聯繫，實際上是一個城市綜合體。如果三市聯合，實行一體化發展，就可以形成帶動全省經濟發展的綜合經濟中心和增長極。根據這種探索和研究，我初步定下了長株潭區域經濟研究的課題。
1982年9月初，我接到國家體改委理論司的電話。他們提出把長株潭區域經濟的研究列入國家體改委承擔的“六五”國家重點課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的分課題。同時，省科委也同意把該課題列為湖南軟科學的重點課題。
當年12月，在湖南省政協四屆六次會議上，我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把長沙、株洲、湘潭在經濟上聯結起來，即經濟一體化，逐步形成湖南綜合經濟中心。12月28日，我在政協大會發言。當天晚上，許多代表就給我打電話表示熱烈贊同和支持。30日，《湖南日報》刊登《建議》要點，許多媒體轉載報道，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1983年11月到1984年的3月，完成了科研第一步——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我同課題組的十多位同志在長沙做了二十餘天調查之後，每人帶著小提桶，乘長途公交車，分別到株洲、湘潭進行調查。我們住進小招待所裡，乘公交車，採取集中與分散相結合、整體與基層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了多層次、多領域、多行業、多企業的深入調查研究。召開大小座談會50餘次，收集了三市經濟、社會、科技的大量數據，另有200多篇文字材料、400多個企業卡片，並據此編輯了《長株潭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資料》，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1984年的4月至7月，完成了科研第二步——《方案》的擬定工作。我執筆撰寫了《關於建立長株潭經濟區的方案》、《長株潭經濟區發展戰略的總體構想》。其他課題組成員分工寫出6個專項《建議方案》。
這年5月上旬，當時在國內外具有重要影響的《世界經濟導報》總編和一位記者，從上海飛來長沙對我進行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專訪，並在14日以標題《內陸省第一個省內經濟區——長株潭經濟區規劃前期工作已展開》，向國內外報道了研究的進展。7月，新華社記者又對我進行採訪，並在15日在提供給中央領導參閱的《國內外動態》上以大字標題《經濟專家張萍建議建立長株潭經濟區》，向中央領導反映了《方案》的主要內容。
1984年10月，在楓林賓館由省委領導主持召開的會議上，省委書記毛致用對我說：省委準備召開專題會議，聽取你的《方案》彙報。果然，11月10日，在省委常委會上，省委、省政府和主要職能部門及三市的主要領導，聽取了我的《關於建立長株潭經濟區方案》彙報。大家一致認為“這項建議是可行的”，“具有長遠意義”，決定把建立和搞好長株潭經濟區、營造湖南多功能的綜合經濟中心作為振興湖南的戰略重點，為此建立相關制度，成立長株潭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並就《關於建立長沙、株洲、湘潭三市經濟區的問題》，下發《中共湖南省委會議紀要》（第十六次）。會議最後決定由我主持規劃辦的日常工作，省計委協作處和三市計委、課題組各抽調二人參加辦公室的具體工作。無地辦公，就由省政府和三市財政各出三萬元，在長沙市的一個新住宅區買了四套兩室一廳的住房，作為辦公和株洲、湘潭參加辦公室工作的同志居住用房。
1984年12月，“長株潭經濟區規劃辦公室”的牌子正式掛出，中國第一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綜合改革試驗起航了。
從1985年1月至1987年上半年，陳邦柱省長主持召開了三次市長聯席會議，三市先後有12個部門就行業的發展聯合、協調和開發舉行了聯席會議，啟動了十大一體化綜合改革和建設的工程，在5個領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長株潭經濟一體化從提出、決策到綜合改革試驗，雖然不足5年，但影響深遠。
我們的研究也並沒有就此為止。為了進一步對全國已經形成的各種類型經濟區網絡作比較系統的分析，在國家體改委理論司的支持下，我們編寫出了《城市經濟區域學》，1990年10月由改革出版社出版。作為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交叉形成新的學科，我們的理論得到了昇華。
推動湘粵合作
20世紀80年代，由於大量的農產品流向廣東，湖南城市的食品價格快速上漲。正在“湖南的工資，廣東的物價”的矛盾反映十分強烈的時候，1987年11月，中央領導提出把廣東省作為全國的綜合改革試驗區。這對湖南震動很大，特別是城市，有一點“火上加油”的濃烈氣氛。
12月21日，時任湖南省省長的熊清泉同志向我佈置了任務，要我帶一個精幹的調研“小分隊”立即赴粵調查研究，任務有三個：廣東綜合改革試驗究竟怎麼搞？廣東全面改革試驗會給湖南帶來什麼影響？湖南應該怎麼辦？由於當時廣東的“綜改”方案尚未公佈，對外保密，熊省長交代要採取“偵察”的方式，不要直接找“官方”，並要求在1988年1月10日返回彙報。但當時適值國家建委周幹峙副主任主持的一個城市規劃課題組織評審鑑定，邀我參加，無法推辭。我把困難一說，熊省長說：“那就先把你的‘偵察兵’派去，你在北京開完會立即乘飛機直接飛廣州，不要在長沙停留了。”於是，我先安排三位同志23日去廣州，我則於26日由北京趕到廣州。
為了調研的準確及達到應有的效果，去之前我們掌握了在廣東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湘籍幹部的聯絡方式。白天，採取“走親訪友”的方式找“老鄉”、找“同行”瞭解情況要材料；晚上，我們進行討論研究，邊調查、邊分析研究、邊整理材料。辛苦沒有白費，我們不僅形成了《關於廣東作為綜合改革開放試驗區的考察與對策思考》的報告，而且提前完成任務，於1988年1月8日回到長沙。9日和11日上午，我代表調查組向熊省長作了討論式的彙報。我們認為廣東綜合改革開放試驗對湖南的發展將產生雙重影響，有利有弊，但利大於弊，應採取的方針是因勢利導趨利避害，具體提出了五條建議，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建設包括衡陽、郴州、永州在內的湘南改革開放試驗區。結合當年即將向省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初稿，最後討論的結果是，在“試驗區”前面加上“過渡”二字。
之後，我把《考察報告》中的“對策”獨立出來作了一些補充，形成了《適應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對策》報告，呈送省政府領導，並公開發表。在這篇報告中，我提出：湖南是我國從沿海地區到內陸縱深地區的一個過渡省區，這個區位特點是一大優勢，因而一方面要加強同沿海地區的合作，並通過沿海“打出”去，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另一方面也要開拓國內市場，參與國內分工大循環，充分發揮過渡地帶的區位優勢。我同時認為，湖南雙向型開放戰略重點還是向南，首先應申報湘南改革開放過渡試驗區。我的建議經政府同意上報國務院，1988年5月11日國務院做出了同意的批覆，建議付諸實施。
為了促進湘粵合作的全面發展，1988年5月，我又提交了《建立湘粵共同市場的建議方案》，呈報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領導。熊清泉省長向李鵬總理作了彙報，得到贊同。7月，在田紀雲副總理的參加下，湘粵兩省政府達成了一個關於廣東向湘南開發投資3億元、湖南每年向廣東供應3億斤大米的協議。但此項協議很快在執行中遇上問題。11月，深圳只餘三個月的儲備糧，廣東省副省長劉維民到湖南洽談調供大米的問題，湖南省分管該項工作的政府領導認為湖南遭了水災，供應3億斤大米有困難，由此終止了《協議》，廣東轉向泰國訂購了10億斤大米。湖南失去了廣東這個糧食大市場，兩省經濟關係在省級層面出現了矛盾和摩擦。對於這種逆向變化，我感到十分焦急，立即往返於湘粵之間向各有關方面做了調查。在這個基礎上，1990年10月上旬，我寫出了《關於推進湘粵港經濟合作若干建議的報告》，主要內容是為了湖南的發展必須建立長期穩定的湘粵合作關係。我把報告內容先後向省委副書記孫文盛、省委書記熊清泉、省長陳邦柱作了彙報。我向邦柱省長建議，到珠三角做一次實地考察，之後同廣東省葉選平省長商談湘粵長期合作的問題，化解兩省矛盾。邦柱省長站起來說：“要我去說好話？”在辦公室走了幾個圈，思考良久之後，他坐下來說：“好，就按你的意見辦。”
1991年1月17日至28日，省長陳邦柱、省委副書記孫文盛率湖南代表團訪問廣東，我作為《方案》的建議者也隨同參加。當廣東省委省政府得知湖南派了一個這樣高層次的代表團訪粵時，採取了極為友好的態度。15日，廣東省委常委方秘書長和劉維明副省長到長沙來迎接代表團。17日晨7時，當我們乘坐的火車緩緩駛入廣州車站時，我看到葉選平省長快步迎上前來。一剎那，我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在車站共用“早茶”後，我們先到東莞、佛山、深圳、珠海、中山五市和順德、番禺兩縣等地進行了實地考察。之後，在廣州市同以葉選平為首的廣東省政府領導，就建立兩省長期穩定的經濟合作關係問題進行會談。雙方冰釋前嫌，達成了意向性的協議。同年6月21日至28日，廣東省派出一個13人的代表團到湖南進行考察和洽談，雙方在共建資源基地、合作開發資源、開辦窗口企業、聯合辦企業、技術協作、物資協作等六個方面，簽訂了經濟技術項目合同和意向書55項，物資協作項目22個。從此，湘粵經濟合作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我主持的國家“七五”重大課題《省際經濟關係發展戰略研究》，就是因這個事情，以湘粵經濟關係研究為重點而做出來的。
光陰易逝，似水流年。60年的歲月已流逝。迄今幾十年，我幾乎沒有休息過一個完整的假日，但社會也給予了我充分的肯定和不少的榮譽。在人生路上，我也有過不少的過失或錯誤，但從總的方面來說，在臨終的時候，我可以給自己做出這樣一個結論：回首往事，“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
本文轉自《名家故事——湖南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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