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與現在：一座絢麗多彩的城市
習慣上，人們經常會說，伊斯坦布爾是橫跨歐亞、連接東西方的橋樑。這確實不錯。在著名的博斯普魯斯大橋兩邊，就樹立著兩塊分別寫著“歡迎來到歐洲”和“歡迎來到亞洲”的路標。在塔克西姆廣場（Taksim）附近的獨立大街（İstikla Caddesi）上，遊客們也時常發現，身著黑色罩袍的穆斯林婦女和穿著吊帶衫的時尚女郎並肩而行。另外，在林立的清真寺之間，你還會看到鱗次櫛比的酒吧和其他娛樂場所。
這就是伊斯坦布爾——一座充滿矛盾而又迷人的城市。這裡曾經是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實際上，一直到很近的時期，英語世界的人們還是習慣稱它的這個名字。即便在1453年奧斯曼軍隊攻陷後，“君士坦丁耶”（Kostantiniyye）也只是其土耳其語的別稱。直到1930年，“伊斯坦布爾”才成為這座城市的官方名字，其含義即“去那城”。無論是君士坦丁堡還是伊斯坦布爾，它確實配得上“那城”。正如諸多旅遊手冊經常引用拿破崙的話說：“如果世界是一個國家，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爾。”
伊斯坦布爾的偉大與壯麗基於其多樣的絢爛色彩。著名人類學家簡·加內特（Lucy Mary Jane Garnett）在其經典著作《土耳其的城鄉生活》（Turkish Life in Town and Country , 1904）中曾描述道：
來自不同民族的人們，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共同組成了這一國際大都市的人口，分居在城市的不同角落裡。在忙完一天的生意後，或者是誠實的交往，或者是參照某種商業倫理，在日落時休憩於完全不同的世界，並因為語言、宗教、傳統、民族自豪感或社會習俗而幾乎彼此隔絕。本地居民的生活和思想，則極少受到這些跟他們打交道的外國人的影響。
伊斯坦布爾
當人們來到著名的蘇丹阿赫麥特廣場，會驚奇地發現，代表東正教文明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和代表伊斯蘭文明的藍色清真寺竟然只有百米之遙，而且看起來非常相似。人們所不太熟悉的是，除了從教堂變為清真寺，它還在十字軍東征時期充當過一段時間的天主教堂。而藍色清真寺之藍，竟然跟來自中國的青花瓷有著密切的關係。又或者，當矗立在加拉塔橋之上，我們竟然看到三股水的交匯——金角灣、博斯普魯斯及馬爾馬拉海。它們隔開的就不僅僅是東方與西方，還有過去與現在。
然而，對大部分的伊斯坦布爾人來說，或許只有在面對遊客時他們才會想到這些。在大部分的時間裡，他們只是安居於各自的小區，過著日常瑣碎的生活。許多上班族每日都需要往返於舊城與新城、歐洲與亞洲之間；但對他們來說，這就像從上海的浦西到浦東一樣，並沒有特別明顯的感覺。但是，在美麗的博斯普魯斯大橋之下，你卻會隱約感覺到兩股不同的海水之間的湧動。黑海的深沉和白海（即地中海）的絢麗相交融，造成了伊斯坦布爾陰晴多變的天氣，也造就了伊斯坦布爾人悠忽不定的性格。
黑海與白海：呼愁之傷
區別於外來的遊客，土耳其人確實對黑海與白海的交融有著深切的體會，並形塑了其內在的精神氣質。這超越了我們關於歐洲與亞洲、東方與西方的表面判斷。中國作家莫言在評論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小說時說：“天空中冷空氣跟熱空氣交融匯合的地方，必然降下雨露；海洋中寒流與暖流交匯的地方，必然會繁衍豐富的魚類；而在多種文化碰撞交流的地方，總是能夠產生優秀的作家和優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說，先有了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然後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說。”
不同空氣和水流的交融，讓莫言首先想到了中國背景式的生產。而對生長在土耳其社會文化中的帕慕克來說，卻形成了一種憂鬱式的感傷。在《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İstanbul: Hatiralar ve Şehir）中，這被表述為“呼愁”（hüzün）這一主題。帕慕克認為，“呼愁”體現了“集體而非個人的憂傷”。它是一種“看待我們共同生命的方式”，是一種精神境界和思想狀態。在小說家的筆下，它化為諸多紛亂而隨意的景象，卻又凝聚在某種具體的行為上。所謂“美景之美，在其憂傷”。
奧爾罕·帕慕克
然而，“呼愁”作為伊斯坦布爾人的一種集體氣質，就決不會只是小說家個人多愁善感的情緒流露。在比較列維-斯特勞斯在《憂鬱的熱帶》裡所描繪的憂傷主題時，帕慕克即指出，“差異在於伊斯坦布爾輝煌的歷史和文明遺蹟處處可見”。這構成了“呼愁”最基本的歷史資源——偉大的過去和不堪的現在。這是土耳其人在一戰後的一種普遍情緒。“在廢墟中尋找一個新土耳其”，成了近代以來土耳其人追逐的夢想。然而，作為小說家的帕慕克不同於作為政治家的凱末爾。他學會了欣賞這種廢墟之美，甚至類比於他和哥哥之間的打架。為此，他將個人的命運和城市的命運連接在了一起。
“呼愁”也體現了一種文學氣質，特別是法國文學的影響。曾經的波拉大街（Grande Rue de Pera）幾乎成了現代美好時光（Belle Epoque）的象徵。即便是伊斯蘭教的經典《古蘭經》，一度在奧斯曼晚期最流行的譯本是法語而不是土耳其語。法國文學對土耳其的影響更是難以想象的。帕慕克閱讀法國文學，也向法國作家學習。他特別提到奈瓦爾（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和福樓拜在伊斯坦布爾的情形。他未必贊同他們，卻希望通過他們的眼光來了解伊斯坦布爾。而且，如帕慕克自己所說，作為一名既天真又感傷的小說家，他從西方人那裡學到了小說的技藝，卻還要比他們表現得更好。
“呼愁”的一種更深層次的根源在於土耳其的蘇菲主義傳統，特別是梅烏拉那·魯米（Mevlana Celaddiin-i Rumi,1207-1273）的《瑪斯納維》（Mathnawi）。帕慕克解釋說，“對蘇菲派來說，‘呼愁’是因為不夠接近真主安拉，因為在這世上為安拉做的事不夠而感受到的精神苦悶”。由於感到對安拉的領悟不夠深刻，所以他們倍感痛苦；但他們更大的痛苦卻在於，因為不能體驗到這種因不足而產生的痛苦。然而，帕慕克緊接著就解釋說，“我之所以閱讀了大量的土耳其經典著作、波斯和蘇菲派經典，主要是基於一個世俗的層面上來讀，而非宗教的層面”。換句話說，帕慕克重視的是它們的文學和思想資源。
帕慕克確實擅長從不同的文化傳統汲取資源。譬如，他多次提到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對其中的文學手法甚為欽佩。聯想俄羅斯文化中深沉的東正教因素，以及君士坦丁堡曾經作為東正教之都，或許從文化的層面上帕慕克都受到了影響。他也欣賞中國的山水畫，認為其提供了一種類似小說的景象，並將其視為影響土耳其細密畫的資源之一。帕慕克實際上親自到訪過中國，不過他對中國讀者的解讀也不無擔憂。
東方與西方：懷舊的現代性
土耳其和中國之間的感情聯繫，基於曾經作為偉大文明以及在近代以來在西方衝擊下的類似變遷。在著名思想家康有為等人的筆下，晚期奧斯曼帝國和大清王朝相對應，成了“西亞病夫”和“東亞病夫”的難兄難弟。這也構成了近代以來中國人希望探索和了解土耳其的一個思想根源。
2013年，因著對伊斯坦布爾作為東西方橋樑的想象，也因著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慣性感傷，我踏上了土耳其的土地，揹包里正好裝著一本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我曾多次從浦東機場短暫離開上海這個第二故鄉，但那一次我卻有一種莫名奇妙的獨特感傷。在來到伊斯坦布爾之前，我彷彿已經披上了帕慕克的影子。
在伊斯坦布爾，我的工作和生活離帕慕克都不太那麼遠，但我們從未在任何場合有謀面的機會。這讓我更多可以從文學的場景而不是具體的個人來理解帕慕克。我所工作的海峽大學（Boğaziçi University）前身正是帕慕克曾學習過的羅伯特學院（Robert College）。帕慕克的哥哥和嫂子都在那裡工作。他嫂子還曾擔任我們孔子學院的外方理事長。從嬰兒灣（Bebek）到黃金地（Sarıyer）的海峽沿岸，也是我們經常活動的地方。特別是在工作的最後一年，我就住在與尼山塔什（Nişantaş）一街之隔的波曼提（Bomanti）。我們的一個教學點則位於許多中產家庭休假的海貝里島（Heybeliada）。
嘗試從帕慕克的角度閱讀伊斯坦布爾，我首先會想到林語堂和他的小說《京華煙雲》。他們都是受西方文化深刻影響的本土作家，又都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返回各自的傳統尋找資源。但說到伊斯坦布爾作為帝都的衰落，我們特別容易聯想到電影《末代皇帝》所反映的“紫禁城的黃昏”。若論作為現代城市，特別是其在文學中的景象，香港導演王家衛電影中的上海意境則更多相似性。而要說到帝都的變遷和衰落，或許我們更願意提到西安和南京。因此，在中國，我們其實是找不到完全跟伊斯坦布爾匹配的一座城市的。
電影《末代皇帝》
不過，我確實願意追尋伊斯坦布爾和上海之間的現代都市情結。2015年，在博斯普魯斯電影節期間，我另外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組織了一個以“夜上海”為主題的電影周，一部代表作即彭小蓮導演的《上海倫巴》。光是名字，這就給人們以無盡的想象。聯想到20世紀30年代的十里洋場，法租界裡沒落的白俄貴族，這確實體現了一種“懷舊的現代性”（nostalgic modernity）。不同的是，土耳其人曾經因為政治伊斯蘭的復興而興起了一種對世俗主義的懷舊情緒；中國人則是因為現代化過快而產生了一種對近代歷史的浪漫想象。
作為姊妹城市，上海和伊斯坦布爾之間的區別確實大過了相似性。伊斯坦布爾從帝都到現代城市的變遷，培育了一種落寞的憂傷情緒。在著名學者李天綱所寫的《人文上海》一書中，除了那種表象的“羅曼蒂克消亡史”，我們更發掘了從現代商業中培養出的市民精神。另外，聯想到上海曾經收容逃亡的白俄貴族，二戰時期更是成為唯一對猶太人張開懷抱的城市，一種海納百川的精神油然而現。相比而言，伊斯坦布爾的多元性則在一戰後驟然消失，跟希臘的人口交換更是反映了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精神。因此，在加拉塔大橋和黃浦江邊，我們看到了當下迥然不同的風景。
中心與邊緣：難解之困
如果作為一個外國人生活在伊斯坦布爾，土耳其人一定會反覆教導你，伊斯坦布爾不能代表土耳其。當然，如果在伊斯坦布爾只知道貝伊奧盧（Beyoğlu）和貝斯克塔希（Beşiktaş）這樣的地區，那你就只能是外國人。然而，我所在的海峽大學的師生就經常被當地人稱為“本土異民”（native aliens）。
我曾有幸到博斯普魯斯海峽邊上的一家富人別墅去做客。故意做舊的歐式沙發、餐桌上流利的英語談話以及不言自喻的禮節和習慣，都讓你切身體會到中產階級僅僅用金錢換不來的上層奢華。因為，在這一切的背後，實際上都滲透著西式文明所教化的修養。然而，當有一次我因追尋君士坦丁時期的遺蹟而無意闖入法提赫（Fatih）的平民街區，我頓時體會到一種雜亂中的蕭條。跟我同行的女學生則直接被身著黑色罩袍的婦女和追著討錢的小孩兒給嚇倒了。這不是帕慕克所說的偉大文明的廢墟，而是在現代都市裡真實的貧民區。
伊斯坦布爾的富裕和貧窮其實經常比鄰而居。上世紀七十年代，土耳其在城市化進程中產生了大量的棚戶區（gecekondu）。本來是在山包上臨時搭建的房子，後來因為驅逐不及，竟然由非法變為合法了。我所在的海峽大學旁邊就是一個叫納菲巴巴（Nafibaba）的棚戶區。我們還經常開玩笑地將該區的清真寺作為辦公樓的地標。我的一個朋友則住在以保守穆斯林政黨選票區著稱的於姆拉尼耶（Ümraniye）。每到週末的時候，經常可以看到往返於城鄉之間的居民們。街上有人開著車叫賣土豆等農產品，頑皮的孩子們會光著上身在街上踢足球，而不顧鄰居家的玻璃和來往的車輛。這當然是另一個非常不同的伊斯坦布爾。
走出伊斯坦布爾更是別有一番風景。朋友們經常嘲笑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破舊與落後，戲稱其為“安村”。即便是在以西化著稱的愛琴海城市伊茲密爾，破舊也是一個顯著特徵。然而，土耳其確實意味著很多。我跟朋友一起駕車造訪黑海城市特拉布宗（Trabzon）。除了著名的修道院和索菲亞教堂，他們高鼻樑下的直率與真誠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靠近敘利亞邊境的哈塔伊（Hatay），我更是與一大家子人過了個開齋節。我們盡情地享受著當地的美食，喝著自家釀的拉克酒（Rakı），抽著阿拉伯水煙（nargis），似乎忘記了所有的憂愁，包括鄰近的戰爭。
特拉布宗的蘇美拉修道院
帕慕克的小說《雪》（Kar）也反映了一個不同於伊斯坦布爾的故事。那裡有宗教的原教旨主義者，也有極端的民族主義者，當然還有流血與衝突。土耳其東南部的庫爾德人地區確實十分敏感和危險，所以我一直無緣去實地看看。但我們依舊可以通過不同的作家瞭解土耳其的生活。在2013年的一次中土作家對話活動中，我們即通過穆拉特罕·蒙甘（Murathan Mungan）體會了土耳其的語言之美，通過拉提芙·泰金（Latife Tekin）體會了棚戶區人民的生活，通過傑克琳·切利克（Jaklin Çelik）體會到了亞美尼亞裔的疾苦。無疑，土耳其有著更廣闊的世界和更豐富的人群。
我離開伊斯坦布爾是因為一份工作的結束，也慨嘆於現實生活的無望。當土耳其再一次陷入政變，平民和士兵在博斯普魯斯大橋上扭打，再加上頻繁的暴恐和不斷貶值的里拉（Lira），我只得充滿感傷地離開。但這卻不是因為帕慕克所說的憂傷，而是中國知識分子梁漱溟所反思的——“這個世界會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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