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動議醞釀七大
黨的七大於1945年召開，距1928年召開六大曆時達17年之久。其實，關於召開七大的動議早已有之，光準備工作就進行了多次。
1931年1月7日，擴大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有的代表提出召開緊急會議，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政治局報告中也提出“黨現在就應開始準備七次大會”，共產國際代表也表示贊成，全會決議案便決定“委託新的政治局開始必須的準備工作”，此後不久，由於國民黨軍隊連續對中央蘇區發動“圍剿”，戰事連綿不斷；黨的最高領導機構中連續出現顧順章、向忠發被捕叛變事件，中共中央在上海也站不住腳，被迫轉移到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撤出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等原因，召開七大之事便難能顧及了。
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日漸安定，召開七大又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隨即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在最近期內”召開七大，並初步擬定了七大的主要任務和議事日程。會議決定成立七大籌備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雲、康生5人組成秘書處；毛澤東、王明、朱德等25人組成七大代表召集委員會。由於諸多因素相擾，這個決議並沒有被付諸行動，籌備委員會也沒開展工作。
1938年，中共中央又在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就召開七大的報告起草、議事日程、代表分配及產生辦法等具體細節和準備工作做出了若干規定和明確指示，並就這一決定向共產國際作了彙報，希望共產國際派人指導。
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兩次向各地黨組織發出如何選舉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9月1日前選舉出代表：總數約為450人(7月21日的通知又作了補充：“各地除照數選舉正式代表外，並應選出三分之一的候補代表，總數為一百五十人”)，並就代表的名額作了具體分配：北方局74人，八路軍95人，新四軍50人，南方局(包括四川在內)56人，邊區(包括中央機關、留守兵團在內)100人，中原局50人，陝西省委15人，華北3人，東北3人，新、蘭(即新疆、甘肅——作者注)4人。同時強調代表必須為一年以上黨齡、政治上絕對可靠的正式黨員，一般年齡在20歲以上；儘可能使婦女、青年代表佔10%，工人代表佔20%，而且工人代表儘可能涵蓋有大城市、大產業、鐵路、海員、礦山等區域或行業；必須注意代表質量，鄭重選擇，不得濫竽充數。然而，從這時起，國內形勢又發生變化，國民黨頑固派相繼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領導各地打退反共高潮和粉碎日軍“掃蕩”上，召開七大的籌備工作又一次受到影響。
1941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延安召開，會議決定在“五一”勞動節召開七大，要求一切準備工作要在節前完成，而且決定七大的議程主要為三大報告，即政治報告(毛澤東)、軍事報告(朱德)、組織報告(周恩來)。會議還確定了大會秘書處等機構，任命任弼時為大會秘書長，王若飛、李富春為副秘書長。隨後不久，中共中央又決定推後召開七大。當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又曾打算於次年上半年召開會議，後因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和其他工作相擾，召開七大被再次推遲。
1943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在7月17日召開的會議上向政治局提出於8個月至9個月內召開七大等相關建議，中央政治局採納了其建議，於8月1日發出《關於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會的指示》，決定七大改在年底舉行，並特別指示彭德懷、羅瑞卿、蔡樹藩、薄一波、聶榮臻、呂正操、朱瑞、蘇振華等“來延諸人交代職務後即行動身，近者九月內，遠者十月內，到達延安參加預備會”，其他出席大會的代表也必須於最近期限內啟程。隨後，由於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召開整風會議，要求黨的高級幹部學習黨史，七大再次延期。
經過整風運動，全黨思想空前統一，其他各方面條件也已具備，於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在1944年5月10日召開的會議上決定：立即著手籌備工作，準備召開七大，在7個月內開預備會，8個月內開大會；5月寫出大會報告及指定發言的提綱，6月上半月成文；預備會開1個月，正式大會一部分公開舉行，並可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會議同時明確規定了起草各大報告的成員及其負責召集人：軍事問題報告委員會成員為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陳毅、葉劍英、譚政、徐向前、賀龍、聶榮臻，由朱德負責召集；組織問題報告委員會成員為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高崗、譚政、王若飛，由劉少奇負責召集；統一戰線工作報告委員會成員為周恩來、鄧穎超、陳毅、王若飛、薄一波、賈拓夫、林伯渠、林彪，由周恩來負責召集；黨內歷史問題決議由任弼時負責。會議還決定在七大前召開六屆七中全會，並於5月20日左右召開首次會議。5月19日，中央書記處又決定，5月21日(星期日)召開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下午一時在楊家嶺舉行)。一再延遲的中共七大，至此終於提上了日程。
想方設法籌措物資
糧食、蔬菜、紙張、藥品以及其他物資的供應是否充足，直接決定著人員眾多、場面宏大、會期較長的七大能不能如期舉行。為了不使七大因物資供應不足而再次延期，1944年下半年，黨中央就組織有關人員開始了會議所需物資的籌措工作。
當時由於戰爭環境，加之國民黨的封鎖，當時延安物資供應很緊張，黨中央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了籌措物資的基本原則：因陋就簡，儘可能就地取材；延安數量實在有限而不能滿足供應的，就到附近的解放區籌措。
會議需要印製大量材料，而延安當時又極度缺乏紙張。籌委會的成員便組織有關人員，土法上馬，以當時遍地都是、具有韌性、葉子又扁又長的馬蘭草作原料，利用比較簡陋的設備，製造出了一種比較適用的馬蘭紙，解決了紙張的供應問題。七大的會議材料都是用馬蘭紙印製的。
召開七大時，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已經取得顯著成效，部分物資已可供應會議，但糧食缺口仍然很大。1945年初，黨中央組織的七大籌糧組從山西境內將糧食順利運送到了延安。這一成績使得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更加堅定了近期召開七大的決心。聞此喜訊，他們立即拍板定案：開會，七大不能再延期！
解決了糧食問題，邊區的蔬菜、水果、豬羊肉供應還是比較充足的。這就使得代表們每天可以吃上四五兩肉；保證八人一桌的桌上有八個菜，葷菜主要是豬肉、羊肉，他們還吃過幾次黃河鯉魚；蔬菜供應尤為充足，代表們在飯後還可以把西紅柿、黃瓜當水果吃；主食是小米，每隔兩天可以輪換吃上一頓饅頭或大米飯。豐盛的伙食，使代表們身體健康，精神飽滿。
會議間隙，會務組還有條件多次為代表們舉辦體育活動和文藝晚會。週六晚上都有舞會，這時，中央領導同志和一些代表穿著布鞋或草鞋，都會聚集在王家坪桃林的草地上跳交誼舞；魯迅藝術學院和留守兵團部隊藝術學校等文藝劇團為代表們演出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話劇；代表們還可以在一起下象棋，或打康樂球；會議期間的5月8日，法西斯德國無條件投降，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蘇聯人民發表講話，宣佈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為了慶祝勝利，七大休假一天，代表們和延安各界群眾一起，參加歡慶活動。晚上，放映了《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等蘇聯影片(有的是譯製好的，有些沒有譯製的就由從蘇聯回來的同志現場口譯)。
安全保衛工作也做得很到位，七大期間，延安比較平靜，沒有遇到敵人的騷擾和破壞。
物資籌備工作的提前著手和悉數完成，為大會的如期召開、順利進行提供了可靠的物質保障，使大會沒有因為物資供應而受到任何影響。
通盤考慮選擇會址
其實，在為召開七大而進行的所有實質性準備工作中，大會會址的選擇、禮堂的籌建工作是著手、動工最早的，這是根據1939年中央書記處兩次向各地發出的關於召開七大的通知中所定的時間表採取的行動。
當時，日軍的飛機多次飛臨延安上空轟炸，軍民傷亡比較大，所以，為了保證會議的順利召開和代表們的安全，黨中央在七大會址的選擇上也是慎之又慎。然而，這一看似簡單的工作，卻是幾經變遷，最終才落腳楊家嶺。
中央最初曾考慮在安塞縣修建開會的禮堂。1940年5月，主管這一工作的任弼時和李富春親自到安塞縣的真武洞實地考察。考察後覺得儘管那裡環境隱蔽，便於防空，但是離延安較遠，交通不便，只好作罷。
接著又考慮將會址放在棗園後溝，因為那裡山坡上樹木比較密集、高大、蔥鬱，便於隱蔽；離領導人和代表們的住處相對不是太遠，便於往來；離市內也比較近，便於應急物資的採購和供應。於是便在後溝西邊山坡上比較平坦的山坳地上蓋了禮堂，在附近打了窯洞。建成後才發覺，棗園後溝雖然秘密條件好，但地方太窄太小，條件比較差，容不下那麼多代表，而且只有一口水井，水質又不好，用水都成問題，只得放棄。
最後，經多方考察，綜合考慮，將會址定在中央所在地楊家嶺。這裡地形比較平坦，地勢相對開闊，兩邊山坡不是太陡，已建有多處窯洞，其中中央黨校的校舍就可以作為代表們的住處直接利用，只需建一座禮堂而已。而楊家嶺原來就有一個磚木結構的禮堂，可容三四百人，1941年冬天不慎被一場大火燒燬。所以，在確定會址的第三天，時任中央副秘書長的李富春就請來了自然科學院的建築專家楊作材，要他重新設計一個修建方案。楊作材很快就拿出來了兩個修建方案。第一個規模比較大，可容納所有的中央機關人員在裡面工作。李富春看後笑著說：“你怎麼了，是要在這裡建都嗎？”這個方案被否決掉，採用了比較適用又有特色的第二個方案。
方案確定，中央便在1941年開始動工修建楊家嶺中央大禮堂。施工開始時，從當地請來了一些建築工人，警衛連的同志們也輪流參加勞動。由於軍民合力奮戰，禮堂建設速度很快。歷經一年多的開山炸石，緊張施工，大禮堂於1942年建成。這是一座凸式結構的建築，充分體現了中西結合、壯觀大方、樸素務實的時代風貌。禮堂大廳長36米、寬34米、高11米，可容將近千人，採用四個大石拱為主樑，而不採用當時大型建築管常用的兩排柱子，避免了遮擋視線，這是延安當時惟一沒有使用木樑或木柱的大型建築物。建築的主要用材是延安遍地皆是的石料，同時又利用了陝北石匠高超的砌拱技術。禮堂的外表裝飾，吸收了西方建築的一些特點，如東廳門外，有一個石柱，是採用一塊整石按照希臘的建築風格設計而成，像一個少女的手臂，被稱之為希臘多列斯柱式。中央大禮堂是延安時期建築藝術的傑作，這座莊嚴、古樸的建築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烽火硝煙，依然風姿依舊，巍巍屹立。
修建禮堂時對其用途嚴格保密，許多人不明白為何在邊區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大興土木，修建工程浩大的禮堂。因此，有些人給任弼時、李富春提意見，認為這是鋪張浪費。到七大召開時，大家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精心構思佈置會場
大禮堂的建築真可謂別具風格、獨具匠心，它的落成為大會的順利召開創設了一個清新靜謐的外部環境和讓代表們感覺輕鬆愉悅的和諧氛圍。同樣，在禮堂內部會場的佈置上，任弼時等人也是做了精心設計、周密安排，只不過，這項工作是在禮堂建成兩年後才進行的。
會場前方主席臺正中懸掛著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畫像，左右兩邊各斜插著五面鮮豔的黨旗，表明我黨所有領導同志和121萬黨員帶著滿腔熱情，緊緊地圍繞在以毛澤東、朱德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聽從他們的領導，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主席臺上方，一行紅底白字橫幅“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表明了會議的主旨，也第一次向全國人民莊嚴地打出了我黨繼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在我國革命的實踐中，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我國的實際相結合而產生的又一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它將是指導我黨徹底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勝利的法寶；再上方的拱形橫樑上懸掛著“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紅字橫幅，兩側垂直掛著一副對聯，上聯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下聯是“團結全黨、服務人民”，其用意不言自明；會場兩邊牆上插著24面紅旗，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24年的奮鬥歷程；插黨旗的“V”字形木座是英文“VICTORY”(即“勝利”)一詞的第一個字母，表示黨成立的24年是勝利的24年；兩側的牆上張貼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八個大字，會場後面的牆上掛著“同心同德”4個大字；主席臺對面大門上方懸掛著橫幅：“93萬大軍跟隨前進”。這一切都烘托了七大團結、勝利的主題。
會場的其他擺設則非常簡潔：主席臺上是一字排開的幾張長條桌，上面鋪著檯布，後面是十來把木椅；臺下代表們坐的是長條靠背椅。在任弼時等人的精心設計、合理佈局下，會場並不顯得簡陋，而是格調高雅，氣勢恢宏，既有時代感，又有濃郁的樸素氣息。
認真審查代表資格
由於七大會期的一再延遲，客觀情況的反覆變化，儘管當時對七大代表資格的審查動手很早，但最終確定代表名額卻晚，其間歷時很長，前後達四年之久。這主要是由當時的環境條件造成的。
因為，從1928年召開黨的六大到1945年舉行黨的七大，其間相隔達17年之久，即就是算到正式進行代表資格審查時的1940年，前後也歷時12年之久。因此，要對情況不一、幾經變動的各地代表進行審查，本身就是一件難度很大的事情，加之根據地分散，且受日軍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各地選出的代表又有來自抗日根據地和敵佔區、國民黨統治區之別，有的同志還曾遭受過國民黨的逮捕關押，這就使得審查工作更加困難。然而，代表資格審查是一件極其嚴肅、有重大政治意義的工作，容不得半點疏忽。這就要求在審查過程中，既要堅持原則對黨負責，又要實事求是地核查當時當地的條件和環境，對每一位代表本人負責；既要考察他們在政治路線鬥爭中的表現，又要弄清楚他們的社會關係，他們在戰場上、監獄中的政治氣節。
為使中共七大能夠集全黨最優秀的代表於一堂，會前，中共中央組成了以彭真為主任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有任弼時、陳雲、李富春、蔡暢、譚政等人，具體工作主要是在任弼時的主持下進行的。他們抱著對黨和對當事人都負責的態度，從1940年5月29日召開第一次審查工作會議起，每隔一、二週就召開一次會議，到1941年2月近一年的時間裡，共召開了19次審查代表資格的會議。各位成員認為，他們的責任只有一個，徹底弄清問題，分清是非，切實解決代表的資格問題。任何一位同志，不管犯了什麼錯誤，決不能輕易武斷地作結論。他們認真分析每一份材料，遇到政治上不清楚的問題，總是千方百計地找旁證，向熟悉情況的同志調查核實；也找本人談話，十分耐心地聽取本人的意見，心平氣和地向對方闡明道理，弄清事實，再決定取捨，決不允許任何無根據的懷疑。
他們既堅持原則，又認真負責，在七大召開之前的一個多月裡，曾連續多次召開七大各代表團負責人會議，再次對代表資格逐個進行審查。先後又審查了252名正式和候補代表的資格。除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外，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還決定由任弼時、陳雲、李富春商議一個150名旁聽代表的名單，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1944年5月19日，中央書記處又決定：委託任弼時、李富春、彭真審慎提出中央直屬機關補選代表的名單，交由中央直屬黨委召集黨員大會或代表大會選舉。1945年3月中、下旬，七大各代表團負責人又連續召開會議，再次對代表資格逐個進行審查。審查的結果是：合格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合計755人，其中新增補的246人，被停止或撤銷代表資格的，或被原來的選舉單位撤銷代表資格的49人，圓滿地完成了代表資格的審查任務，保證了七大代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七大的順利召開和七大報告的順利通過，以及黨的最高領導層的選舉，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障。
歷盡艱辛匯聚延安
參加七大，對各位代表來說，是一件極其光榮的使命和千載難逢的機會，但是奔赴延安的路程卻是障礙重重，險象環生，異常艱難。對此，所有外地代表都深有體會，尤其南方各省代表對自己所經歷的艱辛、曾面臨的艱險，更是刻骨銘心，永遠難忘。
1939年11月，香港黨組織選出的七大代表有鍾明等5人，分兩批先後進入東江游擊區，由東江縱隊派人護送到韶關，與廣東省委選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人會合，組成廣東代表團。隨後，廣東代表團成員分別化裝到桂林，在八路軍辦事處集中，換上八路軍戰士的軍裝後，乘坐新四軍派來的軍車到達黃山附近的太平鎮。由於前面沒有公路，代表們只好徒步翻越黃山，先到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後又轉移到中共中央東南局駐地丁家山。在這裡，他們與浙江、廣西(只有陳岸一人)、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閩粵邊、蘇南等9個地區參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會合，根據東南局的指示，組成了臨時黨支部，古大存任書記。這時，由於局勢惡化，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反共，代表們不宜通過西安等後方大城市，而要繞道敵後根據地才能到達延安，這就增加了奔赴延安的困難。1940年1月，新四軍反“掃蕩”取得勝利，銅陵、繁昌先後被攻克，北上的路已被打通，東南局讓代表們立即出發。為保密起見，東南局規定這支隊伍對外稱“服務團”，指定古大存為團長。1月20日，“服務團”在新四軍軍部一個連的護送下，從蕪湖乘坐兩隻大木船，繞過日軍的巡邏艇，渡過長江。之後，他們又隨羅炳輝的部隊夜間越過津浦路，輾轉行軍，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半塔集。後又向皖東北挺進，兩渡古金河，夜行百里越過隴海路，經過臺兒莊，抵達魯南山區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部抱犢崮。經過休整，“服務團”準備去魯西地區，臨行前遭到了偽軍的包圍襲擊，機智脫險後又繼續趕路，跑步前進越過津浦鐵路上敵人的封鎖線，經泰西、東平、湖西、魯西，進入冀南根據地，於8月份越過平漢路封鎖線，在部隊的護送下到達八路軍總部。9月，會同由山東經八路軍總部打算去延安的徐向前，在兩個團的護送下，有時一個晚上要行軍70多公里，連闖5道封鎖線，終於在1940年12月26日下午到達延安。其間歷時整整一年，跨越11個省，行程萬餘里，可謂一次艱苦的“長征”。所幸的是沒有人員傷亡，全部安全抵達紅都延安。
相形之下，離陝北根據地較近的晉察冀代表卻沒有南方各省代表那麼幸運。為了避免與敵人遭遇，他們只能走山路、走小路，行軍非常困難。1940年4月的一天晚上，他們通過太原市西南白水鎮的鐵路後被日軍發現，敵人在山頂上向下襲擊他們，代表們立即撤下山路，從山溝裡突圍。天亮後，代表們才陸續突圍出來。這場戰鬥使有的代表被打死，有的被打傷，有的被俘，損失比較大。後來，倖存代表又經歷幾次險境，翻山越嶺，淌河過江，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行軍，終於在6月底到達延安。
新四軍和皖南地區代表們的遭遇最為慘烈。他們一行24人，在南方九省代表之後到達安徽無為時，被國民黨扣押起來，最後全部遇害。
劉少奇則是聽從中央的安排，謝絕華中局同志的挽留，同其他人一道，於1942年3月19日動身，穿越日偽軍嚴密封鎖的隴海路，順路解決了山東抗日根據地領導人之間的團結問題，歷經艱險，於12月30日到達延安。當時在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陳毅也於1943年11月25日一早就踏上了赴延安的路程，經過3個月的跋涉，於1944年3月7日抵達延安。彭德懷和劉伯承是1943年9月一起去延安的。他們去延安是參加整風運動的，之後，就留在延安參加了七大。其他根據地的領導人如賀龍、聶榮臻等也先後來到延安。
一時間，延安群星薈萃，幾乎中國現代史上所有的革命精英都聚集在這裡。當時延安的條件很差，沒有大的招待所，大批到來的代表除一部分住到中共中央黨校外，其餘的則分散住在附近的機關、部隊、學校裡，有的住在自己家裡。代表們住的簡陋，吃的也很簡單，住在哪就吃在哪，沒有任何特殊的待遇，但他們毫無怨言。他們來到延安，看到了延安的新氣象，看到了新中國的曙光。因此，他們懷著興奮的心情，等待那激動人心的時刻的到來。
起草修訂“歷史決議”
為了統一黨的思想，提高黨員認識水平，增強黨的凝聚力，1944年5月10日，中央書記處決定由任弼時主持搞一個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並由他負責向七大作黨的歷史問題的報告。表面上這是一個如何評價我黨前期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如何看待我黨歷史上發生的各種事件，如何定性我黨所走道路、所持路線的決議，其實這是一個統一全黨思想認識，增進同志間的團結，增強黨的戰鬥力，決定全黨全軍和全國革命命運的報告。對此，任弼時深感責任重大，在他的主持下，當天就成立了有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後又增加了博古)參加的“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
準備委員會成立以後，任弼時很快就投入了決議的起草工作。他在當月就以《歷史草案》為藍本起草了一萬兩千字的《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初稿)》。這個草稿吸收了1942年、1943年黨的高級幹部整風的成果，認為“四中全會在黨的歷史上並沒有起到進步的作用”，從“四中全會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是錯誤的”。該《草案初稿》又經兩次大的修改，第三稿還有一萬字左右。後又經胡喬木的重新起草和修改，字數近七千，從路線鬥爭的角度概述和分析了大革命失敗至抗戰爆發十年間黨發展的歷史和“左”傾錯誤造成的錯誤，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所取得的勝利。
後來，起草委員會又多次召開座談會，除自行座談外，還組織包括黨的高級幹部、七大代表在內的各方人士進行座談，廣泛徵求他們的意見，對決議不斷進行完善。其間，任弼時還與王明進行了兩次中肯的、推心置腹的談話，聽取王明對黨史上一些問題的看法，並將談話要點進行整理，上報中央。在討論和徵求意見時，任弼時反覆強調：解決歷史問題的方針是弄清思想，團結同志，分析錯誤的內容與根源，而不在追究個人的責任。
任弼時會同準備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在不厭其煩地對決議草稿進行多次修改、潤色的同時，還對禁錮部分人頭腦的教條主義宗派與經驗主義者的關係作了精闢闡釋，對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表現作了合情入理的分析。
最終，在反覆修改、集體討論、十多次易稿的基礎上，《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基本定稿，起草組將其交付中央準備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表決通過。《決議》的制定和最終通過，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得到了全黨的擁護，特別受到犯過“左”傾錯誤的黨內高級幹部的擁護，為七大團結、勝利的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
先期兩會凸顯七大主題
為了提前做好各種準備工作，起草各種文件，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形成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使代表們在七大會議上能集中精力討論解決當時面臨的抗戰建國主題，不被“瑣事”干擾而偏離會議既定方向，在七大正式召開前，黨中央先期召開了兩次重要的會議，即六屆七中全會和七大預備會議。
六屆七中全會是我黨歷史上會期最長的一次會議，從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前後歷時11個月。5月21日，七中全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七中全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及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的決議，並決定，在全會期間由主席團處理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會議同意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提出的關於黨內歷史問題的六點意見並形成決議。會議通過七大的議程及報告負責人，政治報告——毛澤東，組織及修改黨章報告——劉少奇，軍事報告——朱德，黨的歷史問題報告——任弼時，統一戰線報告及公開講演——周恩來。除政治報告不設準備委員會外，會議同意中央書記處提議的其他四個報告的準備委員會的名單。
1945年3月16日，七中全會召開主席團會議。會議決定“於二十五日前做好召開‘七大’的一切準備工作，二十六日正式開會”；提議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康生、高崗、陳毅、陳雲、林伯渠、董必武、彭真、洛甫、徐向前、賀龍等十六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人為主席團常委，處理中央日常事務。決議還通過了大會開幕典禮程序：毛澤東致開幕詞；推舉大會主席團及正副秘書長；通過大會議程；朱德、林伯渠、周恩來等發表演說；推舉代表資格審查及政治、軍事、黨章、歷史等委員會。其中大會正式議程為：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問題報告；然後進行大會發言(重要發言有：周恩來報告統戰問題，彭德懷報告華北情況，陳毅報告華中情況，高崗報告陝甘寧情況);隨後由劉少奇作黨章問題報告、會議討論；任弼時作黨的歷史問題報告、會議討論；通過各種問題決議及通電；選舉中央委員會。
為了使七大“集中力量討論當前的政治、軍事、組織問題”和“集中力量來解決抗戰建國的任務”，3月25日召開的主席團會議和31日召開的全體會議又做出決定：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改在七中全會上討論通過；原先擬定許多同志發言的辦法取消，到會代表可根據大會報告所提出的問題，正面地聯繫當地實際情況發表意見，七大上最好不涉及歷史問題。會議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所提出的方針和劉少奇準備提交大會討論的黨章(草案)。在4月20日召開的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又討論通過了朱德將在大會上作的軍事問題報告、《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大會議事日程、主席團、常務主席團名單、秘書長(正任弼時、副李富春)和以彭真為主任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名單及會場規則。
4月21日，召開七大預備會議。任弼時在會上對召開七大的籌備工作作了說明，這也是對會前所作各項準備工作的總結：召開七大的多次延期當中，我們的力量發展很快，實力壯大，政策正確，七大在這樣的基礎上召開，意義與作用非常重大；經過整風、路線學習、審查干部，黨內思想趨於一致，黨的組織更加純潔，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其意義“非常偉大”，這便於七大各項決議的貫徹實施；從1937年成立七大準備委員會到現在召開會議，根據情況的變化，代表名額總數在不斷增加，代表名額分配在不斷調整，會議議事日程在不斷修訂，報告草案書寫在不斷完善，會議的其他工作在一直進行；預備會上除將原定議程第二項“動員工人階級參加抗戰工作”改為軍事報告外，又表決通過了開幕典禮、閉幕典禮、會議期間舉行先烈追悼大會等新增議程和大會主席團、正副秘書長、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名單以及七大的會場規則，並讓主席團全體成員及正副秘書長走上主席臺同各位代表見面，隨後，毛澤東在預備會議上作《“七大”工作方針》的報告。
至此，召開七大的所有籌備工作全部完成。黨的七大也如期於兩天之後的23日下午5點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正式開幕，歷時50天后於6月11日勝利閉幕。通過這次大會，我們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決策機構初步形成，黨的指導思想基本確立，新中國的宏偉目標已清晰勾畫。因此，該次會議被譽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史冊。之所以如此，縝密的前期準備是鑄就這一盛會最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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