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評論員 言詠 中國科學院6月29日對外公佈了旨在為科研人員“鬆綁”的十項改革措施，涵蓋審批立項、經費管理、人才引進三個方面，比如簡化立項審批程序、建立立項諮詢論證和中期檢查綠色通道、下放800萬元以下資產使用和處置權等。
這些措施是對國家推進“放管服”（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呼應。此前一天，國務院剛剛召開了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議。之後的7月4日，在總理李克強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確定要賦予科研人員更大經費使用自主權，並圍繞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等開展“綠色通道”試點。李克強說：“這既是一個壁壘，更是一個富礦。我們一定要儘早解開科研人員的各種束縛，使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鑽研的業務領域。”
從2013年本屆政府執政起，轉變政府職能就是改革著力點，先是推簡政放權、放管結合，2015年起又將優化服務納入其中。“放管服”改革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事關民眾日常體驗的民生領域、事關營商環境的政商關係領域以及事關科技創新動力的科研領域等等。無疑，科技領域的制度“鬆綁”意義重大，科技興國不是口號，而是現實的強國途徑。
和“兩彈一星”時期相比，新時代的科研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已經截然不同，一方面需要有激勵機制留住科研人才，讓他們在安心科研，不懼冷清、十年磨劍的同時生活不失體面。另一方面，也需要合適的制度鼓勵科研人員把科研成果產業化，用於社會生產和生活之中，既保障他們得到合理的收益，又保障他們有法可依，不至於在一些灰色地帶被動“失足”。
相比於經濟和民生，中國在教育、科研領域的改革步子偏緩，市場化程度弱，與市場接軌的制度不完善。這些年，在科研成果轉化這條路上“栽跟頭”的學者不少：2013年在浙江大學副校長任上被拘的科學家褚健、2014年被捕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寧、2016年身陷囹圄的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付林……事發之後輿論的態度是同情的，也是遺憾的。同情是因為他們在科研轉化過程中犯下的一些錯誤——如果可以說是錯誤的話，是“制度之錯”而不是“人之錯”。遺憾則是因為，他們所帶領的那些科研項目，都因為靈魂人物的離開而陷入停滯，從而給國家帶來極大的損失。
2014年褚健入獄一週年之際吳曉波寫過一篇文章《褚健困境》，文中寫到：“一個科學家欲將某一技術進行產業化開發且從中擁有個人產權，那麼，產業做得越大，他的犯罪幾率就越高且犯罪金額越大。”這個困境今日依然存在。在褚健之後入獄的李寧，至今仍身在高牆之內，案件也未宣判。這些案例對於後來者來說，有時候會是澆滅其科研熱情的一瓢冷水。
這是值得重視的問題。《硅谷百年史》作者阿倫·拉奧2016年有一趟訪華之旅，他提到，中國高校應該設計機制激勵教授，讓他們能夠享有發明專利的部分所有權，也要重視科技專利的商業化，設立專門的技術轉移辦公室，幫助尋找企業家和風險投資人與教授一起商業化。這也是硅谷之所以成為硅谷的一個原因。在發展高科技方面，政府不是無可作為，它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調動和保護創業者的積極性，放寬政策、明確產權、理順制度，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確定的那些進一步擴大科研人員自主權的政策如果能被相關部門細化落實，中科院深化“放管服”改革而推出的10項“鬆綁”舉措如果能不打折扣地執行，科技興國就不是空話，只有突破壁壘，才能挖出一座富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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