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图/视觉中国
建筑的尴尬在于，在本该提倡“不要脸”随性建筑的年代，被人为地变成了一个个强势且“要脸”的建筑；市民的尴尬在于，他们生活在一个政府部门的城市、开发商的城市、甲方的城市，而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
前有“小巨蛋”，后有“大裤衩”；你建“开瓶器”，我来“土豪圆”。
中国城市近20年的建筑发展史，就是中国市民20年视觉纠结史。
20年前，国家大剧院被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而加紧上马，开启了近20年国内奇异建筑“入侵”民众生活的序幕。伴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与官方描摹的宏大叙事相比，门户网站和论坛上的“吵吵闹闹”似乎更接地气。
围绕“传统与新潮”之争、“浮夸与实用”之争、“污染与环保”之争，国内公众，尤其是北京市民开始严肃看待身边这个绰号“蛋壳”的建筑。这次“只论利弊，无关好坏”的全民大讨论，为此后中国市民因城市奇异建筑而造成视觉纠结的经历埋下了伏笔。
中国各大城市里的现代建筑，总会在一次次的拔地而起后呈现某种规律：在“每一分钟都必须有意义”帮国人锁定了工作效率后，“每个建筑必须有价值”成了所有城市心照不宣的发展圭臬。所有城市都寄望于高度上升一米，气势就能增添一分；面积扩充一平，气质便能提升一级；外观“撒娇”一次，城市形象能飙高一档……
但民众不埋单，该骂骂，该调侃还得继续调侃。所以在开发商和规划师看来能成为“苏州未来城市名片”的东方之门会被网友P成穿着秋裤的奥特曼，突然冒出的深交所新大楼让民众以为是穿着迷你裙的山寨大楼，而通州“山寨天安门”则在官方一致叫好的情况下，受到了中央美院建筑系教授傅刚的点名批评：“原创，是西方现代才有的概念；模仿，在中国从古至今不算错误。”
被调侃成“秋裤”的苏州“东方之门”。图/视觉中国
“因为与权力结成依附关系，城市规划常常罔顾民意，更轻视民间的智慧。”欧宁在《城市十年》中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城市近20年新冒出的现代建筑。建筑师冯果川曾在一次讲座中提出“不要脸的建筑”这个说法。
“在中国，公共建筑有一个标准的语法，这个语法就是建筑一定要有一张脸，然后你必须跟建筑保持一个距离来欣赏这张脸。这个规矩背后有什么呢？因为这个建筑是在宣示一种权力的力量，所以这张脸是精心设计过，来展示这种力量的。前面没有广场，也没有一个正立面，我们称之为一个‘不要脸’的建筑。”冯果川说。
“不要脸的建筑”显示的是一种更为随意，且更接地气的建筑风格，与“每一处施工和每一寸土地都要有意义”的想法划清界限，与“城市漫游”和“空间溜达”的理念紧密结合。“在建筑里面创造一些模棱两可的空间，并通过这些空间让个人发挥他的想象力，这个发挥就是个人自由的一个体现。”冯果川说。
中国建筑的尴尬在于，在本该提倡“不要脸”随性建筑的年代，被长官意志、甲方压力和商业利益合谋挤压，最终变成一个个强势且“要脸”的建筑；与此同时，市民因为建筑的用料和选材而产生视觉的纠结的例子屡见不鲜。冯果川曾在《戴墨镜的摩天楼》中对国内城市的玻璃幕墙建筑进行批判：
“建筑外表的玻璃幕墙如同镜子般将外部的城市反射回去，同时又遮蔽了内部的一切，传递出一种拒绝交流的姿态。这不也是一种逃避现实、隐藏真实的姿态吗？这种反射甚至带有一定的攻击性的意味，正如风水上利用镜子去反射煞气，明晃晃的玻璃大楼显得不太友好，甚至会引起光污染。
上海陆家嘴高楼林立，房价高企。图/视觉中国
和某些大腕儿的心理相似，发展商似乎觉得他们的大楼披上玻璃幕墙就是明星了，很上档次了，与众不同了。可是当大家都戴上墨镜扮酷时，得到的只是一群光华耀眼却又彼此相似的建筑，在这些巨大镜面间空幻而又恼人的反复反射中，映射出的不正是我们的建筑师、发展商和政府在建筑想象力上的贫乏吗？”
市民能怎么做呢？他们只能在高楼下自觉后退，仰头叹息。在气势、气质“俱佳”的公共建筑下，他们如局外人般指指点点一番，然后转身离开，永不再来。
中国市民的尴尬在于，他们生活在一个政府部门的城市、开发商的城市、甲方的城市，而不是属于市民的城市，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
对话城市规划师冯果川
忘掉建筑的脸，才能让人轻松自在
冯果川，深圳筑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著名学者，城市规划专家。
《新周刊》： 你在讲座中提到过“不要脸的建筑”，你是如何想到这个说法的？
冯果川：建筑是立体的，但人们对建筑形象的认知却往往停留在二维图像的层面，这或许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能。例如北京的CCTV，它的造型是三维扭曲的环形。但是谁会纠结于这个各个角度视觉都不同的奇特形态呢？还不是直接在脑中把它拍扁成一幅平面图案：大裤衩。
现实中官员、开发商和民众往往就是这种二维解读模式。建筑设计如果迎合了这种阅读方式，建筑自然会脸谱化。又如北京有栋办公楼被国外媒体调侃为“阳具”，其实那只是施工期间楼顶脚手架使大厦在某个角度下形成的特定效果，可是这种二维轮廓比该楼的三维造型更容易传播。这也是读图时代建筑遭遇的尴尬。
同时，国内建筑师的教育中也隐含着这种对脸的迷恋。中国主流建筑学院创立之初的不少教师都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回来的建筑师，宾大沿袭的恰恰是巴黎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特别重视建筑的正立面设计。这个建筑的正立面就像建筑的脸，一座重要建筑往往只能从特定角度特定观看，这是静态的观赏。另外，为了观看的需要，建筑正立面还要留出一片空旷的广场，以保证足够的观赏距离。
身边这种“要脸的建筑”比比皆是。这些脸还常常虚张声势、趾高气昂，宣示着主人的霸气，让人感到乏味和窒息。
CCTV大楼和人民日报新办公楼本来并不是作为二维脸来设计的，都在人们的解读和传播中被拍扁了（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建筑不要脸，它们追求的是更三维、立体、性感的脸，可惜世人不懂爱），更不要说现实中大量主动追求脸面的建筑，比如各地机关大楼、各地的标志性地标建筑，许多都是一张张呆板的脸。
“要脸”的建筑可以说是建筑师和业主审美的共鸣共谋。所以我会提出“不要脸的建筑”避免设计单一的、重要的正立面，同时希望建筑形体避免降成二维图像。
2016年2月，哈尔滨大剧院被ArchDaily评选为“2015年世界最佳建筑”之“最佳文化类建筑”。图/视觉中国
《新周刊》 ：所以你更提倡那些可能性更多的“不要脸的建筑”？
冯果川：我觉得不论是“要脸的建筑”，还是所谓“不要脸的建筑”，都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我们不可能轻易改变人们的视觉习惯，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迎合与纵容它。这个世界应该多样化。
我提倡“不要脸的建筑”是希望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建筑的别的维度，比如漫游其中所带来的那种随着时间而绽放的身体经验。忘记建筑的脸，建筑更容易变成一个场所，让人们在这里相遇、交往。“要脸”的建筑往往非常强势，而我希望建筑能让人们感到轻松自在。
《新周刊》：在中国，人们其实很少去一些大型公共建筑，你在讲座中也提到过这一点。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这一点上，国内的公共建筑和国外的有哪些方面的差距？
冯果川：公共建筑应该平易近人，人们才愿意来这里，所以公共建筑的设计应该是一个与公众充分互动的过程，让民众的需求充分表达并尽可能被满足。国外城市在公共建筑方面做得比较好，因为建筑在策划、立项、设计等环节都会广泛征求民意，与民众互动，这个过程是透明和开放的。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很多公共建筑是伪公共建筑，所以人们用脚投票，不去！
Krzywy Domek位于波兰海滨城镇索波特，是一座外形不规则的建筑物，因其独特而醒目的外形，已成为当地著名旅游景点。
《新周刊》：你曾以深圳为例，写过一篇《走向封闭的城市——深圳十年退步记》，探讨现代都市的开放问题。你怎么看待国内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乎开放的细节问题，比如有大学关起校门不让外人随意进出，再比如前段时间北京、上海的整治开墙破洞行动（导致一些个人书店的关闭）？
冯果川：我在讲座里也提到了本雅明关于城市“漫游者”的漫游， “在城市里漫无目的溜达”是有价值的。都市的魅力体现在吸引和鼓励人们自由、愉悦、随机地穿行与邂逅。
你提到北京整治开墙破洞行动，也就是整治违章建筑的行动，我认为这个行动的问题是不应该粗暴地搞“一刀切”。
我们都知道，城市由无数主体共同参与建造才丰富多彩、生机勃勃。每个微观的建造者才更容易在都市中捕捉细微的需求，给出个性而精确的回应。这些微观的建造行为可能是违法的，但是这些微观的建造行为使城市的质感变得细腻、亲切，其中甚至不乏灵光乍现或底蕴深厚的神作。这些琐碎芜杂的建造使得都市中的漫游妙趣横生。
近来北京等地进行的违章建筑整治，是对这些微观都市革新的消灭，也是对无数匿名的建设主体的彻底否定。一些曾对北京城市品质和城市文化做出过贡献的店铺可能是违建，但难道不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之后再做决定吗？
我们粗陋的城市管理观念和水平在这里充分暴露。我们比较在乎的是决策成本和执行成本，这些城市管理者对城市的价值还远远没有足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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