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0 “世界是空的，我不想長壽”

“……我們需要藉助彼此，共同創造一個這個世界原本拒絕給予我們的位置。但是，為了這個，我們的愛情必須也是生活的契約。”

（高茲《致D》）

- 安德烈·高茲 -

安德烈·高茲，法國左翼思想家、薩特的學生、《新觀察家》週刊的創始人。高茲於1923年生於奧地利維也納，1948年，高茲移居法國，1954年加入法國國籍。高茲的主要代表作包括《叛徒》《歷史的道德》《勞工戰略》《艱難的社會主義》《改良與革命》《向工人階級告別》等。2007年，高茲與妻子雙雙自殺於巴黎郊區家中。

致D情史

高茲/文 袁筱一/譯

“什麼能夠證明，在十年或二十年後，我們經歷變化，而這種生活的契約仍然能夠滿足我們的慾望呢？”

……

“如果你和一個人結合在一起，打算度過一生，你們就將兩個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要做有損你們結合的事情。建構你們的夫妻關係就是你們共同的計劃，你們永遠都要根據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地加強、改變，重新調整方向。你們怎麼做，就會成為怎樣的人。”

/ 我終於得以擁你在懷 /

我們的故事有一個美妙的開始，幾乎稱得上一見鍾情。相遇的那天，你被三個男人包圍著，藉口說是要和你玩兒牌。你有一頭濃密的棕發，珍珠色的肌膚，英國女人那種高而尖的聲音。你剛從英國來到這裡，三個男人都試圖引起你的注意，操著生硬的英語向你獻殷勤。你是那麼高貴，俏皮——witty，幾乎無法翻譯成法文——美得如同一個夢。就在我們的目光彼此交錯的時候，我在想：“我不會有機會的。”後來我知道，那天的主人早已和你打過預防針了，說我“是一個奧地利猶太小子，毫無意趣”。[1]

一個月後，我在街頭又遇見了你，看著你舞蹈般的步態，很是著迷。接著有一晚，偶然間，我遠遠地看見你離開辦公室，來到大街上。我跑著想要趕上你。你走得很快。那是一個雪天。大雪過後的毛毛雨讓你的頭髮愈發顯得捲曲。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說我們去跳舞吧。你說行，why not，你說，很簡單的回答。我記得日子：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的英語不太流利，但勉強還行。這多虧我為馬格拉特出版社譯的兩本美國小說。就是在這次，我知道你在戰爭期間以及戰後讀了很多書：弗吉尼亞·伍爾夫，喬治·艾略特，托爾斯泰，柏拉圖……

我們談起了英國政治，工黨內部的不同流派。你總是很快就能區分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任何複雜的問題，似乎在你看來都很好解決。你從來不懷疑自己判斷的準確性。你的自信是哪裡來的呢？你的父母也一樣分開了，你很早就離開他們生活，先是離開了一個，然後再離開一個。戰爭後期，你和你的小貓泰比一起生活，一起分享你的食物配額。最後，你甚至離開了你的國家，想要探索另外的世界。一個一文不名的“奧地利猶太小子”究竟有什麼地方吸引你呢？

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是什麼將我們聯繫在起。你不喜歡談論自己的過去。我是在以後才漸浙明白，究竟是怎樣的根本經驗讓我們能夠在瞬間靠近。

我們再次相見。還是去跳舞。還一起看了熱拉爾·菲利普主演的《魔鬼附身》[2]。電影裡有個鏡頭，女主人公要求餐廳主管換一瓶已經開啟了的葡萄酒，因為，她說，她覺得酒有股子瓶塞味。於是我們在舞廳裡重演了這一幕，但是餐廳主管在檢查了之後，發現了我們的貓膩。在我們的堅持下，他還是換了一瓶，但他警告我們說：“以後休想再踏進這裡半步！”我非常欣賞你的冷靜和自若。我自忖道：“我們天生就是一對好搭檔。”

一起出去了三四次後，我終於得以擁你在懷。

[1]原文為英語。

[2]《魔鬼附身》改編自拉迪蓋（Raymond Radiguet）的同名小說，由克洛德·奧當-拉拉執導，1947年出品。

FRANCE. Paris. 1978.Snow in "Jardin des Tuileries".© Martine Franck

/ 地球上最光彩照人的生靈已經準備好與我分享她的一生 /

接下來的三個月裡，我們計劃結婚。對於婚姻我有一種原則性的、觀念性的偏見。我認為婚姻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固有習慣；是將一種關係法律化和社會化，一種原來僅憑愛情將兩個人聯繫在一起，完全沒有社會性的關係。面對兩個人的體驗和情感，法律關係會產生自我管理的傾向——甚至法律關係是將自我管理當成使命來完成的。我也一直說：“什麼能夠證明，在十年或二十年後，我們歷經變化，而這種生活契約仍然能夠滿足我們的慾望呢？”

你的回答令我無法抵擋：“如果你和一個人結合在一起，打算度過一生，你們就將兩個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要做有損你們結合的事情。建構你們的夫妻關係就是你們共同的計劃，你們永遠都需要根據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地加強、改變，重新調整方向。你們怎麼做，就會成為怎樣的人。”——這幾乎就是薩特的哲學。

五月，我們達成了基本的決定。我通知了母親，讓她把需要的文件寄來。作為答覆，她僅僅寄來了一份我倆的筆跡鑑定書，說我們的性格不合。我還記得五月八號那一天。母親到了洛桑。我們決定一起去她住的飯店找她，下午四點。

我上去告訴母親你也來了的時候，你就坐在大廳裡。她躺在床上，手裡握著一本書。“我是和多莉娜一起來的，”我說，“我希望把她介紹給你認識。”“誰是多莉娜？”媽媽問，“我和她有什麼好認識的？”“我們很快要結婚了。”媽媽勃然大怒。她搬出一切理由反對這樁婚姻。“她在下面等你，”我說，“你不願見她嗎？”“不。”“那我走了。”

“來，我們走吧，”我對你說，“她不願見你。”你幾乎還沒得及收拾一下的時候，我的母親，那位貴婦人，從樓梯上走了下來，叫道：“多莉娜，我親愛的，認識你我是多麼高興啊！”你高高在上的自如與她故作姿態的高貴形成鮮明的對比：我是多麼為你在這位貴婦人面前的表現而自豪啊！她可是一直在洋洋自得地誇耀自己給兒子的教育呢！同樣，我是多麼為你在談及錢的問題時所表現出時蔑視而自豪，對於母親來說，這可是能夠為我們的結合製造嚴重障礙的事情。

現在，所有的一切或許變得簡單起來。地球上最光彩照人的生靈已經準備好與我分享她的一生。你受到我從來沒有進入過的“上流社會”的邀請，朋友們都很羨慕我；當我們手拉手走在一起，男人總是轉過身來盯著你看。為什麼你要選擇這麼一個一文不名的奧地利猶太小子呢？在紙上，我能夠說清楚——舉出赫洛和勒安得爾、特里斯當和伊瑟、羅密歐和朱麗葉的例子——愛情是兩個主體彼此沉迷，它在某種程度上是無法描述的，也沒有什麼可社會化的地方，它可以抵抗住社會強加給主體的角色和鏡像，可以抵抗住所謂文化的歸屬。

我們幾乎可以把所有的一切放在一起，因為開始時我們幾乎一無所有。只需我願意再繼續經歷一直以來我所經歷的一切，只需我再多愛一點，你的目光，你的聲音，你的氣味，你細長的手指，你穿衣服的方式，你的身體，你的一切，未來就會向我們張開懷抱。

FRANCE. Paris. Fashion show. 1989.© Ferdinando Scianna

/ 我專注於你的存在，就像專注於我們的開始 /

你已經看到了“彼岸”；你從一個我們回不來的地方回來了。這改變了你看事情的角度。在這一點上雖然我們沒有商量過，但是我們做出了一致的決定。有一句英文很浪漫地詮釋了這個意思：“沒有財富，只有生命。”

在你昏迷的日子裡，我決定六十歲就退休。我開始計算我們曾經分離的時光。我在做飯做菜中找到了樂趣，我熱衷於找尋能夠幫你恢復體力的綠色食品，熱衷於在瓦格拉姆廣場訂購順勢療法醫師推薦的權威製劑。

生態在不斷要求促進另一種文明的同時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日常的實踐。我已經到了思考一生都做過些什麼，原本是想做什麼的年齡。我覺得我並不曾真正地生活過，我總是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觀察我的生命，只拓展了自己的某一個側面，作為個人，我是貧瘠的。而你一直以來都比我富有。你在所有的空間裡盛開。你與你的生活處於同一水平，而我卻總是匆匆地奔赴下一項任務，彷彿我們的生活永遠只能在稍後才真正開始。

我開始思考，什麼是我應該放棄的次要的東西，放棄了它我才能集中精力追求最重要的。我對自己說，如果要真正理解各個方面的動盪所波及的範圍，就需要更多思考的時間和空間，而這，卻是全職的新聞記者無法做到的。一九八一年左派上臺，我已經不再期待有任何革新，在莫洛瓦政府得到任命後的第二天，我就遇見了兩位部長，我就是這麼對他們說的。我很驚訝的是，為報紙工作了二十年，可是我的離開無論對自己而言還是對別人而言都不是那麼難過。我還記得我曾經寫信給E，說歸根到底，只有一件事對我來說是最主要的：那就是和你在一起。如果你不在了，我根本不能想象自已還能繼續寫下去。你才是最根本的所在，其餘的一切，無論你在的時候在我看來有多麼重要，可你一且不在，就失去了意義和重要性。在我上一本書裡，我已經在題詞裡寫到了這點。

我們一起到鄉間生活已經二十三年。開始是在“你的”家園裡，那裡有一種令人沉入冥想的和諧氛圍。而我們只享受了三年。一個在建的校電站迫使我們不得不離開。我們又找到了一座房子，非常古老，夏天很是清涼，冬天卻很溫暖，還有一塊很大的土地。我想你在那裡應該會很幸福。就在只有一塊草坪的地方你還創造了一個花草小灌木園。我在新房子的地上種了兩百棵樹。

開始幾年我們還會出門旅行；但是旅途的顛簸——無論是什麼交通工具的顛簸——會令你頭痛發作，渾身疼痛。蛛網膜病變讓你不得不放棄了大部分你非常喜歡的活動。大家都沒有發現你隱瞞了自己的痛苦。我們的朋友都覺得你“精神很好”。你一直鼓勵我繼續寫下去。在我們的家園度過的二十三年裡，我出版了六部書，還有一些文章和訪談。我們接待了幾十位世界各地的來訪者，我做了幾十次採訪。當然，我還是沒有能夠完成三十年前的心感：能夠與現時生活處在同個平面上，只關注我們的共同生活所構成的財富。

如今我又在重新回味當初迫不及待下決心的時刻。我的手上沒有等待完成的重要著作。我再也不想——如果我用喬治·巴塔耶的話來說——“推遲存在”。我專注於你的存在，就像專注於我們的開始，我希望你能夠感受到這一點。你給了我你的生命，你的一切；在剩下的日子裡，我希望能夠給你我的一切。

很快你就八十二歲了。身高縮短了六釐米，體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麗、幽雅、令我心動。

我就是這個男人。靈車裡裝的是你。我不要參加你的火化葬禮，我不要收到裝有你骨灰的大口瓶。我聽到凱瑟琳・費麗爾在唱，“世界是空的，我不想長壽”，[1]然後我醒了。我守著你的呼吸，我的手輕輕掠過你的身體。我們都不願意在對方去了以後，一個人繼續弧獨地活下去。我們經常對彼此說，萬一有來生，我們仍然願意共同度過。

[1]原文為德語。

《致D》法文版封面

致ABC

——代譯序

很快你就八十二歲了。身高縮短了六釐米，體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麗、幽雅、令我心動。我們已經在一起度過了五十八個年頭，而我對你的愛愈發濃烈。我的胸口又有了這惱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熱的身體依偎在我懷裡時，它才能被填滿。

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女人在讀了這樣的文字之後都會有不明瞭的願望，希望自己也可以成為文字中的“你”。可是我們需要明白的是，世界上只有這樣一個幸福的女人：D高茲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所“致”的對象。因為世界上只有這樣一個幸福的女人，所以，我們也許不得不懷疑，世界上只有這樣一個智慧的女人，並且逢到了一個罕見的，也有潛力變得智慧起來的男人。

在愛情上，這個男人開始也許不如女人智慧。就高茲的描述來看，女人應該是在五十八年前就下決心要創造這樣一種幸福，而男人卻是在愛情上懵懵懂懂了一段時間，才開始意識到，並且主動地參與到這種幸福的創建中。幸運的是，在共同度過了五十八年之後，

寫下這句話後，八十四歲的高茲與身患絕症、不久於人世的妻子多莉娜（《致D》中的D）開了煤氣，雙雙離開人世。如果說人離去的時候帶不走財富，甚至帶不走聲名——這一點高茲倒是很早就有所瞭解——他們卻帶走了自己的愛情，也留下了自己的愛情。一種別樣的生產。

自殺不是一種反抗和姿態，而是一種接受陪伴和主動的了結，是人作為“主體”的最後的、負責任的行動。我想，在這種前提下，它可以是美麗的，並且具有積極意義的。相信這種不帶有任何條件的死亡能夠維護一段不帶有任何條件的愛情。

G.B. ENGLAND. Beachy Head. World capital of suicide. 1997.© Peter Marlow

《致D》中的愛情不是文學的愛情，也不是哲學的愛情。它離文學中所擅長的暖昧、罪惡背叛、金錢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衝突很遠；它與哲學所擅長的（也是高茲所擅長的）抽象也很遠，沒有所謂的倫理、道德以及解釋的方法。它是生活的，是兩個人走了五十八年，社會變遷，兩個人也在不停地遊走和變化，但維護“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決心始終未變。

不是嗎？這個開頭幾乎與所有的愛情故事的開頭沒有差別。相遇的時候，女主人公美麗、智慧——“witty”，高茲說，這是一個沒有辦法翻譯的詞，有著“舞蹈一般的步態”。即便作者能寫下“和你在一起我才明白，歡愉不是得到或是給予。只有在相互給予，並且能夠喚起另一方贈與的願望時，歡愉才能存在”這樣的字句，也改變不了愛情的伊始是彼此之間互相吸引的本質。我們已經足夠冷靜（或者說冷酷），知道男女在下決心要愛對方的那一剎那，是不會有時間思考所謂愛情的本質的。

關鍵在於互相吸引之後。文學裡的愛情從來都沒有繼續，因為繼續不下去。我們可以有很多很多種美麗的相遇，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種看似美麗的磨難，我們就是不能有色彩絢麗的結局。愛情的結局無論是平淡的幸福還是永遠成為回憶的中斷，都不能夠成為可以綻放的詩篇，都經不起追問，都推擋不了瑣碎和卑微的現實。

高茲就是因為這個才曾經猶豫的吧，在婚姻前曾經想要逃跑，止步不前。所以今天他可以明白，有再多的哲學野心想要改變這個世界的認知的野心也改變不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膽怯、平庸和懦弱。

是D有足夠的智慧告訴他，“如果你和一個人結合在一起，打算度過一生，你們就將兩個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要做有損你們結合的事情建構你們的夫妻關係就是你們共同的計劃，你們永遠都需要根據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地加強、改變，重新調整方向。你們怎麼做，就會成為怎樣的人”。對於個人的幸福而言，生活中的智慧遠比抽象的智慧來得更重要。所以我們應該能夠想象，D後來面對薩特時那種自然的、高高在上的、“女王一般”的氣定神閒。D從來都是這樣，在面對所謂的“大人物”時永遠不會膽怯和侷促。

GB. England. Surrey. Surrey Bird Club. 1972.© Martin Parr

高茲或許從來不懷疑，D的愛情為他提供了“避處”。社會沒有給過他安全的感覺，從童年開始，到年輕時代所經歷的一切：戰爭，生存。但僅僅作為“避處”，男人仍然會猶豫，因為他不知道這樣的“避處”是不是具有永恆的意義。他又怎麼能夠指望女人來幫助他“承擔自己的存在”?

我彷彿就是在“避處”這樣的字眼前猶豫的，因為這個詞讓我有些厭煩。用兩個人的世界來遮蔽令人倍感不適的社會，這是很多人相愛的理由。男人會對女人這樣說，女人也會對男人這樣說。激情來到的時刻，在“對方的聲音、氣味、膚色、動作和存在的方式成為一種理想的標準，能夠在內心深處激盪起回聲”的時候，沒有人會懷疑一個人就足以平復自己身處人群與社會之中的孤獨和寂寞。

但是這依然不能阻擋日後的分離。形式的東西從來就是重要的，然而有多少人在用拒絕承擔形式為藉口在拒絕承擔愛情的實質呢？高茲或許也不例外。至少在開始時是這樣。人總是陷入悖論裡，這是非常令人尷尬的事實。只要是能夠冷眼看待，我們一定知道，像薩特那樣拒絕“既定觀念”的婚姻，無非也不過是走入另一個自己鑄就的“既定觀念”而已。

當然，我知道這個故事有一個好的結局。歸根到底，男人和女人還是有相同的價值觀，這讓他們能夠——尤其是男人一一戰勝最初的猶豫，走過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共同時光。經歷過困苦歲月，並且不僅僅是物質方面的。D始終陪伴在高茲的左右，為他做一切，掙兩個人生活所需要的錢，或者幫助高茲這個“寫者”收集材料，準備檔案，總之，只給鼓勵，不給壓力。兩個人的生活好轉之後，還有更美好的“幫助”，幫助高效建立朋友的圈子，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女主人”那樣，靈巧地為他應對必然是由各種各樣的關係所構成的人生。

相信就像所有女人在讀完開頭時夢想自己能夠像D一樣收到來世的邀約一樣，所有的男人在讀完《致D》之後大約也夢想著能有這樣一個女人相伴終生吧。在故事的開始，有可以啟動愛情的年輕和美麗；而在故事需要延續的時候，有可以延續、隨著歲月遞增的智慧、溫和與包容。

高茲是極少數的，能夠完成自己人生理想的人——假如我們不將“名噪天下”作為成功的唯一標誌。他的那一大堆“練習簿紙頁”終於找到了出版社，他坦言，是出版改變了他的處境，給了他在“這個世界的一席之地”。然後，話語的權力會隨之而來，作為記者，作為以話語為最主要存在方式的“哲學家”。高茲的生活方式和思考其實我從來不覺得陌生，在我的身邊，有太多也在等待“世界的一席之地”，為消除內心的恐慌下決心做一個“寫者”的人。不同的只是，也許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一席之地”，即便等來了話語權，也沒有等到自己內心真正期待的“一席之地”。有周遭世界的原因，更多的卻是自己的原因。

我的擔心，或者說我的疑慮在於，愛情究竟在這樣的存在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如果，高茲一輩子也沒有能夠在這個世界找到“一席之地”呢？還會有這個美麗的愛情故事嗎？哪怕是一個我們看不到的美麗故事？而這個故事存在的意義會超出兩人的範圍嗎?

——選自《致D》，（法）安德烈·高茲 著，袁筱一 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袁筱一，法語語言文學專業博士，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法語系，主要譯作有《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盧梭著）、《外面的世界》（杜拉斯著）、《流浪的星星》（勒克萊齊奧著）、《生活在別處》（米蘭·昆德拉著）、《法蘭西組曲》（伊萊娜•內米諾夫斯基著）等，著有《文字•傳奇——法國現代經典作家與作品》《我目光下的你》《最難的事》等。

題圖：FRANCE, Paris, fashion show | Ferdinando Scianna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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