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宮女史
譚嗣同確實說過下面這段話：
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為二國垂涎，一旦宋爭，度我之力，終不能守。不如及今出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不過，這倒不能責怪譚嗣同目光短淺或者賣國。以新疆為例，其實自從乾隆皇帝將新疆納入中國版圖以來，朝廷內外就一直有人持“棄守新疆”的觀點。
18世紀清朝統一新疆前，其西北的疆界極限是嘉峪關，這自然是沿襲了明朝的舊制。對於明朝而言，“嘉峪關以西置不問”，彼時的新疆其實是先後被葉爾羌汗國及準噶爾汗國所控制。長期的地理隔離，使得新疆在中原文人心中變成了域外之地，形成了文化上的隔離心理。
有趣的是，在乾隆將新疆納入版圖的過程中，這種文化隔離的心態仍然廣泛存在於清朝官員及文人的心中。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阿睦爾撒納攻擊伊犁時，深得乾隆倚重的劉統勳（死後賜諡“文正”）竟然上書皇帝，請求棄置進軍西域的要地巴里坤，退守哈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學士史貽直再次對乾隆的用兵計劃唱反調，提出捐棄伊犁的主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學士陳世倌上折，以“糧餉、馬力、將帥”為由，反對繼續用兵新疆。
等到乾隆將新疆納入版圖後，由於統治新疆的財政成本極其高昂，又有人不斷提出“棄守新疆”的主張。這些做法，本質上都是文化的隔離心理——始終將新疆視作與中原相對立的異域。
晚清的海防、塞防之爭，其實也都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問題。乃至二十世紀前期，上述觀念仍然有影響力。例如，吳藹宸在《新疆遊記》中提到：“降至今日，（新疆）猶成為荒蕪不治之邊域，非土地人民有何缺憾，乃歷代鄙視邊疆有以致之。”
簡而言之，譚嗣同的話其實代表的是晚清士人對“中國”的空間想象。
HuiNanHistory
譚嗣同的“賣地”言論，見於他寫給恩師歐陽中鵠的書信往來。戊戌變法後，多有焚燬，只剩27封，1942年，歐陽中鵠之孫歐陽予倩把這些稱為“燼餘”的手稿，與唐才常與歐陽中鵠的信件一起編輯成了一冊《譚嗣同書簡》。
其中，有一封譚嗣同寫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兩萬餘字長信，縱論甲午戰爭及敗後的國事，真可謂指點江山，悲憤莫名，其中談到如何籌措馬關條約要求清政府培養的兩億兩白銀呢? 譚氏給出的建議是“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統計所賣之地之值，當近十萬萬。蓋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萬萬方里，以至賤之價，每方里亦當賣銀五兩，是新疆已應得十萬萬，而吾情願少得價者，以為十年保護之資也。”
歐陽中鵠讀到這一段，做出批註：“此論絕駭怪，聞者必加痛罵。”但隨後筆鋒又一轉，並舉出先例：當年左宗棠經營新疆，“即有謂決不能守，宜趁彼時賣與俄羅斯者”，張百熙詩云 “宰臣體擬棄昆邪”——昆邪是漢代匈奴諸部之一，此處代指西北邊地——即詠此事。他還說，如今中國東北、西北的險要之地為俄羅斯、英國所佔，門戶洞開，無從扼守，“苟不賣此，固不待其賣，將如緬甸琉球故事，屏息不敢置問”，大意是，假如現在不賣，將來也許連賣的機會都沒有，直接被割去了事。聽起來，似在響應譚嗣同之議。
譚嗣同的賣新疆，蒙古方案絕不是心血來潮，而是他推敲多時形成的結論與意見，他還與好友貝元徵推演過這筆買賣，並引俗諺“與其欠錢，不如賣田”為證：“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為二國垂涎。一旦來爭，度我之力，終不能守，不如及今分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計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萬方里，每方里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除償賠款外，所餘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
然而，是否坐實了譚嗣同的這種意見，我們就能和某些膚淺，抱著“非黑即白”的網絡歷史愛好者一樣，直接將譚嗣同打入另冊，稱之為“賣國賊”呢？顯然是不能的，因為任何一個歷史人物的思想，言行，都是他所身處歷史時代環境，社會思潮的產物。如果單純用今天的意識形態標準來進行鑑定，則完全是刻舟求劍。甲午戰後，中國的局勢是怎樣的呢？我們歷史課本上說，中國立刻陷入了新一輪列強的“瓜分狂潮”之中，如果說不加道德判斷的言語來描述，就是說，經過甲午一戰，滿清北京政府的權威和統治能力像紙老虎一樣被戳破了，列強感覺只有更深地介入中國的內部事務，才能維持自己在遠東的利益。當時在許多激進的知識份子士大夫中，已經有這樣一種輿論共識，清代已經無法維持這樣龐大的一個疆域了，現實考慮就是，能夠維持住那些利益攸關的“核心地區” ，而捨棄那些無關緊要的邊緣地區，愛國救亡，已經要立刻落實到具體實施的技術問題上，而不是光唱高調了。
有人說，戊戌六君子都是書生議政，好高騖遠，所以能想出這種不負責任的“奇談怪論”。但且慢，精明務實，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也是有這種想法的！當時，他給徐世昌寫信，談及在京城拜會各路大佬，種種建言如石沉海底，判定晚清氣數將盡，回天乏術：“已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須大變法以圖多保全數省各語，然均不能照辦；惟大局直無法挽救，只好以極壞處設想也。” 袁世凱說的很明白，他的方案也是想辦法保全“大清數省”，可見在他心裡，以滿清朝廷中樞的能力和做派，維持甲午之前的局面，也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說，以譚嗣同愛國之真切，熱血，尚且只能想出這種今日看來肢解自己祖國的下策，我們只能以此來揣度想象，甲午戰後，當日局勢的緊迫與仁人志士的絕望，只是一味譴責批評，不過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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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生在封疆大吏之家，他的父親官至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在譚嗣同短暫的33年生命中至少兩次提出售賣國土，以資變法富強的激進之策。這與歷史教科書中為國赴死的譚嗣同，簡直判若兩人。
一次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譚嗣同在給他老師歐陽中鵠的信中寫到：
“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另一次是在1895年8月，譚嗣同在與好友貝元征討論改革事宜時，再次提出這個想法：
“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不如及今分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除償賠款外，所餘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可見，在年輕人譚嗣同看來，內外蒙古、新疆、西藏，乃至滿洲、青海都可以賣給英俄兩國，他的理由就是以此來為變法富強爭取經費和時間。
這顯然是一個非常激進而瘋狂的想法。出賣領土主權的想法與救國富強的願望，本身就是南轅北轍。即便最終在不完整的領土上實現了所謂的富強，也是偽富強、假富強，是為人所不齒的富強。
實際上，譚嗣同更像是一個激進的理想主義者，他在理想上是無不敢為的巨人，這一點在他隨後的《仁學》創作中顯露無遺。但在行動上，他是缺乏耐心和策略的，行事中表現為一種急於求成的決戰式作風，要麼前進，要麼死。
讀歷見聞
譚嗣同可以說是晚清官場第一熱血之人，百日維新失敗之後，在其能夠逃脫的情況下而不走，並留下了一番感人至深的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而在其臨刑前還高呼：“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並留下一首絕命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譚嗣同的慷慨赴死、以熱血警醒國人之舉，被梁啟超稱之為“為國流血第一士”。然而，即便是如此熱血、盡心為國之人，也不是其所有作為、主張都會有利於國。如果當初譚嗣同的該主張被滿清採納的話，將會是禍國萬古，而其本人也會承受千古罵名，這便是譚嗣同的賣地主張。
維新變法正值甲午慘敗之後，而《馬關條約》的簽訂，不但割讓了臺灣等領土，還須賠償日本白銀二億三千萬兩，這相當於滿清政府十年的財政收入。所以，當維新變法之時，改革經費尤為困難。而譚嗣同鑑於當時的財政困難，便主張將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毫無利於中國”之地，變賣掉以“供變法之用”。具體主張如下：
“若無內國債可舉，而擇禍莫如輕，莫如俗諺‘與其欠錢，不如賣田’。……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為二國垂涎。一旦來爭，度我之力，終不能守，不如及今分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二國不煩兵力，驟獲大土，亦必樂從。計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萬方里，每方里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除償賠款外，所餘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
而英俄之出此款，亦自不易。吾則情願少取值，浼二國居間脅日本廢去遍地通商之約；即再加賠費，亦無不可，而仍願少取值，請歸二國保護十年。二國第毀約與保護，即少出值，尤必樂從。夫保護之說，本不可恃，而此所謂保護，止求其出一保護之空言，且須有十年之限制，吾暫假以為虎皮嚇他國，使不吾擾耳...
若譚嗣同的建議被滿清採納，其後果可想而知。誠然，譚嗣同的賣地主張也並不能完全站在今天的角度來評價，要放在當時的背景之下來看待，以當時滿清的條件，那些地方的確在財政上是很大負擔，而並不具備開發的條件。正如1867年，沙俄將170多萬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以720萬美元的價格賣給美國一樣，還生怕美國不要，是對美國官員行賄才求得美國最終買下。而主張買下阿拉斯加的美國國務卿威廉·亨利·西華德在國內卻被罵得狗血淋頭，罵其如何如何地愚蠢，以七百多萬美元的價格買了一個超大冰箱。不過，譚嗣同的賣地主張若被採納，無疑是禍國萬古之舉，沙俄不費一分錢從我國搶走的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回來都不很現實，更何況還是賣給他的領土？
有知社
清朝譚嗣同為什麼會主張賣掉新疆，蒙古等地？
，這是譚嗣同寫給其師傅歐陽中鵠的信。從中可見，譚嗣同欲賣新疆，內蒙當屬實。
信中可知，譚嗣同賣新疆，內蒙的直接目的在於籌措變法經費，並藉此要求列強保護中國，而中國藉機富國強兵。
我們可以說，譚嗣同的出發點也許是好的，然其想法卻是荒誕不經的，若此舉實現，譚氏必將成為民族的罪人。譚嗣同為何會有如此想法，其原因則很複雜。
（1）:書生誤國。
我們不否認譚嗣同的拳拳愛國之心，其“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蕩氣迴腸，譚君為國為民拋頭顱灑熱血，我輩應謹記之。然，譚嗣同並未有實政經驗，是典型的獨坐書齋的書生，其救國理論也多來源於理論，並未有實踐經驗。譚嗣同空有報國志向，卻沒有相應的措施，以至於提出變賣國土等荒誕的想法。
（2）邊疆無用論思潮的影響。
邊疆無用論思想由來已久，明末就是在這種思潮影響下放棄了很多邊關之地，而左宗棠，李鴻章的海防，邊防路線之爭也是其思潮的影響。顯而易見，譚嗣同受其影響，認為邊疆無用，不如賣給列強，換取實際好處。
（3）學習日本。
“（明治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日本）頒千島、樺太交換條約，割樺太及其地營房於俄，以千島為邊邑”。譚嗣同並不懂變賣國土與國家間劃定疆界的區別。日本的行為是與俄羅斯劃定疆界，與其主張的變賣國土有本質區別，譚簡單地認為可以學習日本變賣疆界籌措變法經費。
（4）排滿思想。
有諸多證據表明，譚嗣同具有明顯的排滿思想，認為新疆，內蒙，乃至東北都非“中國”國土，可有可無。事實上，當時民族觀念並不強，狹隘的民族觀盛行，譚嗣同具有排滿思想不足為奇，而賣掉新疆，內蒙等驚世駭俗的想法也就想的通了。
譚嗣同救國之心，天地可表，然而變賣國土終究天馬行空了，也辛虧這一想法並未實現，否則，中國則將減少近三分之一的國土了。
歷史知事
因為有人想買所以有人想賣，看上去像一句廢話，其實這就是當時大時代背景的真實寫照。
清末雖然飽受西方列強侵略凌辱，但這些西方國家並不想滅亡中國更不會坐視別國滅亡中國，這樣不僅成本高而且對它沒什麼實質性的好處。這些西方國家最看重的是商業利益，想獲取高商業利益，這就需要開拓市場，加速財富的全球流通，所以在戊戌運動中老外是支持的，巴不得的讓中國改革確立出資本式的市場化規則，遺憾的是這場改革失敗了。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廣東知識分子提出了不少的志國方略（當然，有管用的，也有餿主意）這裡就包括了題目中譚嗣同主張賣掉新疆、蒙古等地的建議，我們現在看這件事的利弊確有點可笑了，但在當時來看卻是無奈之舉。
中日馬關條約後，清政府無力承擔高額的戰爭勒索，而且國內民怨四起，這時候中國的老鄰居沙皇俄國幫著出了個主意：看中國缺錢作為老鄰居理應仗義的搭把手，這樣吧，我借你錢，不過我要你的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作為抵押。這時候在全球殖民擴張的英國也想分一杯羹，打算用錢買一塊有資源的地方開發資源。譚嗣同等人認為這些地方本為貧瘠偏遠之地，而且依靠當時中國的國力也是照顧不到那些地方的，與其這樣，倒不如建議朝廷以每平方公里收取五十兩銀子賣給野心勃勃的沙俄等國，這樣不僅能解決當前的政府賠款財政負擔，而且還能留下一筆餘錢作為變法圖強之用，這就是我開篇第一句說的，因為有買和賣的需求所以就誕生了這一荒唐的主張。
消息一出，以左宗棠為代表的西北派大臣極力反對並針砭利弊，最終沒有實現這一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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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蘭談史
譚嗣同在近代歷史上的評價還是非常高的，以身變法有機會和梁啟超等人一起跑的，但是偏偏要選擇被殺頭。譚嗣同都知道是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維新派的推行新政，最後變法失敗了。
很多人對於譚嗣同的主張賣新疆，西藏等地都是不知道的，因為在歷史上對於這件事其實沒有這麼提過，也沒有學過。但是這件事確確實實是存在的。
不過當時來說要賣新疆的西藏等地的不止譚嗣同一個人，最大的代表就是李鴻章。沙俄扶持的阿古柏入侵新疆，當時李鴻章就是堅決反對出兵收復新疆的，因為當時新疆，西藏，蒙古等地都是苦寒之地，這些地方確實給大清帶不來任何的利益，相反每年還要花大量的財力物力來管理這些地方。當然中國古代王朝自古以來的重心就是在長江黃河流域，對於新疆，西藏，蒙古這些地方，一直都是不重視的。
所以譚嗣同也是提出了和李鴻章一樣的觀點，
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可以看到譚嗣同的觀點就是把這些地方賣了換取錢來發展自己，然後還能得到英國沙俄的保護。按照當時的大清現狀來說譚嗣同等人提出這樣的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大清當時是年年割地，越割越少，與其把這些地方割去了得不到一絲補償，還要給他們賠償，那麼還不如賣了換取主動權。發展自己保護剩下來的領土。而且當時沙俄覬覦新疆，蒙古等地，英國又覬覦西藏，當時印度就是英國的殖民地和西藏是挨著的，所以也是一直在西藏動作不斷。當時列強又在東南沿海動作頻頻，必須要加強東南防禦了。
當然這個是形式所迫，就像沙俄賣阿拉斯加州給美國一樣的。
不過現在來說這樣的做法完全就是不可取的，祖宗之地豈可拱手讓人。普京說的一句話挺好的：俄羅斯的領土再多，一寸土地也沒有多餘的。中國也是一樣，這些都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豈能賣給他國？
中國歷史研究所
在一個動盪的時局，社會處於猛烈的變革階段，人們的思想和主張很容易走向極端。長期以來，譚嗣同都是以變法的英雄示人的，甚至被稱作戊戌六君子中的翹楚。然而，歷史人物難免會有不為人知的一面，譚嗣同也是如此。
在維新派中，除了康有為和梁啟超，名氣最大的便要數譚嗣同了。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等人設法逃脫，而譚嗣同卻堅持留下，誓要做第一個為變法流血的人。就這樣，譚嗣同等人成了慈禧太后的出氣筒，被處決於菜市口。
臨刑之前，譚嗣同在獄中留下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慷慨豪言。而這句詩也曾感動過無數人，使得譚嗣同的形象變得十分偉岸。
不過，在維新派四處奔走呼號時，譚嗣同也是一位非常激進的青年，甚至還提出過一些很不成熟的建議，其中便包括賣掉新疆、蒙古等地。
在譚嗣同看來，當時清王朝已經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所以，與不少維新派人物一樣，譚嗣同想的是“棄車保帥”，不僅認為已經割讓的土地無需再行過問，而且還主張將新疆賣給俄國，把西藏賣給英國，利用賣地的錢來變法圖強，保住清朝的核心區域。
以今人的眼光來看，譚嗣同的主張無疑是愚昧無知的。當然，這種論調在當時來講也有些太過幼稚。然而，在強敵縈繞的時期，不少人都是非常悲觀的，甚至還有主張放棄領土的聲音。
比如，此前清朝內部便曾有過海防與塞防之爭，當時阿古柏作亂時，有人主張乾脆放棄，將精力放在發展海軍上。幸而有左宗棠力主平定叛亂，從而沒有白白坐失大片疆土。
譚嗣同不僅曾主張賣掉新疆和西藏，甚至還提出，只要能保主中原，滿洲、蒙古均能出售。這樣的邏輯，顯然是站不住腳的。這些主張，在譚嗣同寫給其老師歐陽中鵠的信中，體現地非常清楚：
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在他看來，賣地給俄羅斯和英國，一方面是因為清朝無力據守，另一方面則是當時財政困難。相反，譚嗣同覺得，出賣國土之後，既可以減輕戍守的困難，還能償還賠款，並能換取殖民者的保護。也正是基於這樣這樣的想法，譚嗣同的言論越來越極端，甚至提出“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的觀點。
其實，令譚嗣同如此構想的原因，正是晚清的日益交困的時局。只是，維新派一面宣揚著變法圖強，一方面又嚷嚷出賣國土，並寄希望於列強。這無疑充分顯示出了他們的軟弱和稚嫩，更加表明維新派是無法挽救民族危亡的。
史海爛柯人
譚嗣同確實主張過賣掉西北新疆，蒙古等廣袤無人居住地區。大家不要一聽說有人建議賣國，就張嘴罵人家祖宗十八代，或者抄傢伙揍人。我們要從當時的現實情況思考問題，看看他建議賣土地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若是為了個人享受，像慈禧一樣，那肯定就是賣國賊。若是為了萬民祈福，考慮他們生活的艱辛，為了他們減負。為國家社稷安危忍一時之辱。那就可以另當別論了。
當時是清政府腐敗無能，把祖國大好河山，很多好地方像青島，旅順，大連，香港等都割讓給了外國人，而且還欠了一屁股外債。
清政府欠的債，那可都是要從老百姓身上搜刮而來的呀，也就是說深受其害的就是中國老百姓。眼瞅著外國侵略者越來越猖狂，大有瓜分我中國之勢。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湧現出了一大批仁人志士開始救國了。
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保皇派的譚嗣同提出了，是不是可以把西北新疆沒有多少人居住的地方，賣給沙俄。得到的錢，先用來還外債。然後用剩下的銀兩再購買外國人的一些堅船利炮。護衛國家，至少可以提前終止外國侵略者對中國的侵略。
當然譚嗣同的這個提議並沒有被採納，畢竟不久前左宗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新疆給收復過來，這時候在拱手想讓給別人，豈不是讓先人的血就白白流了。
當然即使清政府賣掉新疆等地，也阻止不了他們侵略中國的野心，這才是關鍵，畢竟無論什麼時候，落後就會捱打，不徹底的在中國實行變法，就像獲取和平，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最後譚嗣同，康有為和光緒帝約定開始在中國實行變法，可是這個變法僅僅持續了一百多天，就提前告終了。
因為他們的變法遇到了慈禧的阻撓。譚嗣同因策劃在頤和園謀殺慈禧，而被袁世凱出賣，最終被慈禧抓住，送到了菜市口砍了頭，史稱戊戌六君子。
後來孫中山實行三民主義，提倡國內搞共和制，並且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王朝。又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毛澤東帶領全體中國人民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徹底的帶領中國人民走向了和平與自主，獨立與自強，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終於擺脫了外國侵略者的魔爪，開始走上繁榮昌盛，自由，民主的道路。
史學達人
不是所有變法都是正確的選擇，雖然我們的歷史書中對戊戌變法大有讚譽，但他們的變法實際上卻是一場極其荒唐、衝動的舉動，在這次變法中，譚嗣同、康有為等人都提出了非常毀三觀的救國建議，不是我跟大家開玩笑，只要大家往下看，他們所提出的各種觀點絕對會讓大家對他們佩服不起來。
譚嗣同慷慨赴死的義舉是我們無法置疑的，他一生的所作所為也讓他符合了一個義士所應該擁有的形象，但是誰又知道我們所佩服的義士譚嗣同卻是一個主張出賣疆土的人。
譚嗣同在變法中提出出賣疆土的建議
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中提出了一個自以為正確的救國方略，他提出應該把當時沒什麼用處的新疆、西藏分別賣給俄國人、英國人。
俄國是和新疆接壤的，西藏也與英國的殖民地印度連接在一起，在他的計劃中，如果能把這兩個省份賣出去的話，那絕對能從俄國英國手中拿到數之不盡的錢財。
當時清政府是欠了外國列強2億多兩白銀的，而譚嗣同覺得如果把這兩個地方賣掉，將會收穫到遠超2億多兩白銀的巨資，到時不僅可以把欠下的鉅債通通還清，還可以留一筆錢給自己變法強國。
不僅如此，在譚嗣同的想法中東北、蒙古這些邊緣地帶也不應該保留，應該通通的賣給外國人，好賺到更多的錢支持變法。
雖然這些地方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但是以清政府當時的國力以及工業水平是根本無法合理利用這些資源的，譚嗣同覺得既然不能合理使用，那何不通過交易手段把它們換成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呢？他覺得這才是一個理智的人應該做的行為。
譚嗣同和東林黨的相似度
這就是譚嗣同對變法提出的建議，究其根本，這實際上是一種拆東牆補西牆、飲鳩止渴的方法。
這個時候就要說到我們開頭所說的那句話了，並不是所有的變法都是正確的，不是每個慷慨赴死的義士都是高大上的。
我覺得譚嗣同的形象和明末東林黨的義士極其相像，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那就是可以為了道義不顧個人的死亡，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有一個缺點極其相似，那就是空談誤國。
他們的身上沒有任何的治國能力，但卻總是想幹擾國政，或許他們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如果被他們把握了權柄，那將離亡國也就不遠了。
康有為在變法中改善人種的建議
說完譚嗣同，我們有必要說一下康有為，康有為號稱南海聖人，在歷史書中的形象光輝萬分，如果不瞭解他的為人處事以及他的思想，或許還真有不少人被他表面的形象給矇騙，進而對其有所敬重。
但如果我們仔細瞭解一下康有為，那大家就會產生巨大的改觀了。
康有為非常崇尚白人，他覺得白人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最高等的人類，是萬族之首，而黃種人則排在第二，僅次於白人，排在第三的是印度的棕色人種，排在最末端的是非洲的黑人。他為了全世界都走向先進的文明，就提出了他一些自認為寶貴的意見。
他覺得所有黃種人都應該與白人通婚，通過通婚改善黃種人的基因，堅持在100年內的時間內，把國內所有的黃種人都混血成高等的白人，只有擁有了白人高貴的基因，國家才能有機會擠身進入世界列強之中，走向真正的強大。而他對印度非洲也有自己的一點小意見，他覺得應該把印度人從溼熱無比的南亞大陸遷移到溫暖、寒冷的地帶，通過氣候改變他們有些腦容量不足的智商，先通過氣候把它們從棕色人種升級為黃色人種後，再通過混血把它們變為白色人種。
而非洲黑人在康有為的眼中就是真正無可救藥的群體了，他覺得所有的非洲黑人都應該進行化學閹割，讓他們都無法生育，從而讓他們徹底的絕種，只有這樣才能改善整個地球整體的智商。
康有為關於世界大同的建議
除了對膚色、人種有著自己的看法之外，康有為還覺得應該廢除國家的理念，讓全世界從狹隘的國家走向大同的聯邦，他提出我國應該首先和日本結成一個小聯邦，通過日本先進的工業文明改善我國的工業水準。
這是第一步的做法，他打算由小變大，先開始兩個國家的合邦，然後再展開整個洲的合邦，而最終的終極目標就是讓整個地球所有國家都變成一個大聯邦，只有這樣才能合理的利用人口、礦產的資源，讓整個地球得到極其合理的發展。
除了關於人種、國家制度的提議之外，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還有著很多驚人的言論，只不過在這裡就暫且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接下來簡單說一下康有為和譚嗣同之間的差距吧，我覺得譚嗣同的提議雖然不值得認同，但他的人格魅力卻絕對要遠遠勝於康有為。
逃跑後的康有為成為了大富豪
在戊戌六君子事發被抓前，康有為為了能成功變法，於是就動了刺殺慈禧太后的心思，不過康有為很小心，他怕失敗之後自己會遭受懲罰，於是他就鼓動譚嗣同去勸說袁世凱參與到刺殺慈禧的行動。
在袁世凱向慈禧太后告密後，聞風而動的康有為當即帶著梁啟超跑路了，而以譚嗣同為首的戊戌六君子則為了自己心中的大義，留了下來。
從這方面來看，譚嗣同還是有著他優點的，但康有為就不同了，他不僅空談，而且還沒有骨氣，不過生死是人最重視的東西，我們也不能因此譴責康有為，但是後來康有為的一些事情卻著實讓人不能給他一個好的評價。
康有為後來逃到了外國，他假借光緒皇帝的名義從許多華僑的手中騙取了豐富的錢財，最後他成為了一個身家千萬的大富豪。
被康有為所害的光緒皇帝
康有為當時還成立了一個保皇會，雖然名義上是光輝的，但是這個組織實際上的作用卻是他控制華僑商人的工具，因為保皇會龐大勢力的影響，很多原本支持康有為的華僑愛國商人們紛紛受到了康有為的壓榨，被他巧取豪奪了很多金錢家資。
而原本慈禧太后是沒有那麼痛恨光緒皇帝的，在慈禧太后的想法中，她覺得光緒皇帝只是被康有為等人矇騙了，實際上本質是不壞的，想要刺殺自己的行動也與他沒有任何關係，所以二人安然無恙的共處了下來。
但是康有為卻假借光緒皇帝的名義在國外聲討起了慈禧太后，他聲稱自己是帶著光緒皇帝衣冠詔的，他聲討慈禧太后所說的口號就是殺死慈禧太后，保衛光緒皇帝之類的話。
在康有為的口號傳回國內被慈禧太后聽到後，她就以為光緒皇帝真的要殺自己，於是就開始對光緒皇帝產生了厭惡，並最終在自己死前毒殺了光緒皇帝。
從這方面來看，康有為絕對算得上是十分可惡的人物，是沒有絲毫餘地的那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