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华纳野心勃勃地欲打造一部史诗作品：《特洛伊》。
本片除了请来《从海底出击》的导演沃尔夫冈·彼得森。
还有清一色的豪华男星阵容：
布拉德彼特，当时红的发紫的精灵王子奥兰多·布鲁姆，刚演完李安《绿巨人》的艾瑞克·巴纳。
除了女主角，那个掀起战争的神话美女海伦，由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黛安·克鲁格扮演。
但是，海伦并没有助黛安·克鲁格走上一帆风顺的电影之路。
其后，她所出现的电影，人们对她的评价大多是花瓶。
扮演海伦那一年，她不到28岁。
就这样，过了十多年，过了40岁的她，才通过戛纳影后这个桂冠，证明了她的演技。
这部让她获得影后的电影中，从表演来看，在没有凸显黛安·克鲁格的美女形象。
更多的，是一个不施粉黛，被丧子丧夫折腾得无力的中年妇女形象。
当丈夫公司爆炸，她怀疑身处其中的丈夫和儿子是否遇难时，错愕到焦急，几秒钟完成转接：
而在确认至亲死于爆炸后，情绪的转变，又是渐行给出，而不是一下子就夸张的大吼大叫：
这些，还都只是在开头。
后面，她的心理煎熬则着墨诸多。
但反而，本片让她落泪的镜头并不多。
那种藏于心中的情绪，又要通过内敛的表演传达给观众。
所以，这个影后的分量是真金白银的。
除了2017年的戛纳影后，本片还入围201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并摘得2018年金球奖最佳外语片。
这是一个痛苦的故事，一句话简述剧情是：
一个女人被逼上绝路，最终向仇家复仇。
不过，这不是一部动作片。
故事是借这个过程，聚焦德国的土耳其移民问题。
它的社会性更强，况且故事还涉及到恐怖组织，德国司法等问题。
《凭空而来》
本片的导演法提赫·阿金，本身就是一个土耳其移民德国家族的二代。
也因此，他的作品中，对于土耳其移民在德国的生活状况尤为关注。
例如，他早先的作品《在人生的另一边》中，就讲述了在土耳其，德国两个国家，不同文化，几个家庭间的隔阂。
德国鳏夫父亲和妓女共同生活，其子极力反对。
父亲那位来自土耳其的妓女情人，把挣的钱都寄回土耳其给女儿。
土耳其那边，妓女的女儿，又是激进分子的女儿，自己逃到了德国，后又被遣返回土耳其，并关进监狱。
从家庭出发，表达文化，身份等冲突，并带出他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导演热衷的题材。
这回，法提赫·阿金的目光依然对准了德裔土耳其移民。
一开始，是一场浪漫婚礼，地点在监狱中。
卡佳（黛安·克鲁格）和土耳其籍丈夫努里因毒品相识（毒品买卖），丈夫曾因贩卖毒品入狱。
这场狱中的婚礼，两人手指上戴着的，是婚戒的纹身。
丈夫出狱后，改过自新开了一家公司，卡佳也不再吸毒，两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达尼洛，生活看似美满。
这是本片三章中的第一章：家庭。
但这只是一开始的引子，随之而来的，才是重点。
就如片名所述，一场凭空而来的灾难降落在这个家庭里：
丈夫的公司门口，被人安放了炸弹，结果，当时正在公司里的丈夫和儿子被炸死了。
另一方面，本片也没有将重点放在寻找凶手身上。
凶手没多久就被锁定，并送上法庭。
电影要讨论的，是通过这个家庭来阐述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的生存问题。
那场爆炸，并不是针对卡佳一家的寻仇。
而是恐怖分子对土耳其移民的攻击。
其中，涉及到德国的一个极右翼组织—地下国社。
这个团体，崇拜希特勒，并制造了一系列杀人案。
2011年，该团体被控拟定了一份88人的刺杀名单。
88人，是因为希特勒名字的首字母H是字母表中的第8个字母。
而这个团体，又是现在所说的新纳粹主义分子。
这是二战后的一种思潮，这些人希望延续纳粹精神，以保持种族纯粹为课题，强调自己种族或民族的优越。
如果要追溯，还要回到9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
当时，统一的德国中，这类分子以东德人为主。
在经济倒退，失业率上升的时候，这些人认为外来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于是，种种暴力攻击事件不时发生。
新纳粹的邪恶思想，就在这群人当中不断滋长。
新千年以后，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甚至，这些人还在不断争取竞选资格，以期获得更大的影响。
一名黑人女子独自与300名新纳粹主义游行者对峙
《凭空而来》中就有一幕令人胆寒。
法庭上，当说到辩方证人（实际为凶手共犯）凶手身份是新纳粹分子的时候，凶手却一脸自然地说出：
这是一个民主政党，是由民主选举的。
实际上，这个社会问题，用电影来解决也是不可能的。
就像卡佳在最后，被迫以自己的方式，替丈夫和孩子报了仇。
但是，卡佳一家，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公正。
把事件放大来看，卡佳一家，是受害者中的一个个体；
而执行了这起恐怖事件的凶手，共犯，也只是这些恐怖分子中的个体。
一个群体针对另一个群体的攻击，如何解决，导演也给不出答案。
更多的，或许是希望通过电影，来唤起人们对这个这群土耳其移民的关注。
或许是为了让观众对于卡佳的遭遇有更进一步的代入感，导演选择的视角是卡佳的主观视角。
至于恐怖分子，无论在对白还是镜头上，着墨的笔触都不多。
两名恐怖分子很快就被抓到，并送上法庭。
但大多时间，他们只是坐在那边而已。
在一些呈现两名恐怖分子法庭外的活动时，也没有给予他们的人物背景过多刻画。
而在卡佳一家身上，电影则是在讨论移民属性，以及土耳其人在德国的社会地位问题。
移民属性，则是归属感。
丈夫和儿子遇难后，卡佳的公婆提出，要带走她丈夫及儿子的骨灰，回土耳其安葬。
卡佳的母亲又对其丈夫抱着偏见，认为卡佳被那个男人带坏。
社会地位上，前来调查案件的警察，一个反应是：
你丈夫是不是跟某些恐怖组织或不法组织有来往。
于是，移民属性和社会地位结合在一起后，则构成了这群移民所处的状态：
生活在德国，却被德国人当成外来人；土耳其人，也没有把他们当成本国人。
而他们向往的德国，却对这些土耳其人的背景抱持偏见。
回土耳其吧，不甘心；融入德国吧，也很难。
为什么土耳其移民会在德国处于如此地位？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演化过程：
二战后，为了重振经济，德国从一些欧洲国家招揽大批外籍劳工。
1961年，7000多名土耳其劳工，成为第一批土耳其入境者。
而西德政府在70年代推出的“家庭团聚”计划，又使得这些移民在德国生根发芽。
到了2006年底，德国8000多万人口，土耳其人以接近180万的数量，成为德国境内最大的外国族群。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双重国籍，或德国国籍的土耳其人。
再看个具体事例。
德国明镜周刊会刊登一些读者来信，而编辑都会给予答复。
但2013年，有个读者来信，编辑没有答复。
来信怼的，是该周刊的一名土耳其裔德国女记者。
当时，这么女记者在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叙述了自己的遭遇，例如：
14岁，参加德国人的派对，一堆人问她的问题包括：你爸打你吗，还是只打你妈妈？
不想喝酒，朋友就问：你父母禁止你喝吗？
想早点离开酒吧，朋友说：她父母不允许她长时间待外面。
遇到土耳其节日，她只能留在家里，因为只要她去学校，老师就会问她为什么不庆祝土耳其节日？
她提到了这个归属感的问题：
父母努力把他变成德国人，可是德国人却一再把她定位为土耳其人，甚至，一次次地要把德国土生土长的她拉回土耳其的位置。
标题中，她问道：我为何不能成为真正的德国人？
据说，在德国，有些土耳其人确实素质不高。
例如，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不懂礼貌等。
从这点来说，德国人不喜欢土耳其人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另一方面，或许这部分人是很少的，只是，大部分土耳其移民被这小部分人代表了。
这点，或许咱自己在大陆以外的地区，也是有所体会的。
但是，游客和移民还不一样。
咱再看明镜周刊没有答复的那个读者来信，写道什么内容。
那名读者的标题大意是：“您也太嚣张了吧”。
来信的内容中，除了说道土耳其人的不懂规矩外，还有：
您来到德国，等于是我们把你们从家乡的贫穷中拯救出来。
如果不让您的先辈过来，您现在怎么可能给《明镜》写文章？
而且，我们给您提供了机会，让您成为第一位给《明镜》写文章的女土耳其人，那么，我们还要为您做什么？
您有什么资格利用我们给的工作去诋毁德国人？
当然，为什么编辑没有答复，原因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其实站在女记者和这名读者的角度，双方阐述的，都是面上的境遇，好像双方都有各自能站住脚的道理。
但是，如果站在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讲，毕竟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于是，这样以面带点的论断，就有可能产生对个人而言不公正的判断了。
放到电影来看，到了本片第二章“正义”，就是这样一道题。
导演并没有给出完美化的主角形象，以博取观众的同情心。
反而，让卡佳一家也有着前科：
不仅丈夫曾经贩毒，卡佳也曾吸毒，虽然后来，两人都已回归正轨。
可在事故发生后，卡佳为了缓解痛苦，却也尝试了少量毒品（片中说道，这样的剂量不足以量刑）。
于是，过去，以及警察在事发后，从卡佳家里搜出的毒品，又为第二章制造了精彩的戏剧冲突。
这第二章是由一场场法庭戏构成的，尤为精彩。
具体我不复述，但这个过程中，在证据已经很明显能判定凶手的情况下，辩方律师却一再地用卡佳家庭的前科，以及那些毒品的事，意图为凶手开脱。
例如，辩方律师问卡佳，案发当天，你说曾见到凶手。
但是，见面仅有短短几秒钟，而且你有嗑药前科，事后也在你的寓所找到毒品。
因此，你怎么能确认你当时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认出对方？
庭审结果，却让人无可辩驳。
法官都说：
今天的法庭判决，并非基于本庭相信被告是无辜的。
而是由于当前的证据，无法证明他们有罪。
对于这个案子来说，司法程序上，判决是合理的。
但是，判决又是不公正的。
如果，您把这起事件，再代入到德国土耳其移民这一群体来看，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司法制度，对于这群移民能起到的保护，其实并没有足够的力度。
合理的理论的背后，是无力的现实。
片尾，字幕打出：
2000年到2007年，在德国，地下国社射杀了九位有移民背景的居民及一名女警官，并实施了多起爆炸袭击，他们袭击的动机纯粹是对外来移民的仇恨。
閱讀更多 庫布小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