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9 臥底醫院,揭的不是黑幕,是成見

六六分別以患者和醫生身份 “臥底” 上海的大醫院半年,試圖去揭開中國醫患關係惡化的根源。

她的結論並不一定正確深刻,但為觀察醫患矛盾提供了另一種視角與體驗——理解醫生。而有的觀點認為,如果不能建立良性的醫療機制和制度,單靠 “理解” 並不能真正解決醫患衝突。

卧底医院,揭的不是黑幕,是成见

由於醫患衝突激烈,深圳市的山廈醫院醫生護士,一度戴鋼盔上班。 (CFP/圖)

卧底医院,揭的不是黑幕,是成见

六六 知名女作家、編劇,代表作《王貴與安娜》《雙面膠》《蝸居》《心術》。

卧底医院,揭的不是黑幕,是成见

打破對醫生的成見

2007年對我是很糟糕的一年,母親被檢查出乳腺癌。

術後很久,我和母親都在討論這個手術的意義。母親在手術後活動起來,經常胳膊疼。她甚至一度懷疑這個手術是否真的必要。

而我不僅僅跟母親討論,也跟不同的醫生討論。我驚奇地發現,不同的醫生對這個手術的必要性有完全不同的見解。

一部分人認為乳房對於我母親這個年紀的人來說,已經失去意義了,而生命高於一切,割除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

另一部分醫生則認為,這麼早期,近乎零的癌細胞,局部清掃一下即可,創傷小,人活著不僅僅是生命,還要注重生命的質量。

給予我不同信息反饋的兩派醫生,全部都是我的朋友,忠誠可靠,不涉及利益。

於是我知道,排除在床位、紅包、回扣等等之外,醫生本身之間在同一病例上都有不同的理解。

醫生是這樣一個行業:它不是ISO9000標準管理系統,它全憑主觀和經驗。即使有先進的科技保駕護航,但在治療上,依舊以個人判斷以及對醫學的認知水平為基準。不同的人,標準截然不同。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我們對醫生的瞭解,很膚淺,很片面,大多來源於報紙媒體等的宣揚,我們張口提及的都是醫療事故、掩蓋、醫藥代表、過度醫療等。

2008年夏天,我母親又被查出有腦瘤。

這裡我要提到一位醫生,他姓孔,是在我母親第一次動乳腺癌手術的時候結交下的醫生。

母親對他幾近於迷信,無他,他在母親這裡有權威,且願意擔當起醫生的責任,是他替母親做出決定不要化療了,因為化療對極早期癌症來說意義不大,還傷身體。他的一句:“你相信我,出事我負責!”讓我們從此堅定地跟他走。

我母親一次去見他,跟他說自己三叉神經疼,孔醫生對母親端詳半天,建議母親去做個腦部檢測,他說:“我怕裡面不好。”

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母親大約是幾年前起,腦部生長良性腫瘤,現在長大壓迫面部神經了。

母親在上海華山醫院接受了第二次手術。

華山醫院神經外科大名鼎鼎,趙本山的腦溢血就是在那裡治好的。我又一次與醫生打上交道。

醫生的共性是,如果你只與他們見一兩次面,你會發現他們大多冷麵,難開笑臉,“冷漠”是第一印象。

他們說話謹慎,善用邊緣詞彙,諸如大概,可能,也許,百分比。當我開始設計《心術》這本小說的時候,曾經想將這所醫院的院長設計為反面典型。

帶著探究黑幕的心理進院,直到後來我才明白,從院長到所有的醫生,敢於敞開門讓我進去看的原因是,他們覺得能寫的黑幕,早就被寫完了。

最差不也就寫那些嗎?

你該怎樣信醫生

最終促使我走進醫生的世界,從一個病患家屬的眼光轉為醫生的視角,是緣於我偶然病倒住院。

人在虛弱的時候,我發現是最悲觀失望對一切產生懷疑的時候,我把醫生當作精神寄託,也不斷質疑他們每句話的潛意思,他們是不是暗示我,我已經病入膏肓了?

他們是不是故意把我的病說得很嚴重,以方便榨取錢財?我在負面情緒中搖擺。

等我轉危為安以後,決定走進醫生的世界。我被醫院同意,以一個醫生的身份,走進了醫生的世界(約半年)。

一天,我和吳教授出臺會診。我坐在吳教授身後,聽某女病人如下對話:“醫生啊,我們那邊的醫生讓我過來看看,說我有垂體瘤,麻煩你給看看。”

吳教授:“你沒有垂體瘤,CT裡沒有任何明顯指徵說明你有垂體瘤。”“可我為啥不懷孕呢?”

“這個你要問婦科大夫。”“婦科大夫說了,我不懷孕是因為長了垂體瘤。”

“可我說了,你沒有垂體瘤。你相信我還是相信她呢?”“我不是不相信你,可我要是沒有垂體瘤,為啥不懷孕呢?”

“同志,你到底希望長瘤還是不希望長瘤?”“我不希望。”“那我跟你說了,你沒有垂體瘤啊!你去婦科再看看。”

……

那一個下午,吳教授需要這樣雞生蛋蛋生雞地解釋給病人很多遍類似的問題。人對於醫生的信任應該怎樣才能夠建立起來呢?

去年我摔斷胳膊,醫生告訴我有兩種治療方案,一種是保守治療,讓骨頭長在胳膊裡,缺點是有可能以後陰天下雨疼痛。另一個是開刀治療,取出碎片,缺點是有可能損傷運動神經。

正常情況下,醫生會說:“我告訴你兩種後果,你自己決定治療方法,我不能替你做決斷。”

這個醫生我信任他,我讓他替我決斷,他最終讓我不開刀保守治療。

我的信任,為我省了一刀的費用和疼痛,且保護了我的運動神經。目前為止沒出現下雨疼痛的症狀。

他因我的信任而擔負了責任。這就回到了一個問題上,你該怎樣信任一個醫生?信任一個人,就這麼困難嗎?

醫生的委屈

有個孩子,五歲,病毒反覆感染角膜,視力迅速下降,一週前還0.8,到眼科的時候就只剩0.1了。

那天接待他的醫生是小波小波和他素昧平生,一聽說這狀況就急了,帶著這個小孩樓上樓下地跑,要最快時間做出各種診斷,儘早手術。

我是跟著後面樓上樓下地跑的。做到一個房角測試檢查的時候,

小波剛推門,有個七十多的老頭就拿柺杖撐住門,說,你們醫生就是這樣腐敗的,利用職權,老是插隊!那要我們拿號幹嘛?

他一說,群情激憤。

小波只好解釋說,這個小孩只有五歲,馬上就要失明瞭,要搶時間。

老頭說,我們這裡哪個不是要失明的?我們為做這個檢查,哪個不是排隊好幾個禮拜的?誰都不能插隊。

小波解釋說,你能等,小孩不能等。

老頭說,誰都不能等!疾病面前人人都一樣。

我當時真想煽他耳光。我一氣之下一把拉過老頭說:“你都這麼大歲數了,看不見有什麼關係?他才五歲,你七十多的老頭跟個小孩計較?”

老頭拿柺杖打我,要不是小波拉著我,我肯定就煽過去了。

你們沒見到那個孩子,不知道他多可憐。你不拉他的手,他就會順樓梯滾下去。後來

小波跟老人說,你先看,你看完了我們再看。

老頭一本正經地說,我就是維護正義的。我不看,我看在這裡,大家都看完了我才看。

我的眼淚當場就下來了,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對小孩子這樣投入情感。也許是自己有兒子,不忍心看小孩受罪。小波說,以前就出現過這種情況,他為此難受了很久。

有個小孩做手術,排隊排得一點一點視力弱下去,手術前一天晚上還能數清楚幾個燈泡,第二天上了手術檯,又撤下來,因為完全沒視力了。

對小孩而言,時間就是視力。他到現在都在自責,如果當天晚上加班給他做手術……

所以我非常理解他這次為什麼如此投入,其實是在彌補過去自己的內疚。

我們總拿放大鏡挑剔別人的缺點和過失,卻對善良和恩惠坦然受之,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感恩,就是這樣毀壞的。

我在手術室遇到個我以為要死掉的男人,全部的人都覺得他不行了。

但醫護人員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最後關頭奇蹟發生。這個人在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搶救後,救回來了。連醫生都擦著汗說:“他命大!”

所以我希望病患家屬,對醫生要多些感恩,少些責難。要知道,神明再保佑,醫生放棄治療,管子一拔,啥都沒了。

在醫院呆的這一段,讓我非常清楚地認識到,無論你病患家屬什麼態度,醫生護士再委屈,內心裡是有桿秤的,不會因為家屬的不理解,糾纏,吵鬧而放棄一條生命。

《聖經》上說,這世界有三樣東西對人類是最重要的,FAITH(信),HOPE(望),LOVE(愛)。我認為,我能看到的對這三個字最好的詮釋,就是醫院。

我曾在手術室裡看見醫生一針一針縫腦膜,這是一門幾近失傳的手藝,因為費時又費力,大多數人都用人工腦膜貼上當補丁完事。

我問他你為什麼做這樣的活啊!他答我:“我練手藝,藝不壓身。”

後來熟了以後,我知這位病患來自福建山區農村,年收入都負擔不起這臺手術,一塊腦膜要八百多元,他用自己的時間和手藝,替他省了。

他做這樣的好事,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永遠不會知道,新聞媒體也不會報道他的善心。如果恰巧不是我站邊上,又多話好問,這樣的事就湮滅了。

他和他的同事們,每個月都在為付不起醫藥費逃跑的人們墊資。

如果我們有非常完善的健保制度,藥品公平競爭進入市場,由病患自己選擇,醫生只有處方權而沒有推銷權,國家提高醫生問診的待遇和專業技能的待遇,而藥物因渠道暢通價格低廉,醫保局不是隻下撥醫院固定的數額,餘額讓醫院自己補齊解決,

那麼,我們或許就能從醫生和病患的直接對抗中走出來,就不會再把原本屬於制度的問題,直接推及到人與人之間的誠信上去。

態度決定醫患矛盾?

我在醫院碰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醫生,一度顛覆了我對醫生的全部判斷。

他是醫院裡處理醫患糾紛的院長辦公室主任,他本人也是一位醫生。

他跟我說,你寫的小說都是浮在表面的,我告訴你一個事實:60%的醫患糾紛,責任都在醫院。

這句話對我實在是太震撼了!他說,病人到醫院來是幹什麼的?看病的。誰吃飽飯沒事幹,到醫院來吵一架弄點錢花花?

病人來鬧,就是因為醫療不順利,就是有問題。什麼樣的問題?我認為是態度問題。

有的時候的確是醫生的責任心不夠,疏漏;有的時候是態度不好,解釋不到位;有的時候是給病人的期望值太高,最終沒達到。所有的這一切,都是醫生的問題。

他說,你各個醫院走一走,大部分醫生可能職業生涯裡都會有被投訴的經歷,但經常被投訴的,就那麼少數幾個。

我一直認為這就是害群之馬,就是這幾個人壞了醫生隊伍的素質。他們沒有責任心,沒有同情心,沒有憐憫心,把病人當機器,把自己當操作員。

他們的口頭禪就是工廠產品都有2%的次品率,我們醫生一天都看一百個病人,怎麼不能錯兩三次?

有這個態度放這裡,他就不配當醫生,這和你待遇高低、公平不公平沒有任何關係。你增加了病患的痛苦,你拉長了治療的過程,你多花了病患的錢,你就是壞人。

他說,我工作一生,門診一天看病八十個以上,每個患者一到兩分鐘。我的手術也有成功也有失敗,但沒有一個病人投訴我。因為我以心換心。

病人進門,你衝他笑一下有什麼難的?你的說話語氣加一個請字,有什麼難的?來看病的人,你當他們都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小孩,你會這樣呼來喚去居高臨下嗎?

他說大部分病患都是通情達理的。你工作做到位了,他們大多能夠理解。他們要的也就是一個平等對待,爭的是一口氣。

他的說法,被我在醫院裡當“臥底醫生”的那段經歷驗證了。對於一個完全沒有醫學背景的人來說,我起到了甚至連醫生都起不到的作用,這是令我極其詫異的。

病患是病急亂投醫,他們只要看到一個穿著白大褂的和善的面孔,掛著照片和名牌,就會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地傾訴。

我的醫生朋友們在解決完他們的工作以後,便將這樣一部分病人轉移給我,我的功用就是出借耳朵和同情心再加上溫存軟語。

我抽出相當一部分時間聽他們說疾病的起源,家庭的糾紛,老闆的殘酷,未來的擔憂,甚至房貸還有多少沒還等等,聽到動情處,我會提出我的意見甚至給予擁抱。

在我離開醫院以後的好幾個月,還有病人跟人打聽那個“張大夫,人特好”。

所以我儘量地告訴醫生朋友們,你如果換一種柔和的語氣,多說哪怕一句關愛的話,病患和家屬,都對你恨不起來。

重新建立起一種良性循環,一定需要有一方,先伸出手來。相對而言,可能醫生更簡單。

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寫《心術》,我希望它可以為雙方打開一扇門,架一座橋,從相互懷疑敵視,到相互換位理解,儘量去信賴這個世界,我們就能增加安全感,幸福感。

你想擁有一件屬於自己發明的醫療產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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