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2 拒絕加班的平成廢物，才是日本的未來

華南師範大學

外國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日本近現代文學

近代日本國民教育與兒童文學之關係

代表作品：

論文《童話的謊言：近代日本兒童文學雜誌

〈赤鳥〉中殖民話語的隱性書寫》

譯著《落語與我》

前陣子“996”工作制又“火”了！導火索是互聯網大佬馬雲先生連續幾日多次為“朝9晚9每週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傾情代言，聲稱能“996”是修來的福報。緊接著京東劉強東先生以一篇《地板鬧鐘的故事》表示“混日子的人不是我兄弟”，讓這把火越燒越旺。一時間互聯網上炸開了鍋，企業加班問題迅速上升為社會公共話題。

然而當各路網友還沒有爭論出個所以然的時候，一部名為《我，到點下班》的日劇相當應景地在此時上映了。該劇從劇名到內容很硬核地替眾職場“加班狗”們懟回了諸大佬。

女主人公東山結衣是一家互聯網公司的項目總監。劇集的開場是這樣的：某天下班前一個項目正好順利完成，東山滿面笑容地收拾東西準備打卡下班。同事三谷向東山提議“不如組織大家下班後聚餐慶功”，東山以“大家應該都想早點回家”為由拒絕了。隨後三谷又提議“想跟大家一起商討策劃下一個項目”，東山答“等下一個訂單來了再說也不遲”又拒絕了。

當辦公室牆上的時鐘跳到18:01時，東山瀟灑地踩著點下班了。合理高效地完成工作，然後準時下班，就是這個女主人公最大的特點。下班之後的東山會先去一家中餐館，來一杯只有18：10前才能享用的半價啤酒，吃吃喜愛的小籠包。

或是回家跟男朋友一起吃晚飯，聊聊要去哪裡露營，享受日常生活的幸福。當然，所有帶薪假期她也會盡量一天不落的用掉。總之，東山就是活出了所有上班族夢寐以求的狀態，你想象的生活有多美好，她活得就有多美好。

說到日本的上班族，印象中的他們明明應該是常年加班、兢兢業業、疲憊壓抑的一群人。畢竟日本是“社畜（“公司的牲畜”之意）”“過勞死”這些詞彙的發源地啊。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不得不“996”的時候，他們卻開始提倡“965”了？

日本公司“加班文化”的歷史

日本公司的加班文化可以追溯到1911年頒佈的《工廠法》，其中明確規定“未滿16歲的兒童及女性每日的勞動時間不得超過12小時”，此後，人們逐漸開始形成“超時勞動”的概念。

到1930年代左右，“殘業（即“加班”）”這個詞彙開始被廣泛使用。

1947年出臺《勞動基準法》取代了《工廠法》，規定“法定勞動時間為每天8小時，每週48小時”，但其中第36條又補充說明“當僱傭雙方達成協議時超時勞動亦合法”。如此一來，每日工作八小時的法規便形同虛設，日本人加班到深夜如家常便飯。

二戰之後，日本經濟在一片廢墟上迅速恢復並發展，短短二十餘年的時間就以嶄新的姿態躋身為全球第二經濟大國，創造了世人矚目的“東洋奇蹟”。1979年，美國社會學家傅高義甚至專門著書《日本第一》，在書中大談日本的成功學，希望美國學習並效仿。

1980年7月21日的倫敦《泰晤士報》宣稱日本已經崛起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工業化國家”，日本的世界經濟強國地位已無人質疑。然而，所有光鮮和榮耀的背後是億萬不惜犧牲個人時間，對企業無私奉獻的日本勞動者。

尤其是1960年代以後，日本從勞動力過剩經濟轉入勞動力不足經濟時代，很多企業員工都陷入超時勞動的境地，到了下班時間難以下班，下班鈴聲不是工作結束的信號而是意味著加班的開始。

日本有個很有名的功能飲料叫Regain（リゲイン），1988年上市時的廣告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縮影——醒目的熒光黃背景上烏壓壓一群仰頭在喝Regain的上班族，“你可以奮戰24小時嗎？”的廣告詞更是赤裸裸地把加班當成理所應當，甚至是光榮的事。彼時日本社會對“加班文化”的認同由此可見一斑。

1980年代開始日美、日歐之間的貿易摩擦愈演愈烈，歐美等國指責日本實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和不公平的競爭政策。為了緩解國際輿論壓力，日本採取了包括縮短勞動時間在內的一系列措施。1994年《勞動基準法》修改案通過並實施，規定每週勞動時間為40小時。

可是實際情況卻並不美好。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的僱傭形態中兼職和零工的比例增加，表面上看，全體勞動者的平均勞動時間變短了，但正式員工常年加班的問題卻並未緩解。

日本人為何很難按時下班

不少相關研究認為，日本人很難按時下班與其獨特的文化心理有關。比如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忠”與“忍”滲透到日本的企業精神中時，就表現為“一切為了企業”“做企業的忠誠員工”任勞任怨的企業文化。

正如被奉為企業文化研究經典之一的《成功之路》（托馬斯·J·彼得斯、小羅伯特·H·沃特曼，1982）一書中所說：“生產率這件事，並不在日本人有什麼奧秘，而純粹是在於人們的忠誠心，在於他們經過成效卓著的訓練而產生的獻身精神，他們個人對公司的認同感。”

而“終身僱傭”“年功序列”等僱傭制度不僅有助於提升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還有效地保證了這種“忠”與“忍”一定會有相應的回報。

同時，日本企業傾向於強調企業的集體利益優先於員工的個人利益，強調員工整體步調的一致性，不提倡獨斷獨行的個人行為。在這種理念的驅動下，企業的發展就是所有員工共同努力的目標，員工會將加班行為視為建設集體、體現個人價值的正確途徑。

個人在集體中表現出來的工作態度顯得尤為重要，能力很強但喜歡特立獨行的“出頭鳥”往往不受歡迎；而業績平平，但每天干勁十足、努力加班的人卻常得到較高的評價。

日本人非常喜歡說“我會加油的（頑張ります）”，一定程度上與這種重態度、輕結果的評價機制有關。當上司和同事都在加班的時候，又有多少人敢說“我先走了”呢？

此外，希望通過加班賺錢補貼家用，或是通過加班在家人及鄰里面前營造一種自己在公司很受重用的印象，也是日本上班族們很難到點下班的原因。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以上這種以文化心理為視角的研究大多比較老舊，其研究對象是經濟高度成長期的日本人。上世紀末開始，日本國內的社會經濟環境失去了之前的活力，日本上班族的心理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

2004年，日本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JILPT）以全國3000名勞動者為對象開展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因“不好意思回去”而加班的人僅佔13.5%，多達61.3%的人認為“工作太多做不完”是導致他們無法按時下班的原因。（《日本的長時間勞動、無償勞動時間的實態與實證分析》，2005）

從平成到令和，改革勢在必行

2019年5月1日零時起，明仁天皇退位和皇太子德仁即位，日本的元號從“平成”改為“令和”。對於“平成30年”該如何評價？

東京大學教授吉見俊哉等九位學者共同撰寫的《平成史講義》（築摩書房，2019）一書將“平成史”定位為“失敗史”，堪比“第二次戰敗”。一橋大學名譽教授野口悠紀雄更是索性以《平成為何失敗》為書名，論述日本泡沫破滅、經濟低迷的緣由。

相較學者們的嚴苛，日本普通民眾的態度則顯得寬容許多。在平成即將結束之前，日本共同通信社做了一次輿論調查，有73% 的日本人認為“平成是個好時代”。

儘管經濟低迷、通貨緊縮，地震、海嘯、颶風，甚至核洩漏，各種災難不斷，但人們依舊普遍認為：平成時代，是個沒有戰爭的時代，是普通人也生活得有尊嚴的和平時代。

令和時代首日，《世界文化》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頗有意思的文章——《每一朵“平成廢物”，都是這世界上唯一的花》。文章題目借用自SMAP的歌曲《世界上唯一的花》，這首歌是日本網民選出的平成時代最感動人心的歌曲第一名。歌詞的大意是：

“花屋的店頭擺放著各色各樣的花/各花入各眼/每一朵都那麼漂亮 沒有一朵花要搶著爭當第一/朵朵都端正挺拔/在花桶中開得燦爛/可是我們人類為什麼總是那麼愛攀比呢？/雖說人與人各有不同/為什麼卻總想成為第一名？/是啊，我們都是這世界上唯一的花”。

作者認為這首歌貼切地表達了平成一代的價值觀：與其做第一，不如做唯一。文中道：

平成時代的三十年，經歷了許許多多的事（中略）戰後昭和建立起來的“日本式自信”，在多災多難的平成時代不斷喪失，並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平成時代日本人的價值觀。平成一代，是無力的一代。

要從無力之中重新找回自信，就是放棄“第一”，但求“唯一”。（中略）戰前的昭和，是國家主義；戰後的昭和，是企業集團主義。日本企業特有的終身僱傭制和年功序列，培養了員工對於企業的忠誠心與歸屬感，個人與企業之間是命運共同體。

但進入平成之後，經濟停滯所導致的企業經營赤字，令日企的終身僱傭制和年功序列幾近瓦解。大量裁員，為節省人工成本大量僱傭派遣社員也即“合同工”，也令年輕一代對於公司開始缺少歸屬感，不再擁有昭和時代那樣強烈的集團精神。

平成時代的年輕人，會因為上司的一句訓斥而遞交辭職報告，會在應聘會上，理直氣壯地“希望加班少一點”“希望能按時回家”。因為“我不能只在工作”“除了工作我還有自己的愛好與生活”。

昭和前輩們靠無盡的加班和加倍的努力來獲得晉升，兢兢業業，一天不敢懈怠。長於平成年代的年輕人目睹了日本泡沫經濟垮塌後的種種，他們已經完全不吃昭和年間傳下來的成功學。

《我，到點下班》這部劇裡就有受不了前輩的嚴格要求而辭職的職場新人。在前輩們的眼裡，平成一代是“廢柴”的一代。然而，平成一代卻比任何一代的日本人都活得更有自我，他們對於“競爭”不太感興趣，與“競爭”相比，他們相信“共生”才是正義，相信價值觀的多元化、相信這個世界是各種價值觀的混同存在。

日本人的想法在變化，日本社會的狀況也在變化。日本內閣府官方網站上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10月1日，日本的人口老齡化比率（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已高達28.1%，位居世界第一。

2065年預計會達到38.4%（數據同時顯示，2060年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比率將直逼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的超高齡化國家）。由於出生率的持續走低，養活老齡人口的勞動力比率不斷下降。2018年，日本平均每個老齡人口尚有2.1個15-64歲的勞動力在養活，預計2065年時每個老齡人口僅剩1.3個勞動力在養活。

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是日本社會迫在眉睫的問題。除傳統勞動力之外，把女性等有育兒、養老任務的人群、有身體疾病的人群等只能短時間工作的那部分人納入到勞動力範圍內，是解決這個問題有效辦法之一。“能加班、肯加班的人才算好員工”的社會評價體系必須要改變。

對日本人來說，2019年4月1日是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日子。日本的官房長官菅義偉公佈了日本的新元號：令和。很巧合的是，這一天也是《工作方式改革關聯法》正式實行的日子。

該法規包含了加班上限限制、年度帶薪休假5天義務化、不論僱傭形態一律同工同酬等內容。對於加班首次設定了附有懲罰條例的上限，明確規定：“加班時間的上限原則上每月45小時，每年360小時。繁忙期等特殊情況時，每月不得超過100小時，每年不得超過720小時。違規者將被處以6個月以下徒刑或每一人次30萬日元以下罰金”。

《我，到點下班》裡，東山說：“我不打算比現在更加努力，我要到點下班”“我不為公司存在，公司要為我存在”。如果把這樣的金句僅僅看成是加班族們被壓抑的情緒的宣洩的話，未免太過表面。

“到點下班”從根本上來說已不是個別現象和個人需求，而是社會現象和時代需求。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都離不開勞動力，出生率的走低和勞動力的減少會迫使社會重新審視勞動力，不僅在制度上，更要在觀念上維護尊重勞動力。

平成走了，令和來了。日本人不再以加班為榮，他們拒做“社畜”，高喊“我，到點下班”。

我們也有理由相信，“福報論”和“兄弟論”會像Regain當年的廣告詞“你可以奮戰24小時嗎？”一樣，遲早變成人們回望歷史時的談資。

文 | 王 瑜

圖片 | 王阿花

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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