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發生了一起令京城百姓街談巷議的太監與妓女離婚案。清末有個叫張靜波的太監出宮獨居，他年老體邁，身單影只，便想找房妻室。後經媒婆介紹，認識了一個名叫王月貞的私娼。王月貞的母親提出，如果張太監能夠為王月貞支付300兩銀子的身價，並幫王家償還所有的債務，就將女兒嫁給他。
張太監答應了王母的要求，王月貞便嫁給了張太監。新婚一年多，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被推翻。一天，王月貞母女趁張太監外出會客之機，悄悄帶著金銀細軟離開，當張太監四處查找尋訪之時，突然接到法院的傳票。原來王月貞已向法院遞交狀紙，要求與張太監離婚。王月貞聘請的律師是曹汝霖。曹汝霖1877年出生於上海，曾留學日本學習法律專業，回國後參加了留學生特科考試，獲得第二名，中進士。辛亥革命後，曹汝霖成為第一批取得律師資格的律師。
曹汝霖在狀紙上替王月貞提出的離婚理由是：第一，張靜波身為太監娶妻既傷風化又不人道；第二，張靜波虐待成性，王月貞不堪忍受；第三，張靜波曾經婚娶，置前妻不顧，再娶少妻，構成重婚。
開庭時雙方唇槍舌劍，張靜波提出離婚可以，但王月貞必須退還娶她時的三百兩銀子的身價以及捲走的金銀財寶，否則不同意離婚。曹汝霖指出：人身不得為所有權目的物，前清之際，已是厲禁，何況現在已是民國；如果要求王月貞償還300兩身價銀，就等於承認人口買賣，而解除婚姻關係，則與身價銀無關；原來娶王月貞的身價款沒有償還之理。王月貞所攜帶的財物，有相當一部分是她自己的首飾和物品，理應歸王月貞所有。
張靜波又稱，曾在王月貞出嫁之前代為清償債務，有字據為證。曹汝霖辯稱：張靜波當初為王月貞償還債務純屬自願。王月貞因張靜波代為還債，故願為其使女。王之於張雖負有債務，但以勞動力為還債工具。且張靜波娶王月貞為妻後，夫妻財產並無區別，不論婚前各自財產多寡，婚姻成立之時，財產即為共同所有，張王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已經消滅。
曹汝霖指出張靜波在進宮當太監前曾經婚娶，現當年所娶之妻仍然健在，並未離異，張太監置前妻不顧而再娶，實屬不義。曹汝霖進一步申辯離婚關係到公益之事項，若因錢債之故，而拘束離婚之自由，與共和體制以及民國法律精神相悖。
在庭審中曹汝霖以自由、人道的新詞和有傷風化、有失仁義的舊理進行論辯，巧舌如簧。最後審理結果，審判官幾乎全盤接受了曹汝霖的意見，准予離婚，但認為王月貞攜帶金銀珠寶外逃無理，其應分期將財物償還給張靜波。
曹汝霖也因為這起離婚案而時名滿京城，後任國民政府外交總長的顧維鈞曾評價曹汝霖說：“……與其在外交部，特別是當簽訂‘二十一條’時共過事。就我們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終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幹的外交家，是擁護國家利益的。”曹氏曾在回憶錄中談起“火燒趙家樓”一事也說：“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值得一提的是，曹汝霖與陸宗輿、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學，1904年一同歸國參加“經濟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職銜。曹汝霖任職商部商務司，後調外交部。北洋時期當了大官，幾次喪權辱國，向日本大借款，還是“二十一條”談判的參與者，被視為親日派，所以“五·四”運動中曹氏受打擊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氣的是，火燒曹宅說蜂起，有漏電失火說，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說，而支持、同情學生運動的報刊，也多采用此二說。當然目的是保護學生免遭當局迫害（學生激於義憤，首先點火者即當年北京高等數學科四年級學生匡互生，後隨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驅張運動，1933年病逝）。
6月10日總統徐世昌頒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也否認學生燒燬曹宅，曹汝霖在醫院看到報紙後，大為生氣，馬上找徐質問。始憤而以辭去交通總長等職務洩憤。罷官之後，仍擔任交通銀行經理（當時報章說曹辭去交通銀行經理職務，實際依然保留）。但他經“五·四”風波，受刺激很深，發誓不再過問政治，願做在野之民。他先潛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一天後又躲進東單三條同仁醫院，仍覺得不保險，又搬到北海團城（當時團城由京綏鐵路局管轄），閉門謝客。
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國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復古《飲中達觀》表述自己今後的志向，其詩云：“人生安分即逍遙，莫問明時嘆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底勝勞勞。一心水靜唯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王榭功名有遺恨，爭做劉阮醉陶陶。”看來，曹汝霖是將安分守己視為座右銘的。儘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鬱鬱寡歡。因為他儘管在租界當寓公，深居簡出，但人們並沒有忘記和原諒他。他的兒子在天津南開讀書，卻沒有一個同學肯與他同坐，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獨桌。課間、放學，也沒有一個同學理睬他。這種情況，曹汝霖不會不知道，其內心痛苦之狀可想而知。
曹汝霖一切罪與責大抵在於親日，不過，親日在那時候是一種普遍的情感傾向，有志氣的年輕人大多會東渡日本留學、取經，孫中山、黃興等人都比較親日。問題在於在日本帝國主義步步謀劃中國的大環境下，曹汝霖恰巧又處於中日外交交鋒的漩渦，而北洋政府又不具備同等的博弈能力，正所謂弱國無外交，對於外交官能說，只能努力的爭取國家利益，很多時候只能是次優選擇。但這種無奈、無助往往不會被國民理解，反而會極易被冠以“大漢奸”、“賣國賊”的罵名，就像清末的李鴻章一樣。
從此，曹汝霖戴上了一頂“賣國賊”的帽子寫入歷史教科書，若不是汪精衛等人行徑更加可惡，可能民國第一賣國賊，也就非曹汝霖等人莫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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