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婚彩禮不超過兩萬元，索要彩禮過多者，交公安機關調查，嚴重者以販賣人口或詐騙論處。”近日，某地一份“街道辦紅白喜事操辦標準”的規定引發輿論關注。當地相關負責人回應稱，這是為了抑制農村高額彩禮，倡導婚俗新風。
長期以來，天價彩禮加重群眾負擔，甚至發生因婚致貧，備受詬病，倡導新風尚推動移風易俗逐漸成為社會共識。不過，對發佈此種規定，社會公眾並不買賬，原因在於其沒有釐清權力的邊界，缺乏法治的思維和方式。
基層社會治理中各項工作的推進，都必須在法治的框架之內，倡導移風易俗也不例外，不能簡單粗暴地依靠發佈規定了事。要知道，這種“堵”出來的改變，不僅有違法治精神，也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對於公民而言，法無明文禁止即自由；對於政府公權力而言，法無授權不可為。這是基本的法理邏輯，也是現代法治的應有之義。現行法律並未禁止也未規定彩禮的具體數額，因此街道辦也不能劃定標準，更無權作出“嚴重者以販賣人口或詐騙論處”的判斷。
此次某地“紅白喜事操辦標準”之爭，折射出基層社會治理中如何處理好目標和方式之間的關係。對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社會關注度高的問題，考驗著治理者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既要主動回應關切，還要讓權力運行必須於法有據。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嚴格遵守憲法法律，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把政府活動全面納入法治軌道。不久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行政規範性文件制定和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加強和規範源頭治理，遏止亂髮文和“奇葩”政策文件出臺，其目的也是給公權力運行戴上法治緊箍，促進依法行政。
事實上，婚喪嫁娶的風俗中，埋藏的是價值觀變遷的種子，需要在創新中做好教育引導。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當下，一些地方善於激活鄉土社會中的道德力量，加強法治宣傳教育的同時，引導村民進行自治，制定村規民約進行倡導，利用“紅白理事會”對村中大操大辦的行為進行監督勸誡等等，都是有益的嘗試。
來源：人民日報，綜合：人民網（ID：people_r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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