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融資規模”這一統計指標再次擴容。
1月16日，央行公告，自2019年12月起，人民銀行進一步完善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將“國債”和“地方政府一般債券”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與原有“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合併為“政府債券”指標。
此前國債等政府債務並未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口徑，這是社會融資規模再一次擴容。
統計口徑調整後，2019年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251.31萬億元，同比增長10.7%。
1月16日下午，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把政府債券納入社融統計之後，有利於財政、貨幣政策協調。
“有利於財政、貨幣政策協調”
“把政府債券納入社融統計之後，有利於財政、貨幣政策協調。” 阮健弘說，之前，對資產支持證券、地方專項債是否納入有過很多討論。監管部門在做了很多研究之後，這些項目也相繼納入，但是否把全部債券納入社會融資規模，也是經過了廣泛徵求意見。
阮健弘說，社會融資規模指標自2011年開始統計，大體上分為一是信用類，包括各類貸款、債券；二是權益類。把政府債券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後，截至2019年末，債券類佔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在15%左右。
此前，國債、地方債等是個否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指標，一度有所爭議。
根據西南證券統計，將國債和地方政府一般債納入，雖然對存量絕對規模影響很大，但對增速影響有限。社融存量同比增長10.7%，增速與上月持平。而調整後的當月新增社融同比多增1719億元至2.1萬億。其中貸款回升是主要驅動因素。而委託貸款、信託貸款和未承兌匯票組成的表外融資減少1456億元，同比少減219億元。實體繼續穩步改善。
早在2012年，中國人民銀行參事、調查統計司前司長盛松成發文稱，社會融資規模是指一定時期內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總額。按照金融原則，國債發行不計入社會融資規模，因為國債發行的主體是政府，而且國債籌集的資金相當部分用於政府的各項日常開支以及彌補財政赤字，而不直接進入實體經濟生產領域。國債的發行與兌付屬於財政政策的範疇。
一位機構人士表示，社會融資規模反應的是資金需求情況，將國債、地方政府債等納入也具有合理性。從歷史來看，社融增長的驅動力形式一直在快速變化，2006-2013年以信貸為主，2014-2017年“非標”增長較快，近兩年，政府槓桿增長較快。
此外，也有機構人士指出，加入政府債券後相當於社會全口徑，其中股票融資等屬於權益性融資，再刨除未貼現銀行票據指標，其餘指標屬於政府、企業和居民部門負債，可以直接計算宏觀及各部門槓桿率情況。
此前，2019年9月起，人民銀行完善“社會融資規模”中的“企業債券”統計，將“交易所企業資產支持證券”納入“企業債券”指標。
更早之前，2018年9月起，人民銀行將“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2018年7月起，人民銀行完善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方法，將“存款類金融機構資產支持證券”和“貸款核銷”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在“其他融資”項下單獨列示。
信貸支撐社融
貸款依然是社會融資規模的主要支撐。
2019年12月，社會融資規模新增2.1萬億元，同比多增1719億元。其中，對實體發放人民幣貸款1.08萬億元，同比多增1488億元，是主要貢獻來源。
此外，外幣貸款摺合同比少減近500億元；表外融資同比多增219億元；股票融資同比多增302億元；企業債券淨融資同比少增1270億元。
央行將國債和地方政府一般債券納入社融口徑，與專項債一同計為政府債券，12月政府債券融資同比多增286億元。
在貸款中，2019年12月，人民幣貸款增加1.14萬億元，同比多增543億元。居民貸款增加約6500億元，同比多增近2000億元，其中居民短期貸款同比多增100多億元，居民中長期貸款同比多增近1800億元。
企業貸款增加約4200億元，同比少增近500億元，但企業中長貸和短貸持續改善，分別同比多增約2000億元和800億元，票據融資同比少增約3000億元。
2020年貨幣政策如何？
1月16日，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在《中國金融》發表署名文章稱，過去兩年，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持續穩定在35萬億～37萬億元，有力地支持了貨幣信貸合理增長，2019年人民幣貸款同比增速保持在12%以上，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分別保持在8%和10%以上，為高質量發展營造了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相較而言，發達經濟體央行實施的是非常規貨幣政策，量化寬鬆“擴表”會提高銀行信貸能力，而退出資產購買計劃“縮表”則會降低銀行信貸能力，與我國降準“縮表”提高銀行信貸能力存在本質差異，不宜簡單類比。
對於2020年貨幣政策思路，孫國峰在文章中表示，一是科學穩健把握逆週期調節力度。靈活運用存款準備金率、中期借貸便利、公開市場操作、常備借貸便利等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促進貨幣信貸、社會融資規模增長同經濟發展相適應，有效支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支持高質量發展，並維護我國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少數實行正常貨幣政策國家的地位。2020年開年，人民銀行宣佈降準0.5個百分點，體現了逆週期調節。
二是加強結構調整。繼續發揮貨幣政策的積極作用，創新和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精準滴灌，用好定向降準、再貸款、再貼現、宏觀審慎評估等工具，加強政策協調，支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金融要素流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數效應的先進製造、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短板等領域，促進產業和消費雙升級。
三是著力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完善LPR傳導機制，推進存量浮動利率貸款定價基準轉換，堅決打破貸款利率隱性下限，疏通貨幣政策傳導。發揮好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作用，維護公平定價秩序，嚴格落實明示貸款年化利率的要求，切實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發揮好相關機構的增信作用，改進銀行考核機制，實施差異化的金融監管政策，建立健全銀行增加小微企業貸款投放的長效機制。
四是把握好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以我為主，兼顧外部均衡，把握好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政策和加強國際宏觀政策協調三方面的平衡。繼續在香港常態化發行人民幣央行票據，進一步豐富香港市場短期高等級人民幣金融產品，促進離岸人民幣貨幣市場健康發展。
五是繼續加大資本補充力度，增強銀行信貸投放能力。繼續推動銀行通過發行永續債等途徑多渠道補充資本，提升銀行服務實體經濟和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重點支持中小銀行補充資本，將資本補充與改進公司治理、完善內部管理結合起來，有效引導中小銀行下沉重心、服務當地，支持小微、民營企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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