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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提出“學深圳，趕深圳”後，青島的媒體也前往深圳，希望在解碼深圳同時，帶給青島更多啟發。在眾多報道中，青報特派組這一篇採訪感言，也是他們發在青島日報上系列報道的第10篇，是我個人認為寫得最精彩的，可以這麼說，這一篇赤裸裸地寫出了我認為的青島（或者說全國很多城市）和深圳的差距，推薦給各位讀者。
深圳的“精氣神” ——青報特派深圳全媒體聯合報道組採訪感言
是什麼，讓深圳成為了深圳？
這是我們特派深圳全媒體聯合報道組出發之際就帶著的追問，也是採訪中一直試圖尋找的答案。
在40年的時間裡，經濟以23%的高速度持續飛翔——要知道當年亞洲“四小龍”以10%左右速度騰飛了20年，已令世人稱奇；
與很多城市一樣，也曾深陷轉型的困境，不一樣的是能迅速化危為機，非但一舉衝破發展的天花板，更轉而在新產業的賽道上高歌猛進；
在珠三角，在大灣區，在這片中國競爭最為激烈的城市群，“橋頭堡”的作用從未動搖，“核心引擎”的功能更是在不斷強化；
放眼全球的創新灣區，在最新一輪產業革命的進程中，昔日模仿者的形象被甩在身後，科創支點的新定位已漸漸不可替代；
……
這一切，如何發生？
隨著採訪的不斷深入，我們的答案在一篇篇稿件中呈現：
在開放中尋找最優的“合夥人”、主動承載國家戰略、堅定的市場化思維方式、強勢的法治化行政模式……我們試圖從一個個宏觀的視角，進入這座城市內在運行的肌理，拆解其中的邏輯鏈條。
產業升級、前海開發、時尚氣質的孕育、更高參照系下的全新定位……我們更從一個個具體的現象、一個個重點區域入手，在個案的解析中，努力逼近真相。
時間雖緊，我們採得深入，寫得暢快，但在系列報道就要結束之際，大家仍覺意猶未盡。
許多采訪中的細節不時浮現，新的感觸也在交流碰撞中產生，它們是對城市精神氛圍的感知，是對這座城市每個個體狀態的體認，雖然碎片甚至片面，但也許可以從另一個維度，進一步豐富對深圳的認識。
“不好意思”的深圳
就在我們出發前不久，廣東省統計局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2018年深圳GDP超越香港。而在更早的2017年，深圳GDP超越廣州，把人們習慣的“北上廣深”改寫為“北上深廣”。
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NO.1，深圳沒有預想中的“志得意滿”。翻看當地的媒體，對這一“歷史性”的突破著墨很少，主流媒體《深圳特區報》只是在二版、還不是頭題的位置以《2018深圳經濟運行穩健有力——全市GDP達24221.98億元，比上年增長7.6%》為題作了報道，通篇甚至沒有提到香港。
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吳思康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談及這一話題，也連說“不好意思”。其實，如果按照當時的國際匯率，在2017年的時候深圳的GDP就超過香港了，他向我們“劇透”。
之所以“不好意思”，是因為這種GDP排名的變化，可能會給外界造成深圳全面超越香港的印象，但在深圳看來，自己比香港差得太多，香港依然是深圳學習、追趕的目標。
就拿我們最驚豔於深圳的經濟效率來說，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近50%是生態保護用地，剩下還有12%是道路，就是在這少之又少的土地上，深圳創造出了2.4萬億元的GDP，放眼全國絕對首屈一指。但在深圳看來，這並沒有什麼可以自豪的。“對比國際上的大都市，深圳的城市面積不能算小。紐約、倫敦比深圳還要小，香港與新加坡就更不用提了。”深圳的專家直言。
“我們在單位產出、全要素生產率這些更核心、更重要的指標上跟香港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吳思康說，“更別說在營商環境、高端人才吸引、國際前沿的創新能力這些方面了。”
隨著採訪的深入，我們越來越理解了深圳“不好意思”背後的潛臺詞。那就是，在新的大灣區時代，深圳把自己放在了東京灣、舊金山灣這些全球頂級創新灣區的座標系中，是在紐約、倫敦、東京等全球頂級城市的陣營中，重新標定自己的位置、審視自己的短長。
深圳市委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趙志英向我們介紹了不久前深圳做的一個對比研究：
在全球排名，深圳的營商環境大概在30名左右，而香港排在第四；科技創新能力，深圳在20名之外；即使單看GDP，深圳與美國的城市比，也就排在20位左右……“20、30多名的深圳，有啥好驕傲的？”
採訪中，我們瞭解到，學習國際一流城市，在深圳已形成常態機制。僅政府層面，每年都會選派公務員去這些城市專門就某個方面進行系統的學習。近幾年，市級層面赴港學習就派出70個批次，培訓人員上千名。
“膽子足夠大”的深圳
學習先進城市，清醒認識差距，面對成績總感覺“不好意思”的深圳，追趕起來可是一向的“大膽”。
採訪中，我們和很多人一樣，對深圳產業結構、動力機制的成功轉型充滿好奇。那麼多城市提出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為什麼深圳做到位了？
“見勢早、行動快，敢於決策”，這是深圳官員給出的共同答案。的確，從上世紀廢除荔枝節、舉辦高交會，到本世紀初面對空間、能源、人口、環境四個“難以為繼”，果斷淘汰落後產能、確定高新技術產業為重要支柱產業，審時度勢的深圳，總是在大膽的“自我否定”中，贏得發展的主動。
這份大膽，更體現在戰略實施和推進中的超強“定力”。我們在採訪中瞭解到一個細節：產業升級上，深圳提出“騰籠換鳥”，但一開始並不順利，以至於有不少園區抱怨：“籠是騰空了，可鳥在哪兒”？
現在聽來這是一句笑談，可當年深圳的壓力卻現實而巨大。2009年，深圳經濟增速從年均25%急跌至個位數。2012年一季度，深圳經濟增速一度甚至跌至5.8%。“當時嚇了一跳，甚至懷疑是不是淘汰企業太快了？”回憶起當時情形，深圳仍心有餘悸，“仔細一查，舊的產能轉移了，新的產能還沒有完全釋放，而經濟結構正在優化，這下心裡有底了。”
不只是推動產業轉型，深圳的大膽，更集中體現在對政策的突破上。
吳思康就笑談，他當年被調來做政策研究時，深圳市領導就直言，“政策研究很重要，比搞幾個100億元的項目重要得多！”
他介紹，現在的改革開放，國家層面更多的是頂層設計，在這之下，留給地方制度改革和創新的空間還很大，這就更需要認真研究政策、讀懂政策、吃透政策，進而通過政策創新實現發展的突破。
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的《深圳市關於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就是這種大膽突破、大膽創新的最新成果。作為主要的起草人，吳思康介紹，《若干措施》從貿易投資環境、產業發展環境、人才發展環境、政務環境、綠色發展環境和法治環境等六個方面，提出二十大改革措施、126個政策點。“含金量非常高，幾乎一句話就是一項政策、一項改革、一項任務。”他說。
像對企業和企業家的財產權的保護，國家有規定，但沒有實施細則，深圳就大膽探索，在《若干措施》中，從完善財產權保護機制、制定涉案財產處置細則、再到涉企行政執法行為都進行了嚴格規範。“這些規定能夠讓企業家在深圳創業更加安心、放心。”吳思康說。
總講“大白話”的深圳
在深圳採訪，另一個突出的印象是，這裡官員很少講空話、套話，總是說“大白話”，而且言必稱市場，似乎他們的工作就是努力地隱身在市場之後，讓市場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
在深圳市發展改革委採訪，經濟體制改革處負責人孫維德的開場白就說，像我們一個處，幾個人，怎麼可能比在市場裡摸爬滾打的企業更瞭解產業發展趨勢，更瞭解無時不在變化的市場？讓我們管，一是管不過來，再者也管不了，管不好。
趙志英的表達更為直接——華為、騰訊，這些優秀的企業哪一個是政府管出來的？哪一個是規劃出來的？反倒是華為這些優秀企業的創新式發展給深圳市政府帶來了很多啟示。
關於“規劃”，趙志英還講了一個真實的反例。多年以前，深圳有些官員很羨慕廣州的大工業，為此計劃在深圳專門拿出大片土地設置“大工業區”，但由於不符合深圳的特點，不符合市場的規律，最後不了了之。
這種直白的話語風格，折射出的是深圳人骨子裡養成的對市場的尊重，對市場規律的服膺。用吳思康的話說，市場化的機制已經深入到深圳的骨髓，遇到一件事情，大到產業的規劃、小到一個公園的管理，深圳的本能就是看能不能用市場化的手段來解決。
正是這種言必稱市場的思維方式，讓深圳對政府的主動作為總是冷靜而剋制，並隨時抱有一種評估調整的心態。
就像當前，人們最為關注的深圳在科技創新領域政府“大手筆”的投入，吳思康就一再將其歸入“科技政策”的領域，指向也鎖定為解決初創企業的融資問題，而不認為是深圳在強勢推進相關產業的發展。
“沒有完全完美的政策，在實施的過程中要根據市場不斷地調整。”吳思康說。而據我們瞭解，科研體制的新一輪“市場化”改革，深圳已在著力推進，一系列大破大立的舉措正在醞釀出臺。
當前科研項目管理，一般採取政府立項，企業和機構申報，經專家評審通過後給予資助。這種方式很容易導致科研項目與市場需求脫節，企業和研究機構參與的時候往往削足適履。而深圳則計劃徹底扭轉這一模式，把科研項目的立項權交給企業，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由其自主立項，政府認可並給予資助。
與此同時，深圳還在探索建立科研項目攻關動態競爭機制。當前科研項目立項一般是通過專家評審，遴選確定一個科研團隊承擔研究任務，競爭主要體現在項目計劃書上，體現在參與人員過去的聲望上，導致研發效率和成功幾率受到影響。針對這一弊端，深圳計劃建立動態競爭機制，形象地說，就是要推動科研攻關模式從“相馬”變為“賽馬”，幾匹馬同時跑，看誰跑得快，就繼續支持誰，而不是選定了一匹馬就只能讓它跑，別的馬沒有機會。
深圳這種尊崇市場、務實、講求效率的作風，毫不誇張地說已經貫穿在政府行政的方方面面。
就像上文提到的《若干舉措》，仔細翻閱，圍繞市場化的取向，上百項的政策突破，但總字數只有6000字左右，看不到大段的“前言後語”，全是乾貨。
“不喜歡說不”的深圳
在深圳採訪，接觸這座城市的每個個體，還有一個強烈的感受，每當我們提出採訪的需求，他們總是想方設法促成，從來沒有簡單拒絕。一個同事慨嘆，深圳真是個“不喜歡說不”的城市。
說實話，當我們接到任務時，由於時間很緊，對能否如期順利在深圳完成採訪還多少有些忐忑。3月15日，星期五下午快下班的時候，函件發給深圳市委宣傳部，提出採訪需求。當天晚上8點，就接到了短信反饋——深圳市商務局和大灣區辦兩個單位已經落實，請與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直接電話溝通進一步明確採訪細節，其他單位週一上班後再確認。
還未出發，就讓我們對深圳的工作作風、工作節奏有了最初的也最真切的“體驗”，也讓我們對這次赴深圳採訪增添了信心。
3月18日下午，去深圳市發改委採訪，聊起來才知道，這是深圳機構調整之後他們的第一個工作日，由於主任和副主任都出差在外，根據我們的採訪需求，他們安排瞭解情況的孫維德接受我們的採訪。而作為經濟體制改革處的負責人，孫維德也才剛剛走馬上任；
在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當我們臨時提出要採訪一個創業團隊時，原本只是負責在展廳介紹情況的前海科創投夢工場事業部的何婷婷，立刻聯繫同事，幫我們找到從香港來深圳創業的郭瑋強。我們的報道《一個港仔，創業在深圳的夢工場》得以順利出爐；
在大灣區辦，下午5點多已經臨近下班，但參加完市委常委會會議的趙志英還是匆匆趕回辦公室接受我們的採訪；
……
不強調客觀，不推諉，總是儘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提供幫助，這樣的採訪故事，可以說貫穿了我們在深圳的全程。
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傳遞出這座移民城市開放、平等的獨特城市氣質。
“雖然來自五湖四海，我們都是深圳人”，與每一個人交流，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們對“深圳人”這一身份的強烈認同。
就像何婷婷這個典型的川妹子說的，在深圳她從沒覺得自己是個外地人，在這裡工作、生活，規則透明，辦事不求人，一切都很順暢，倒是回到老家，覺得有些不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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