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4 為何西周的“國人暴動”事件聽起來像古希臘的城邦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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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時期,基本上一個“國”確實也就是一個城邦的大小。其中周國是天子之國,其他的是諸侯國,諸侯國服從周國的領導。諸侯國有多少,在當時西周的疆域上,有幾千之多。多數國的大小,無非如今一個縣城之大。少數大國,會控制多個城邑。每個城邑都是大夫的領地,服從其上的諸侯管理。

正因如此,中國先秦時期,反而才是真正施行類似歐洲中世紀時期的“封建制”;秦以後“封建制”反而消滅了,改實行“郡縣制”。認為秦以後的制度是封建社會,是以前歷史學家的誤讀。

大體來看,西周總體統治疆域雖然已經不小,比現代世界多數國家的領土更大,但主要是由大大小小的諸侯國聯合起來的。這種“分封建制”的聯合,頗有一點“聯邦”的味道。

正因如此,周天子雖然能號令天下諸侯,但是直接統治的區域卻僅僅只是周國。而周國雖然是大國,有多個城邑,但周天子實際直管的其實也就“王城”而已。

“國人暴動”是公元前841年發生在西周首都鎬京(今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西北)的以平民為主體的暴動。“國人”是指居住在國都之內,也即城牆之內的人;相對於“國人”的稱為“野人”,那是一些在“國”中沒有分得土地,只能在郊外進行耕作的農民。而“國人”主要是指依附大夫“家”的士階層、農民與手工業平民。

西周厲王時期,發佈詔令,將鎬京內的山林湖澤收歸自己私有,不準國人進入謀生獲利。 周都鎬京的國人因不滿周厲王的政策,怨聲載道。大臣召穆公進諫說:“民不堪命矣!”(人們忍受不了這命令了)周厲王不但不改,還變本加厲,又命令來自衛國的巫士負責監視誹謗者,禁止國人談論國事,違者殺戮。

在周厲王高壓下,人們相遇,也只能“道路以目”。周厲王為此得意對召穆公說他能止謗了。

召穆公勸諫周厲王道: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

周厲王對此卻置若罔聞。於是在公元前841年,終於發生了“國人暴動”,把周厲王給殺死了。

周厲王死後,西周有一段時間是沒有天子的。周國是由周公、召公等六卿共治的,也治理得不錯。於是就將這段時期稱為“共和”,公元前841年就是所謂的“共和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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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上說,中國西周時期的封建制度,通過對土地的佔有和轉讓實現了土地,分配了權力。但是呢,這也只是在理念上部分的實現了,將權力從人格轉向土地,不能夠真正建立起實質性的土地為支撐的國家,所以說並沒有進入帝國時代。



然而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基於現實的狀況構建起來的這一層關係的封建制度,是後世家國一體的中華帝國制度的淵源。與此相比,同屬城邦時代的古希臘,和中國的情況就很不同,古希臘城邦根本不存在具有統一外觀形式的國家,他們之間彼此獨立政治制度趨於多元化,更不存在濃厚的血緣色彩和宗法關係。

相比之下,中世紀西歐的封建制度在形式上與西周封建制比較相似,因為他有了統一的文明,基督教文明,就像中國西周時期有了統一的中華文明一樣。在西歐封建制度下,政治權力的來源與分配依賴於土地,而不是宗教色彩,國王是封建形成的眾領主中的一個人,可以說是一個大號的諸侯,並不擁有絕對的權力。國王分封的大領主,再分封小領主,小領主對大領主效忠,大領主對國王效忠,小領主並不對國王效忠,所以有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這和西周時期的情況相似。所以說歐洲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建立起來的封建制度,才和中國西周時期的封建制度相似,歐洲的封邦建國的制度比中國晚了1500年。


歷史中簡堂談古說金


這個問題非常敏銳,看到了一些早期歷史的共性因素。試解答如下:

一,共和城邦是封建崩潰中的小概率事件

從各地歷史來看,人類早期總是封建主義社會。因為血緣相近的人群生活在一起,無論是採集漁獵,還是遊牧、農耕,「部族」總是基本組織。部族中的天然權威,往往會按照血緣親疏關係進行基本統治。這就是早期封建。我國得早期封建始於黃帝,他「賜姓十四子」監臨各地,又設置左右大監,形成一個上古時期的簡易朝廷。

封建社會擴張到了一定程度,就會發生貴族與王權之間的緊張。這個時候,自由民階層,也就是我們說的「國人」就會發揮關鍵作用。在一些本身就比較鬆散的王權體系裡,貴族和國人有一定概率打破王權,形成共和主義。這種例子最典型就是希臘羅馬,傳說都是早期國王被驅逐或者殺掉了,貴族和國人按照「議事會」模式進行治理。其他可以確證的例子,還有斯拉夫人早期的「諾夫哥羅德城邦」,中亞中古時代的粟特人城邦,即中國史書的「昭武九姓之國」。總體來說,共和城邦是小概率事件。

二,西周國人暴動

西周作為封建主義,在某個時候發生貴族與王權的衝突事件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發展到國人都不堪忍受,還是此件少見的。

從各種資料彙總來看,周厲王可能實施了侵犯貴族和國人利益的政策。可能主要是對一些城邑的山林、礦產等資源,實施王室直營;同時又繞過領主,對城市裡經營工商和手工業的國人和采邑的自耕農直接徵稅。這些行為嚴重打破了各方面平衡,他又採取了高壓政策,造成「道路以目」的恐懼。但有理由相信,這些事大約只會發生在「王齏」範圍內。

於是,王齏的國人在貴族帶領下衝進王宮,廢掉了周厲王,實行「周召共和」。這裡的共和也有另一種解釋,即由「共伯和」來攝政。後者其實經不起推敲,因為「伯」一般是「衛邦伯」,通常都是在邊境地區的封國。要說攝政,資格更老、合法性更強的貴族多的是,怎麼也輪不到一個外藩。

三,西周王齏的體制

西周王齏實行的制度,按照通用語言來說,是一種【三戴君主制】。也就是周天子,同時兼領齏內封國的封君「公」,而且是一口氣兼多個。這是因為即便王齏內,也要與各個封國一樣,實行封建等級,不能由周天子自率一個另類邦國。

按照這個背景再看國人暴動,就會比較清晰。周厲王做的事情,很可能就是想要把王齏改成一個後世秦國一樣的實體。攻打他的那些國人貴族,都是他自己的屬民和領主。他們成功之後,自覺威信不足,於是邀請爵位更高、德高望重的大貴族出來主持局面。至於是周召二人,還是共伯一人,影響都不大。

所以,題主的觀察是有道理的,國人暴動就是一次小概率事件,它最後沒有把西周王齏變成雅典城邦,是因為文化。攝政後,周天子繼承人推出來,一切就回歸傳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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