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5 《大西洋月刊》｜如何擺脫特朗普體制（Trumpocracy）

圖為作者近期出版新書《特朗普體制：美國共和國的腐敗》（Trumpocracy: The Corrup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法意導言

作者大衛·弗拉姆（David Frum）是《大西洋月刊》的高級編輯，也曾是2001-2002年小布什總統的演講稿撰寫人。在本文中，作者詳細分析了特朗普在美國社會獲得支持的原因以及它自身的選民基礎，以及特朗普不同於傳統建制派共和黨人的獨特個性。雖然文章對特朗普體制（Trumpocracy）持懷疑態度，並且希望主流的保守派能夠遠離特朗普的政策，重新建立起新的政治生態，但是，作者也從美國的不同的階層的現狀詳細分析了“工人階層白人”的窘境，闡釋了為什麼“自由主義”不會在此階層得到認可的原因，值得讀者深思。作者更提出，希望保守主義不再走多年來的老路，而“保守主義該向何處去”是一個亟待主流共和黨人解決的問題。

美國社會的穩定依賴於保守派能從特朗普體制的死衚衕中走出來

繼續前進

翻譯：錢若凡

01

共和黨選民基礎的嬗變

2016年美國大選讓我們感受到了歷史上爵士樂時代（1920s）以來的共和黨的勝利。但特朗普帶領下的共和黨在聯邦和各州表面上的優勢又顯得非常空洞。1920年代共和黨的選票主要來自於整個國家經濟和文化最有活力的地區。在1924年選舉中，共和黨總統柯立芝拿下了紐約州56%的選票，擁有強大工業的賓夕法尼亞州65%的選票，以及作為新興汽車工業中樞的密歇根州75%的選票。

但在2016年大選中，情況則完全不同。在那些技術最為發達，醫療技術和創新最為活躍，流行音樂和專利申請最為活躍的地區，共和黨的得票最少。特朗普贏得了美國絕大部分的內陸地區的選票，而希拉里則贏得了生產整個美國64%的財富的地區。甚至在特朗普贏得勝利的州，希拉里贏得了知識集中的地區，比如北卡羅來納州的科研三角地帶。

特朗普的總統之路讓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加速分離。商界領導人從特朗普的顧問團隊中辭職，以免總統的種族主義觀點玷汙他們的商業品牌；像臉書和微軟這樣的科技公司反對他的移民政策。流行音樂歌手拒絕了去往白宮的邀請。到2017年夏天為止，特朗普在這些人中的支持率已經從不到30%下降到20%。

但這些支持率下降的現象還只是在特朗普的腐敗和通俄醜聞開始發酵之前。

不論特朗普的個人命運如何，共和黨都將面臨更艱難的選舉狀況。但共和黨國會選舉的失敗還不能制止特朗普政府的權力，因為共和黨在國會的失敗將會削弱黨內其他可以替代特朗普的力量。如果共和黨失去了參議院或者眾議院的多數地位——或者同時失去兩院的多數——那麼他們將別無選擇只能被迫繼續支持總統。具體而言，在此情況下，共和黨員任何對總統的批評都會被特朗普以黨派忠誠的理由而視其為對南希·佩洛西（眾議院民主黨領袖）或者查爾斯·舒默（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的背叛性的投靠。而當下一屆總統選舉臨近的時候，共和黨將別無他法，只能選擇緊靠特朗普。此時，受到美國整個政治系統愈加孤立的特朗普將會對保守派餘下的力量有更強的統治權。結果將會是，特朗普從內部吞噬整個共和黨。

或者你不怎麼在意共和黨的未來。但事實上，你應當去關注這一點。因為保守派將一直和我們在一起，如果保守派認為自己沒有辦法通過民主選舉獲得勝利，那麼他們絕不會放棄保守主義，反之，他們將拋棄民主制。美國社會的穩定有賴於保守派從特朗普體制的死衚衕之中走出來，重新找到新路，找到一個不僅能贏得選舉，而且能夠負責任地領導政府的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應該在文化上是先進的，對環境是友好的，並且同時堅持國內市場和美國國際領導地位的新保守主義。

對於“平價醫療法案”我們最直觀的感受是，它應該被保留下來，並且努力改革讓醫療變得更加平價，能保護更多的中產階級家庭。這就意味著放緩接受外來移民的速度，讓目前美國的居民感受到自己沒有被外來移民取代。但經濟學家會提出，一個人口增長速度低的國家需要更多的移民來保持勞動力的增長。一個人是公民也是勞動力，，當人口增長緩慢的時候，接納新移民會變得不那麼容易。移民對本國人口的意義，就像是紅酒對食物的意義一樣：是一個有益的補充，但絕不是替代品。

“政治分歧再也不是左翼和右翼的對立，而是存在於愛國主義者和全球主義者之間。”瑪麗·勒龐（法國極右翼政客）在2017年2月宣佈參選法國總統時如是說道。但這樣的話在一個秘密收取俄羅斯資金的“愛國者”嘴裡顯得非常病態。但在這種現狀下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的真理性結論：舊式的意識形態的指南針沒有給我們指出一條通往新政治形態的正確的路。

特朗普在收入在50000美元和100000美元之間的工人中的支持率高於在收入超過100000美元的人群中的支持率。這個民意調查結果對一個共和黨人來說也算是滑稽可笑了。他在工會家庭中的支持率好於自1984年以來的所有共和黨人。他在拉美裔和非裔美國人之間有驚人的表現，這讓他的支持率超過了羅姆尼2012年競選總統時在此兩大族裔之中的支持率。

特朗普和希拉里

同時，希拉里·克林頓——被右翼媒體指責為激進分子和社會主義分子的總統候選人——在最富裕的美國人之中卻有極高的支持率，她幾乎贏下了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人群的一半選票。但克林頓女士在沒有大學學歷的白人女性群體中的支持率輸給特朗普大約27個百分點。究竟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在2016年秋，紐約時報採訪了六位還沒有確定投票給誰的女性選民，其中之一是一個三十歲的老師，她說到：

“我不相信女權主義能造成涓滴效應——女性在大企業的董事會擁有更多的席位不會讓工人階層的女性的生活變得更好。如果你最初就只關心在社會上層中的性別平等問題，那麼支持希拉里是一個理性的選擇。但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工薪女性，你就很有可能不會選擇投票支持她。”

02

“嬰兒潮”人群思想的右轉

戰後嬰兒潮時代出生的一代人認為他們比之前出生的那一代人更加“自由主義”，直到2000年，只有35%的嬰兒潮時代出生的人認為他們是“保守的”。

2000年之後美國遭遇金融危機，接著便是奧巴馬的八年總統任期。嬰兒潮中出生的那些聲稱“對政府非常憤怒”的人們的比例，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15%飆升到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的26%。到2011年，42%的嬰兒潮人群被貼上了“保守主義”的標籤，這和他們下一代人保守派的比例大致相當。理解“保守主義”對於右傾的嬰兒潮人群來說意味著什麼是非常重要的。在奧巴馬政府時代，對諸如同性戀和婦女角色的社會問題的看法上，嬰兒潮的人群們就像其他所有美國人一樣，繼續在自由主義的方向前進。上了年紀的嬰兒潮人群沒有變得更加重商，相反，他們在2010年之後表現出對商業的懷疑態度，更甚於他們自己在90年代（處於更年輕也更偏向自由主義的年齡時）對商業表現出的態度。在保守的嬰兒潮人群中，他們並不熱衷“一切靠自己”的共和黨主流意識形態。事實上，一份2011年的民意調查顯示，64%的保守派嬰兒潮人群抱怨政府沒有對老年人給予足夠的幫助。“64%”這個比例比其他任何年齡段的人群中的比例都要高，甚至高於比他們自己更老的人群中的比例。

美國嬰兒潮人群正在老去

嬰兒潮人群堅定不移地反對削減社會保障項目，而且比例遠遠大於比他們年齡更大的前一代人。如果對保護這些社會保障項目有利，嬰兒潮的人群就會違背保守主義的禁忌：對高收入人群徵稅，但保羅·萊恩（眾議院議長）代表的共和黨人絕不會這樣做。

以下才是這些右傾的嬰兒潮的人群所做的屬於“保守主義”的行為。面對一個自由主義的言論“政府有責任去照顧那些沒有能力照顧自己的人”，嬰兒潮的人群在1990到2010年之間越來越傾向於說“不”。事實上，到2010年為止，他們對自由主義的言論越來越排斥，並且這種反對更甚於年齡大於和小於他們本身的人群。他們更認同把個人的經濟上的困難歸咎於自身的失敗而非壞運氣，種族主義或者其他任何制度性的原因。當然，我們很容易就把這類觀點看做是“我是既得利益者”的趾高氣昂。但是，當我們重新看待代際的經驗差異時發現，在嬰兒潮之前出生的人在中產階級生活標準迅速膨脹的年代進入工作，這些人在房價非常便宜的時候買了房子，又在房地產泡沫時代（2000年房價高企的時候）賣了他們的房子。他們之中最年輕的一代人在2010年共和黨人控制國會前已經擁有了良好的醫保，並且他們也被保羅·萊恩的財政削減計劃所豁免。

“在2010年，75%的接近退休年齡的美國人在他們的退休金賬戶中的存款少於3萬美元”，紐約時報的記者Teresa Ghilarducci如是報道。他們比自己年輕時候所預期的更需要聯邦政府的退休資助。因此，嘴上說說“政府別來干涉我的醫保”的口號非常容易，但現實卻是，除了政府還有誰能夠來幫助人們的醫保計劃呢？在50-64歲的年齡組中，贊成“政府對醫保干預過多”的比例上升了16個百分點。（但在超過65歲的年齡組中，這個比例僅僅上升了8個百分點。）他們憤慨地拒絕政府對醫保的干涉其實是為了防止政府為所有事情買單。他們在1960年就抵制該類法律草案，今天他們也會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治思想而抵制同類的法律草案。

在茶黨2011年一份詳細的政治研究中，三個哈佛大學的學者Vanessa Williamson，Theda Skocpol和John Coggin評論到，“茶黨認為社會保障項目不是正統的自由市場的觀點，而是來自於接受此類觀點的人的所感知到的正當性”。

茶黨經常被描述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的運動，因為他們反對政府大量的支出和巨大的赤字。當然這個觀點也經常是2010年共和黨主要候選人的競選主題。但這不是共和黨的投票者和集會參加者真正關心的方面。以下是福克斯新聞轉播的由茶黨運動打造的電視明星演講中的一個片段：

“你看到了美國被帶向的錯誤的方向而且感覺無力去阻止麼？你相信自己的聲音不夠強不能超越其他噪音而被被聽到麼？當你看到每天的新聞頭條是否感覺非常空虛乏味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你就陷入了奧茲巫師的謊言中了。雖然這些離你很遠的聲音也許聽起來令人恐懼，但當他們來自於你的四面八方的時候——事實上這些聲音對你的影響就不同了。但當你拉開窗簾發現只有小部分人在按著喇叭製造聲音，並且他們的聲音其實很弱，你就知道，事實上他們人數沒有多到圍在我們周圍，而是我們圍繞著他們。”

“我們對抗他們，不是說國家對抗社會，當然也不是收入對抗支出。我們就是反對他們。在多族群的社會中，經濟財富的重新分配不可避免地意味著種族的重新分配。”我在2012年大選的時候寫下了以上的文字，但這些話在2016年的時候更加符合當前的社會現狀了。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那些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公民之中，27%的人是在美國以外出生的。因此，

社會科學家Robert Putnam沮喪地發現在2007年來自美國的新證據顯示在多民族的居民社區，所有民族的居民都傾向於“放低姿態”。信任（甚至是來自於相同族群的信任）是很低的，利他主義和居民互助非常少見，朋友更是難得。社會和經濟的改革計劃遇到了現實的窘境：人們更願意和自己有著共同身份的人互利互助。在一個正在經歷著人口族群劇烈變化的社會，人們互相之間的忠誠和信任無疑會大大減弱。

03

主流共和黨政治宣傳的式微

共和黨政治家們自從1980年開始就以帶有“希望”和“機會”的語言發表演說。在2015年，他們又重複著這樣的政治宣傳。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傑布·布什在他宣佈競選總統的聲明中說道：“我們將重新抬起頭，讓工作機會變多，讓世界重新以我們的方式運作。”“我想今早告訴你們，我承諾將重新煥發美國的美好生活。” 特德·克魯茲如是說。以及馬爾科·盧比奧也做了相似的發言：“我們民族的土地充滿機會和希望。”“相信美國！”“一個新的屬於美國的世紀！”他們在說些什麼？這個疑問讓選民們疑惑不解，同時也已經損害了從前的屬於美國的二十世紀。特朗普作為共和黨內最年長的總統候選人，同時也是黨內第一個意識到這些老舊的政治語言已經失去了在選舉中的價值的人。在2015年，美國白人年齡的眾數是55歲。這些年紀大的白人選民更熱切地盼望保護他們已經得到的而非去獲得新的更多的東西。他們不希望有更多的變化，他們關心安全而非機遇。而特朗普就給他們提供了對現狀保護的承諾。

特朗普事實上在美國創造了第三個黨派——特朗普黨。舉例來說，在對大選有決定性作用的賓夕法尼亞州，特朗普和成功贏得參議院席位的共和黨候選人Pat Toomey幾乎獲得了相同的選票：特朗普獲得了297萬票，Pat Toomey獲得了295萬票。但是特朗普和Pat Toomey在完全不同的地區獲得了他們的選票——Pat Toomey在賓夕法尼亞州最富裕的四個地區獲得了比特朗普多17.7萬的選票，但在其他地區，Pat Toomey都遠遠落後於特朗普。

特朗普在2017年6月參與艾奧瓦州集會後離開的一幕

民意調查發現，

這些表達了後悔的人將需要某種程度上從特朗普暴政走出來，重新整合到有尊嚴的政體中。最佳的方法就是和解，就像Desmond Tutu對南非做的那種和解。這也是美國最偉大的總統——林肯——在民族尋求最痛苦的審判時（南北戰爭）所給我們的教誨。我們今天還要重複偉大的林肯總統的話：

“人性不會改變。面對未來的國家的危難，人總是既堅強又懦弱，總是既睿智又愚昧，總有好的一面又有壞的一面。因此，讓我們從這些過往中學會變得智慧，懂得報復任何人都是不對的。”

翻譯文章：

David Frum, An Exit From Trumpocracy, The Atlantic, Jan 18, 2018

網絡鏈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8/01/frumtrumpocracy/550685/

譯者介紹

錢若凡，本科畢業於南京大學商學院，現就讀於北京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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