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設想騎馬考察黃河、長江，與當時正在醞釀的三峽大壩建設和南水北調工程這兩大戰略規劃直接相關。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很關注綜合治理和開發利用黃河、長江這兩大水系。他曾於1952年、1953年、1954年、1955年四次視察黃河，於1953年和1958年兩次乘船考察長江。這幾次考察，主要是醞釀兩個戰略性的目標：三峽工程和南水北調。
從1952年到1958年，毛澤東分別同黃河與長江兩個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林一山進行多次談話，他向王化雲瞭解從長江上游通天河引水到黃河的調查情況，同林一山商量南水北調的線路，還在地圖上用鉛筆先後指著長江上游的白龍江、嘉陵江干流的西漢水以及漢江等處，問行不行？要求林一山“立即開始查勘，一有資料，就給我寫信”。1958年1月和3月在南寧、成都召開的兩次中央工作會議，重要內容就是討論三峽工程是否上馬，在成都會議上形成了《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這個“意見”既包括三峽工程的規劃，也體現了南水北調的設想。毛澤東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到：“打開通天河、白龍江與洮河，借長江濟黃，丹江口引漢濟黃，引黃濟衛，同北京連起來。”這裡所講的就是今天擬議中的南水北調的西線和已經建成的中線。
長遠準備，不是消極等待，總要有所作為。怎麼作為？毛澤東講過幾次，說他在北京呆久了，腦子裡面就空了，一走出去，就有了東西。這當然是極而言之，卻反映了他的一個鮮明主張：一定要走出去，到實踐中，到實地去，才能有所發現，有所創見。更何況，三峽大壩和南水北調這兩大戰略規劃，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決策，前人的考察代替不了後人的考察，別人的考察有時也代替不了自己的考察。在這種情況下準備親自騎馬考察兩河流域，其目的顯而易見，就是為了調查兩河的地質和水利資源。毛澤東說要帶地質學家和水利專家一同前往，蓋因於此。
黃河、長江流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中華文明的發生和發展，沿著兩河流域展開，人們習慣上稱它們為“母親河”。說起來也還有一個並非偶然的情況，作為詩人的毛澤東，對這兩條河的吟唱和讚美恰恰分別成為了他在革命和建設年代的代表作。他的千古絕唱《沁園春·雪》，是1936年率紅軍從陝北渡黃河東征時寫出來並且是寫黃河壯景的；他的《水調歌頭·游泳》則是1956年在長江游泳時寫出來並暢想著對長江的開發和治理。兩河流域，事實上包括了中國的南方和北方，東部、中部和西部，在地理資源、民俗文化、經濟產業、邊疆民族等方面，展示著中華民族的歷史和現狀。進入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後，對典型而又集中體現國情的兩河流域，親自作一個比較全面的瞭解，對毛澤東提出一些戰略性的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構想，似乎是必備之舉。
按毛澤東的設想，他騎馬考察黃河、長江，重點是兩河的源頭和上游。規劃的具體行程是沿黃河往上一直走到崑崙山，到達通天河，再從那裡翻過山到長江的發源地，然後沿金沙江而下到長江。兩河上游流域是西部血脈和精粹，既是綜合治理和開發利用兩河的關鍵，也是開發和建設整個西部的關鍵。當事人林一山回憶，毛澤東重視南水北調，“主要目的是開發北方，開發西部”“毛主席對周恩來總理說：我們除了考慮國家內政外交的大政方針外，還要親自掌握像南水北調、大三峽和鐵路通拉薩這樣幾個重大問題。西部問題很重要的是一個民族團結的問題。民族團結是投多大資、花多大錢都買不到的。”（《毛澤東與南水北調工程——林一山同志訪談錄》，《黨的文獻》2006年第1期）
近代以來，不少仁人志士已經認識到，西部能否發展起來，發展得怎麼樣，對民族振興舉足輕重。經略西部，利用好西部的資源，進而解決東西部地區生產力和社會發展不平衡的難題，事實上已逐步凝結為一種“西部夢想”。
毛澤東有著濃郁的“西部夢想”。新中國一成立，西部交通建設便緊鑼密鼓地鋪排開來。1952年成渝鐵路建成通車，毛澤東題詞說，“繼續努力修築天成路”；天蘭鐵路隨後通車，又題詞，“繼續修築蘭新路”。急於開發之意，豁然躍出。修建康藏公路，有兩條線路之爭，毛澤東果斷拍板，“採取南線為適宜”；康藏公路開工，他的題詞是，“為了幫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難，努力築路”；1954年底康藏、青藏公路通車，他又題詞，“鞏固各民族人民的團結，建設祖國。”幫扶西部之情，溢於言表。
西部地區在1950年代前期建成的一批交通設施，是新中國成立後經略和開發西部的第一輪成果。毛澤東寄情西部開發的更大戰略構想是三線建設。
何謂三線，按毛澤東的構想，簡單地說，就是東部沿海和沿邊疆地區為一線，中部地區為二線，西部內地縱深地帶為三線。何謂三線建設，就是加強三線地區的國防和經濟建設，把東部沿海的一些工業轉移到西部，改善沿海與內地工業佈局不平衡的狀況。對此，毛澤東1964年5月27日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主要領導人談話時提出：前一個時期，我們忽視利用原來的沿海基地，後來經過提醒，我們注意了，最近幾年，我們又忽視屁股和後方了。“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佈局不平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佈局，加強三線建設。他強調的“後方”即是指西部，所說的“屁股”就是基礎工業。“三線建設”的目的，是加強大西南和大西北的國防和工業基礎，以解決東西部工業佈局不平衡的問題。這兩大塊地區，正是長江和黃河的上游流域。
正式部署三線建設，是1964年5、6月間的事情。毛澤東這年夏天準備上路實施他的騎馬考察計劃，就不是偶然的了。事實上，在部署三線建設戰略的時候，毛澤東即已透露出一些消息。在5、6月間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毛澤東就多次強調應該在長江上游金沙江畔的四川攀枝花建立鋼鐵生產基地，甚至說：如果大家不同意，我就到成都、西昌開會，西昌不通汽車，我就騎毛驢下西康。搞攀枝花（鋼鐵基地）沒有錢，我把工資拿出來。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即準備出行考察，顯然與這個戰略性的決策有關。
在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中，毛澤東騎馬考察兩河的計劃，常常被簡化稱為“到黃河去”。對於黃河，毛澤東始終有一種特殊的感情。1947年轉戰陝北，幾番輾轉於黃河西岸，還曾經指著黃河對陝西葭縣（今佳縣）縣委書記說，山下的黃河，我們要綜合利用它的資源，首先是大興灌溉。據吳旭君回憶，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初，毛澤東至少有9次同她談起黃河。其中，她記得的話有：“你們可以藐視一切，但是不能藐視黃河。”“我是個到了黃河也不死心的人。”“這條河與我共過患難。”“每次看黃河回來心裡就不好受。”“我們欠了黃河的情。”如果毛澤東的兩河考察之行能夠實現，新中國成立後他沒能去過的西部省份，如山西、陝西、內蒙古、寧夏、甘肅、青海、雲南、貴州，便都能走到了。
毛澤東的一生，似乎像中國大地上一位沒有終點的旅行者。地理意義上的遊歷，以中國社會歷史和現實的考察，以國家的改造和發展為底蘊。有人甚至做過這樣的比喻，黃河猶如凸起的弓背，長江恰似拉滿的弓弦，這兩大母親河把中華民族編織在了一支蓄勢待發的箭上。雲貴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會相撞的西部，彷彿是一具堅韌的骨骼，往東延伸的無數河流，則像是條條充盈的血脈，這西高東低的地貌走勢，恰如一個民族準備騰飛崛起的身姿。按這個比喻，毛澤東騎馬考察黃河、長江上游的計劃，或許是要細細叩問西部的地理、資源、氣象、人文、風俗，叩問西部如何得發展？西部夢想如何得實現？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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