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向世界講述延安故事

薛琳 張秀旭

原標題：毛澤東如何向世界講述延安故事

編者按：延安時期，毛澤東以其獨有的人格魅力、風趣幽默的用語和深入淺出的表述，用最生動、最簡潔的語言向世界講述“偉大的中國革命”，使各國人民看到了紅色中國的真實情況，為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段歷史對我們向世界講好今天中國故事，具有重要借鑑意義。

“中國的革命應該而且必須為世人所瞭解。”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了對外關係由民間外交向“半官方外交”的轉變，利用各種渠道和形式向世界講述延安故事，擊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和政治汙衊，使世人看到了真實的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色區域，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們的友誼和支持，為實現中華民族站起來的歷史使命奠定了堅實國際基礎。

向世人展示“東方魔力”

1936年6月，斯諾在中共的精心安排下，在陝北蘇區進行了長達4個月的採訪，他被毛澤東譽為“第一個衝破艱難險阻到蘇區調查瞭解我們情況，並將把事實公諸於世界的外國記者”。7月15日，毛澤東邀請斯諾到自己的窯洞做客，並接連幾十天同其談話，給他留下難忘印象。在斯諾看來，毛澤東“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他不僅訪問了中共高層領導人，還採訪了“不懂向外國人進行宣傳的藝術”的紅軍戰士和群眾，得到了他們“直率的毫不掩飾地答覆”，讓自己“感到耳目一新”。自1936年底至1937年初，斯諾先後發表了30餘篇報道，1937年10月英國戈蘭茨公司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該書先後譯為20多種文字傳遍世界，美國曆史學家歐文·拉鐵摩爾稱讚它“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要作用”。斯諾的成功吸引了更多西方記者來到“紅色中國”，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一起續寫“延安故事”，代表作有《早晨的洪流》（韓素音）、《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福爾曼）、《紅色中國的挑戰》（根瑟·斯坦因）、《中國未完成的革命》（愛波斯坦）、《續西行漫記》（尼姆·韋爾斯）等著作。他們以優美的文筆，獨立思考的品格和崇尚說真話的原則，向世界揭開了紅色中國的神秘面紗，向世人展現了“東方魔力”。

“這裡是中國具有許多現代事物的地方”

如果說外國記者訪問延安還只具民間性質的話，那麼中共高層與美軍觀察組的接觸，則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為歡迎美軍觀察組，毛澤東親自修改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並加上了“戰友們”三個字，提出美軍到達延安“這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在美軍觀察組駐延安期間，毛澤東同其主要成員謝偉思進行了10多次談話，內容涉及國共關係、中共政策、中美關係等重要問題。謝偉思在頭3個月裡，就遞交了40多份報告。他講道：“我們來到陝北後，發現這裡是中國具有許多現代事物的地方。”美軍觀察組看到中國共產黨生機勃勃、廉潔奉公，抗日武裝“士氣很高”，邊區民眾的氣象和大後方低落萎靡的氣氛截然不同，“這裡不存在鋪張粉飾和禮節俗套，沒有乞丐，也沒有令人絕望的貧困現象，人們的衣著和生活都很儉樸，人民之間的關係是坦誠、直率和友好的”。通過與中共領袖和邊區群眾的接觸，觀察組看到了真實的共產黨人和抗日根據地，更使美國高層得以瞭解中共政策主張，預見中國政治發展趨勢，正如觀察組另一位重要成員戴維斯所評論的，“內戰是不可避免的，共產黨的勝利幾乎是必然的”。預言“共產黨將在最近幾年內成為中國的統治力量”。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1946年8月，毛澤東在楊家嶺同美國記者斯特朗談話時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他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這一經典比喻，形象地揭露了反動派的脆弱性和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堅定了廣大黨員和人民軍隊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信心。1947年2月14日，斯特朗離開延安，她撰寫的一篇篇電訊飛越重洋，出現在美國各大新聞媒體。“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傳遍世界併為世人銘記，如委內瑞拉已故總統查韋斯多次表示一生都崇拜毛澤東，牢記“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教誨。後來，斯特朗根據自己同毛澤東的談話完成了西方第一篇論述毛澤東思想的文章——《毛澤東的思想》，該書分為“毛澤東思想的來源”“毛澤東路線的發展”“毛澤東的六大著作”和“毛澤東科學的預見”等四部分，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對《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文章作了深入梳理和闡述。

幾點啟示

總結毛澤東等共產黨人講述延安故事所蘊含的豐富經驗，對於我們向世界講好今天中國的故事，具有重要意義。

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講好延安故事要保持民族的自信和自立。毛澤東高度重視外國記者的訪問，在接待斯諾時，他“時常擱下大堆報告和電報，取消一些會議”與之談話。為營造友好氣氛，他特地向中外記者參觀團發出了“諸位來延，甚表歡迎”的電報。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對待英美籍新聞記者態度的指示》，指出：必須認識外國記者對“提高我們的外交地位有極大的影響”“應當把他們當做外交代表看待”“應採取歡迎與招待之態度”。但我們對待外國記者必須堅持“民族、人民和黨的立場”，在“主動、真實、誠樸、虛心、認真的原則”上開展工作。在實踐中，就要在事前“周知博訪深思熟慮”，在事中“應堅定不移”“力求貫徹主張”，如此“方易取得外交勝利”。積極將他們“爭取過來”，藉助他們之“筆和口”將我們的理念“宣傳出去”，在整個活動中保持我們的主動性和獨立性，絕不為外人所利用，維護和實現中國人民的利益。

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真實是傳播的生命，通過真實的報道，向外國朋友講述紅色中國的真人、真事，這是毛澤東講好延安故事的關鍵，他曾說：“我們反攻敵人的方法，並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外國記者到了延安，訪問何處，採訪何人，絕對自由，共產黨積極配合，這和國民黨封鎖消息的拙劣行為構成鮮明對比。為了解“即將掌握中國命運的人”，曾獲普利策新聞獎的美國記者白修德於1944年10月22日到訪延安，採訪期間他可以“四處轉悠”“暢通無阻”，特別是毛澤東的真誠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對於我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他所說的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為爭取美國政府，毛澤東明令各級幹部堅持“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的“既定方針”，美軍觀察組所到之處，他親自電告當地領導人予以熱情接待和通力合作。毛澤東這種用事實講故事的辦法，得到了美方高度讚許，觀察組成員雷伊·盧登講道：“在華北，老百姓支持共產黨的證據比比皆是，而且顯而易見，使人不能再相信這是為欺騙外國來訪者而設置的舞臺。”

運用靈活多樣的形式。不同的傳播形式有不同的效果，毛澤東運用談話、出版、廣播等多種形式向世界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和邊區群眾的故事。面對面的直接接觸是最有效的傳播形式，特別是情感交流則更能觸及心靈。通過談話，毛澤東將延安故事向世界講述，正如斯諾所說，“畢竟我是一種媒介，他通過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發表談話”。除了藉助外國記者，中共更是主動擴大對外宣傳，一方面翻譯了《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重要著作向海外發行，另一方面先後在法國和美國創辦發行了《救國時報》和《紐約華僑日報》，直接向所在國人民講述紅色中國的故事。此外，延安新華廣播電臺還先後開設了日語和英語廣播，讓世界直接聽到了中國人民的正義呼聲。透過中共自身組織體系形成強大的宣傳合力，加之高度整合多種傳播渠道對紅色中國多視角、多層面的呈現，這是毛澤東講好延安故事的機制保障。

毛澤東那代人為改革開放攢下了什麼家底

齊彪

編者按：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這是我們黨正確對待自身歷史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週年，也是毛澤東誕辰125週年。這一特殊的歷史交匯點，為我們考察毛澤東那代人與改革開放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很好契機。毛澤東那代人到底為改革開放攢下了哪些家底？經過長期的歷史沉澱，有必要以更為寬廣的視野進行深入地理性分析和評述。

毛澤東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改革開放是鄧小平這代共產黨人開創的，也是在毛澤東那代共產黨人奠定的基礎上開創的。正確認識改革開放這40年的歷史，必須正確認識毛澤東那代人創建新中國的歷史乃至建黨以來的歷史，特別是他們為改革開放所攢下的家底。

一是創建了一個工人階級先進政黨並始終保持其先進、純潔性質，為改革開放準備了堅強領導力量。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解決了在中國這種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把黨建設成為用科學理論和革命精神武裝起來的、同人民群眾有著血肉聯繫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中國山溝溝裡鍛造出這樣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蹟。這支隊伍在進城執政後沒有像李自成或太平軍那樣垮下來，沒有變質，沒有成為利益集團，沒有成為像西方政黨那樣的鬆散組織，而是始終保持著原有初心、本質和優良傳統作風。這是毛澤東那代人最寶貴的貢獻。也正是這樣，這個黨才有資格繼續領導著改革開放及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只有中國共產黨這樣先進、堅強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才能夠帶領人民創造這樣史無前例的成就。

二是建立新中國並始終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為一切社會進步及改革開放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新中國的誕生，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外國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從此開啟了新紀元！偉大改革開放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以後而不是舊中國其他時段，與這一基本前提的建立有著最直接的關係。

三是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始終保持其根基，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制度基礎。毛澤東那代人在建立新中國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使中國這個佔世界1/4人口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改革開放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是這一偉大社會變革的繼續。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指出：“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制度不僅保證了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也禁絕了其他社會制度下各種利益集團掣肘的弊端，保證了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通過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逐步展現出獨特的清晰面貌，中國社會釋放出巨大能量和新鮮活力。

四是創建新型人民軍隊並始終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為國家穩定發展及改革開放提供了堅強保障力量。毛澤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這支新型人民軍隊的創建，使軍隊由過去軍閥個人的工具轉變為執行中國工人階級先進政黨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徹底擺脫了軍隊控制政權、軍閥操縱政黨及政治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夢魘，為中國革命勝利和國家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縱觀中國歷史，一個朝代在其開國後的幾十年，軍隊幾乎沒有不發生問題的。中國歷史上發生的情況，始終沒有在新中國重現。根本原因就是鄧小平深刻揭示的：“我們國家所以穩定，軍隊沒有脫離黨的領導的軌道，這很重要。”毛澤東那代人創建的這樣好的軍隊，是我們民族、國家和人民的福氣，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和平安定環境中不斷推進。

五是形成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構建了現當代及改革開放以來黨和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毛澤東思想不僅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源頭，也是近現代中華民族精神重塑的根本標誌。毛澤東思想的產生和發展，使中國人民的精神從近代以來的被動轉為主動。毛澤東思想在任何時候都丟不得，離開了這一民族精神支柱的支撐，就會導致思想混亂、社會動亂，就談不上搞改革開放。離開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寫在黨的旗幟上的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其他科學理論一起，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黨和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礎，指引著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方向。

六是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積累了豐富經驗。這一探索的核心是從蘇聯社會主義的模式中走出來，找到一條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那代人提出了尋找新道路的任務，形成了十分重要的認識。如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學說，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理論基礎。但總的來說，由於歷史侷限，沒有解決好探索新道路的重大課題，發生了嚴重的失誤、錯誤。但在經過20多年成功與失敗、經驗與教訓積累的基礎上，黨終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找到一條以改革開放為鮮明特徵的新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對於這一新道路與毛澤東探索的關係，鄧小平曾做過這樣的評論：“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這符合歷史本來面貌。

七是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改革開放準備了初步物質基礎。儘快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把中國由農業國儘快建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是毛澤東那代人革命勝利後矢志不渝的追求。雖然其間遭受嚴重挫折，但國家建設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4%。1952年中國工業總產值佔社會總產值的比重為34.4%，1978年這一數字已上升為61.9%。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已基本形成。人民群眾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建設，雖然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也初步滿足了佔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科學技術取得了巨大進步，成功研製了“兩彈一星”等一大批代表性成果。對於毛澤東這代人實現工業化及經濟發展的貢獻，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作過這樣的評述：“儘管有著這些失誤和挫折，人們還是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的時代。”這是客觀、公正的評價。

八是培育了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和偉大精神，這成為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強大精神動力。在毛澤東那代人培育下，我們黨形成了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等優良傳統作風，形成了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新中國成立後，又接續湧現了抗美援朝精神、大慶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紅旗渠精神等，這些都是黨和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多次強調要恢復和發揚毛澤東時代培育的黨的精神，以振奮起整個國家奮發圖強的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繼承黨的一切優良傳統、優良作風並結合新的實踐不斷髮揚光大，始終保持革命戰爭年代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氣、那麼一種革命精神，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有了這一條，我們黨就能夠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九是培養一大批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和建設者，為改革開放準備了必要的幹部和人才隊伍。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人。毛澤東那代人直接培養及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起來的一代又一代黨的骨幹，是改革開放能夠接力前行的關鍵。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深情地說：“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成長起來的。”作為改革開放主要決策人的陳雲把“培養了一代人”“包括我們在內”“一大批幹部”看作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個無可比擬的功績”，認為“現在這些人在全國各個崗位上都擔負著重大的責任。這是一件極大的事情”。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週年講話中進一步指出：“毛澤東思想教育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它培養的大批骨幹，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思想將繼續福澤後世。人才培養與教育事業緊密聯繫在一起。在毛澤東時代，雖然教育事業在一段時間裡受到嚴重破壞，但全民教育體系基本建立。其間所培養的人才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依靠的知識力量基礎。

十是努力改善國際環境並突破西方封鎖，為對外開放創造了有利國際條件。毛澤東歷來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同時也強調在任何時候都需要爭取外援，特別需要學習外國一切對我們有益的先進事物，主張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和一切國家建立邦交和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虛心向蘇聯學習；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那代人審時度勢，抓住機遇打開中美關係大門，恢復了我國與一些西方國家外交關係，並開始從這些國家大量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毛澤東那代人的這些重大決策，為我國全面對外開放奠定了基礎。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毛澤東觀察國際形勢的方法

韓立群

核心閱讀

60年前，毛澤東從現實的角度，從正反兩方面分析了戰爭、封鎖、衝突、反制和西方聯盟的性質等問題。他主張要把國際形勢作為一個整體，辯證、全面地看待各種挑戰，並從中尋找解決之道，內外統籌、通盤考慮。

1958年9月5日，毛澤東在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談了對國際形勢的看法。當時的中國外交面臨多方面困境，以什麼樣的思路去看待這些困境，如何突破這些困境，國內尚未形成統一認識。這篇講話，從現實的角度、從正反兩方面分析了戰爭、封鎖、衝突、反制和西方聯盟的性質等問題，認為仍然是“東風壓倒西風”。按照毛澤東的定性，這些觀點“作為一些看法提供給各位，供觀察國際形勢時採用”。這篇講話收錄在1994年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中，體現了毛澤東觀察形勢的一些基本方法，對今天仍有重要啟示意義。

毛澤東在判斷形勢走向的時候講了八個觀點，其中有五條值得細讀。

一是“誰怕誰多一點”。當時很多人怕美國會打過來，這篇講話則認為我們怕打仗，美國也怕打仗，但美國比我們更怕，因此美國要避免戰爭，中美打不起來。這樣分析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人心，毛澤東認為人心就是力量，中美比起來，中國比美國的人心多、人心齊，美國國內人心不齊，西方內部人心更不齊、害怕打仗的人更多，戰爭動員比較困難。“真理抓在大多數人手中，而不抓在杜勒斯手中。”而且從世界範圍來看，當時反霸權、反殖民成為主流思潮，支持中國的國際力量非常強大，對此要有足夠信心。毛澤東在觀察國際形勢時，很重視人心這一因素，在他此前歷次國際問題講話中都有所體現。

二是聯盟的性質。1949年美國牽頭成立了北約、1954年簽署《馬尼拉條約》（東盟前身）、1955年簽署《巴格達條約》，其中北約是軍事集團，後兩者是政治集團。當時國內外對這些集團的性質是有不同判斷的，特別是在這些集團自身輿論攻勢下，很容易誤導人心，影響對其外交立場的確定。對此，毛澤東從帝國主義的根本性質出發，明確指出美西方軍事集團是侵略性的，也就是說它的主要目的是擴張而非自衛，對此不應該有幻想。而且它擴張時是先找軟的捏，當時的民族主義國家力量不如社會主義強，所以這些集團的鋒芒就先刺向埃及、黎巴嫩和中東那些弱的國家。毛澤東認為，既然西方集團怕硬骨頭，那我們自己要鞏固起來、不搖擺，讓它們啃不動。這一判斷，對於當時制定相關對策有重要價值。

三是緊張局勢的影響。大多數人不喜歡局勢緊張，要求緩和局勢。但毛澤東從戰略整體的角度出發，認為局部緊張不一定有害，反而可能對戰略大局有利。以金門馬祖為例，毛澤東認為在金門馬祖製造的緊張局勢明顯對我們有利，這兩地作為一個絞索套住了美國，限制了它的戰略空間。在世界其他地方，緊張局勢也可能會引出我們想要的結果，比如緊張局勢推動了伊拉克革命。為何緊張局勢會產生有益效果？其中一個原因是，緊張局勢可以調動和平時期調動不起來的各方面力量，為我所用。比如在國內做政治動員有利於更多人口得到教育和鍛鍊，使大家有一個共同奮鬥目標，這有利於民主黨派團結。

四是禁運的影響。當時，西方對華搞禁運、封鎖，禁止貿易往來，對我國造成很大困難。毛澤東對此報以樂觀態度，認為對禁運若應對得力，也有積極的一面。他以國民黨停發八路軍軍費舉例。1937年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每月應發四十萬法幣，1940年反共高潮到來，國民黨停發軍費。八路軍的對策是自己想辦法搞生產，結果每月產出超過一億。毛澤東認為，1937年後八路軍對國民黨的軍費形成了依賴，原本就應該想辦法解決。所以現在應該感謝何應欽，是他的禁運讓八路軍經濟上取得獨立，進而對以後黨的發展壯大發揮了重大作用。現在杜勒斯對中國搞禁運，我們可以以同樣的思路來應對。

五是要準備反對侵略戰爭，也就是準備反制。儘管總體判斷樂觀，但工作上還是要採取謹慎態度。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世界上的事情還要搞一個保險係數”。為應對壟斷資產階級可能會採取的戰爭冒險政策，要居安思危、積極備戰，總的思路就是既要反對打仗，也要不怕打仗。結合當時的戰爭條件，毛澤東在講話中就人民備戰作了部署。

這篇講話到今天已經整整60年了，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已經全然不同，對外戰略的任務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觀察問題的基本方法往往具有普遍性、經得起反覆檢驗。今天我們面臨的許多挑戰在性質上同60年前仍有相似性，可以以這些基本方法為參考。特別是不能只看問題的一個方面，要把問題作為一個整體，辯證、全面地看待各種挑戰，並從中尋找解決之道，內外統籌、通盤觀察、通盤考慮。

毛澤東：既讀好書又讀“無字之書”

梁慧敏

毛澤東一生酷愛讀書，其讀書治學也經歷了漫長歲月的不斷髮展，最終形成了一條獨特的治學之道。

求學要明方向

俗語曰：“有志者事竟成。”凡心懷大志且做事認真的人，往往能夠達成目的。讀書也是一樣，讀書求學不能“漫無目的”，要明白自己“為什麼讀書”，“如何讀書”，並踏實肯學才能求得真理。毛澤東年輕時就有著為國為民的博大情懷。在東山高小學堂讀書時，毛澤東就十分關心國家大事，尤其注意讀報，在讀了梁啟超的《新民叢報》之後很受啟發與鼓舞，在報上寫了很多自己的見解與批註，多是表達自己的愛國之情與對當時時政的一些觀點。這些觀點反映了青年毛澤東當時受梁啟超等人的影響，認為只有改變封建專制，國家才能富強。在第一師範讀書期間，毛澤東主張青年人應該多關心國家大事，主張學習的目的應該與國家前途命運結合起來。他說：“現在時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他學習的目的與當時社會上一些青年學生謀求個人地位名利的目的是不同的，是為救國救民“儲備知識”。毛澤東認為，只有為救國而立志求真理才是“真志”。“求學救國”是青年毛澤東求學時代的主題，在他整個求學道路上起著重要的支配作用，規定著其求學的方方面面，“明志求學”使其受益一生。

不動筆墨不讀書

青年時期，毛澤東就養成了讀書必做筆記的好習慣。在青年求學時期，毛澤東閱讀了大量經典之作，光讀書筆記就裝滿了好幾籃，尤其是《倫理學原理》一書，這是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讀的一本書，全書共12萬字，光批註就約達12000字。其中標註十分精細，包括很多自己的見解與點評。毛澤東的讀書筆記一般分為三類，一類是課堂隨記，一類是文章摘錄，還有就是課後自學的筆記。讀書筆記做得尤為精細，包括了自己的見解，例如“此語不詳”“此說終覺不完滿”“此節不當”等。有的批註長達800字，還有一些標記著“一讀”“二讀”的字樣，這都充分表明毛澤東讀書治學的嚴謹態度。他博覽群書、深思鑽研，從而能兼容幷蓄、採眾家之長，這對其以後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毛澤東從青年時期養成的讀書做筆記的好習慣一直堅持了幾十年，在現存的其閱讀的大量書籍中，我們還能看到毛澤東讀書時留下的斑斑筆跡。

讀好書，善思考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毛澤東一生酷愛讀書，他提倡多讀書、讀好書，但是不提倡讀“死書”，認為看書、學知識不要唯書、唯上，要注重自己的獨立思考，切忌“人云亦云”。毛澤東曾說：“古人的話，老師的話和一些名流學者的話，不一定都對。所以我們看書、讀報、聽講演，都要開動腦筋多想一想。”在第一師範讀書期間，毛澤東總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對的就接受，不對的就批判吸收。他對自己閱讀的書籍常常愛作一些批註，把一些覺得好的與不好的觀點都做自己的見解。有同學問他，為什麼對同一個人的文章有的讚賞，而有的卻批判呢？他說，一個人講話不一定全對，也不一定全不對，我們不能一味迷信也不能全盤否定。讀書求學期間，毛澤東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後來又接受了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洗禮，他的思想認識也逐漸走向成熟。毛澤東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指導並解救中國。

讀“無字之書”，重調查研究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是自古以來學者們所向往的遊歷生活，青年毛澤東亦是如此。毛澤東是一個對中國社會現實瞭解得較為透徹的人，這源於他在青年時期就養成的讀書思考與社會現實相結合的思維方式。早年在第一師範讀書期間，毛澤東不僅刻苦鑽研書本知識，而且經常親自深入廣大農村和工廠進行調查研究，與工人、農民“打成一片”。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個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能夠看得出來，當時的毛澤東認為要改造中國，必須要先了解中國，就不可不讀“無字之書”。但是受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想要遍訪華夏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毛澤東就聯合其朋友利用課餘時間一起去附近的省城作短期的調查。毛澤東通過自己的實地考察寫下了很多筆記，並把這些筆記整理成通訊，登載在湖南《通俗日報》上，讓更多關心中國實際想要改變舊社會現狀的人真實瞭解到中國廣大底層人民生活的艱辛與苦難。他還遍訪當地的工廠。第一師範附近有造幣廠、電燈公司等工廠，這裡聚集著很多小販、工人等其他社會勞動者。毛澤東利用課餘時間深入其中，與他們交談，調查工人的思想與生活狀況，並辦起工人夜校，教工人們讀書寫字，傳授思想，喚起工人的思想覺悟，組織工人起來進行反抗壓迫的鬥爭。早期的調查活動對青年毛澤東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重調查研究讀“無字之書”這樣的治學之道為他以後領導中國革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毛澤東與調查研究

楊明偉

毛澤東一生對調查研究極其重視，認為“調查研究極為重要”，並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著名論斷，如：“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沒有調查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具體政策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後，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等等。可以說，我們黨的調查研究傳統和作風，是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毛澤東本人就是調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極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設工作中，親自做過或組織過無數次深入細緻的調查。我們僅僅從下面幾次集中調查中，便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如何做調查研究的。

戰爭年代，作了大量的調查並親自撰寫調查報告，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等著名論斷，把調查作為“決定政策的基礎”。

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在農村專門做過十幾個系統的調查。對在嚴酷革命戰爭環境下所做過的調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調查報告，毛澤東有著極為深刻的記憶。但由於條件和環境惡劣，一些調查報告損失了，毛澤東痛心地說：“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除了已經痛失的“永久也不會忘記”的調查報告以外，毛澤東還留下了一些有重要價值的調查報告。從這些調查活動和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凡作調查，目的都非常明確，針對性也很強。調查期間都是親自做記錄，結束後又親手撰寫調查報告。

毛澤東早期留下的大量詳盡的調查筆錄和他自己整理的調查報告，是我們黨的一筆巨大的財富。這些調查報告，長的達幾萬字，短的不足2000字。他寫的《尋烏調查》，就有8萬多字。也就是在作尋烏調查期間，毛澤東於1930年5月從理論上總結了調查研究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寫下了《調查工作》一文，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理論觀點，其中最著名的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在它的先頭”等論斷。他還特別強調了“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等馬克思主義觀點，指明瞭只有調查研究才能產生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道理，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途徑。1931年4月，他又在起草一份關於調查工作的通知時提出兩個響亮的口號：“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這一時期，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以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為精髓的毛澤東思想也開始有了雛形和基礎，中國共產黨人調查研究的理論和實踐也開闢出正確途徑。

到了延安時期，正是伴隨著調查研究和解決問題的步伐，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為了引導全黨搞好調查研究，毛澤東花了幾年工夫，盡其所有收集了自己以往有關農村調查的一些報告，編印了《農村調查》一書，其目的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到1941年春天這本書即將付印的時候，他在序言中特別強調：“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是幼稚可笑的”。並告誡黨內，如果我們的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瞭解下情，卻在那裡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這年8月1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明確提出“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不久，毛澤東又進一步以戰略家的高瞻遠矚，發人深省地對黨的高級幹部們說：“不調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國亡黨亡頭”。

在整個革命戰爭期間，由於毛澤東大力推動全黨搞調查研究等一系列活動，使黨的整個作風得到了根本好轉，我們黨也才能真正擔負起民族獨立解放的歷史重任。

20世紀50年代開展“十大關係”調查，開始全面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提出調研材料不要“枯燥無味、千篇一律”，要“有骨有肉，生動活潑”。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從局部執政走向全國執政，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局面和更為複雜的世界，黨內大多數同志情況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夠的危機加大。如何適應新形勢、解決新問題？就在新中國成立的當月，針對當時的綏遠省有關幹部在開展工作和搞生產建設過程中出現不瞭解情況、不懂業務和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等問題，毛澤東說：“我們有許多同志，對新情況、新事物不作調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貨就不識貨，這怎麼能辦好事情呢？”他明確提出，我們的幹部要“注意研究情況”“懂得新的工作方法”。並進一步提醒黨內幹部說：現在共產黨成了全國性的大黨，我們有責任搞好各個方面的工作，否則會引起不滿，會被人罵，甚至會被推翻。

在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如何使我們的幹部瞭解新情況、懂得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這是毛澤東思考得最多的問題之一。到了1956年，為了摸清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方面所發生的新變化和出現的新問題，併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八大作準備，毛澤東等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進行了一次比較全面、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活動歷時兩個多月，他先後聽了34個經濟部門的工作彙報。隨後，他又用了6天時間，聽取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彙報。為進一步瞭解各地方的工業、運輸、財貿等方面的情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還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從10個方面準備經濟工作的彙報材料，並提出：彙報材料中“應當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評，有議論，有主張。不要枯燥無味，千篇一律”；“內容好，寫得有骨有肉，生動活潑，不妨長一點，否則宜短，幾千字也可以”。就是在這次集中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先後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闡述了兩個多月來中央進行調查研究的一些認識成果。毛澤東後來在談到《論十大關係》中的重要思想是怎麼形成的時，曾這樣說過：“那個十大關係怎麼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34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步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係怎麼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這次調查，也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對經濟工作進行的一次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系統調查，成為我們黨全面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開端。

20世紀60年代多次倡導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求領導幹部“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

自開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後，高指標和“共產風”盛行，主觀上的工作失誤和客觀上的嚴重自然災害，導致進入60年代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在嚴峻的形勢面前，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很快就意識到，“不明瞭情況是很危險的”，原來的許多認識並不符合客觀實際。當務之急是正確認識客觀實際並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怎樣才能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呢？毛澤東認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領導幹部下去搞調查研究。他說：“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

為此，他三次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第一次是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黨發出號召說：“請同志們回去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第二次是在隨後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希望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第三次是1961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一些幹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調查研究了。”他還強調，“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書面報告也可以看，但是這跟自己親身的調查是不相同的”。

在三次提倡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期間，毛澤東特別強調：“現在我們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沒有具體措施也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幹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領導同志帶頭深入基層搞調查，留下了許多調查研究的精彩篇章，這對於摸清經濟社會各方面實情，作出實事求是的正確調整，克服嚴重困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毛澤東發起的這次全黨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活動，對轉變黨的作風、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有直接的推動作用；也為我們黨認識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作出科學決策、提高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留下了寶貴的經驗。

（作者系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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