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日，劍橋大學中國管理研究中心首屆年會暨華營2018年中大課上，劍橋中國管理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田濤發表了以“改革開放40年中國企業家精神的流變”為主題的演講。
以下是根據田濤老師的演講內容整理而成。
作 者：田濤
圖 片：網絡
來 源：華營管理私塾
一個觀念與一個階層的崛起
40年前的1978，中國國家史上前所未有的誕生了一個觀念，這就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自此發端，依賴十億國民的意志力量和國家力量，過往40年，中國形成了人類商業史上最波瀾壯闊的一次經濟大潮，而大潮漩渦的中流砥柱者則是企業家階層。
觀念與時代共跳芭蕾舞，共同發育了中國有史以來從規模到結構、從風範到勇氣都罕有的企業家群體，而遍佈於中國大地角角落落的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和商人們，在為共和國創造財富、奠基實力的同時，也沉澱出了色彩雜陳、品相多樣的精神質地。下面我從三個時間斷面和三個層面對40年來中國企業家精神做一個粗略的描述——
實業英雄群體（1978—）：代表人物包括魯冠球、張瑞敏、柳傳志、任正非等人，他們背後站立的是一大群知名的、無名的製造業實業界的企業家們。
這裡要特別提到魯冠球——中國製造業一位豐碑式的英雄，他是在1969年那個動盪年代集資創辦了萬向集團的前身—一家拖拉機廠，50年後的今天，萬向集團在汽車零部件製造領域位居世界第一。
這是一代老派風格的企業家，也是在強烈的飢餓感驅使下的冒險家。他們最先捕捉到時代縫隙中的一道閃電，然後就聚集起全部的熱情與身家性命賭上去，在體制的漸次裂變中迂迴前進，風大了躲起來風過了爬起來，有太多的人栽倒在山腳下半山腰，能夠活了四十年三十年的企業和企業家無不充滿滄桑與傳奇。苦難的土壤，開出了燦爛的花朵。
強烈的使命感。他們的起點是卑微的，但不少人卻懷有宏大的國家抱負乃至於人類使命意識，似乎要發揮盡這個古老而遼闊土地上的一切潛力，才對得起時代賦予的機遇。
有人問我，為什麼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企業家們普遍擁有狂熱的理想主義色彩？我給出的答案是，這也許和他們青少年時代所共同接受的傳統理想教育有很大關係。
強大的自信心。 他們中的不少人是那種“螞蟻雄心”式的異類小人物，相信這個世界上沒有不可戰勝的對手。柳傳志30多年前的野心是超越IBM，任正非在“四大皆空”（無資本、無技術、無人才、無背景）的起步期喊出的夢想是“20年後，三分天下有其一”……
源自本能的不安全感。他們是舊堡壘的穿越者，同時也深知“第一個吃螃蟹”的代價與風險。他們中的一些人給自己設定的命運軌跡是：永遠向前，向前，只有不斷朝前拱跑，才能不斷擺脫不安全感帶來的陰影，以達成“在不朽的事業中尋求庇護”。
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代傳統型的中國企業家，他們大多從製造業起步。
“92派”企業家群體（1992—）：1978是一個歷史性年份，1992同樣具有標誌性。如果說1978的“三中全會”是一次偉大的“思想和體制破冰”，1992的“鄧南巡”帶來的則是改革開放從理論到實踐的全面啟動，“大眾從商，萬眾下海”成為當時中國社會一道濃重的風景，而這中間的一批人則被媒體稱之為“92派企業家”。
代表性的“92派企業家”大多是前官員或前學者，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行政能力的歷練，洞悉歷史潮動，同時充滿變革的熱忱與勇氣，更重要的是內心深處的燥動、不安分使他們決心“換一種活法”——於是他們“下海”了，揺身一變成為創業者、商人、套利者、企業家。
“92派”最重要的貢獻是把現代企業治理的一整套理念與制度體系帶給了中國企業界。如果說之前的中國企業還停留在“情與義”、“忠誠與背叛”的江湖階段的話，“92派”從創立之初就普遍重視“產權清晰”、“股份制”、“契約精神”等現代理念，並刻意在自身企業中進行制度探索與實踐。
他們是傳統與現代的分水嶺，是充滿理性精神和征服精神的一代“大亨”，他們中的代表性人物許多是地產商、金融家或資源類型的企業家——不是他們選擇了做什麼，而是歷史在恰當的時期給他們呈現出了恰當的機遇，因此，他們成為了地產商、金融家……同時，中國富豪榜的第一批明星也大多誕生於92年之後創業的企業家群體中。
“92派”們大多很在乎自己在牌桌上的位置，但與互聯網人物不同的是，他們常常以理性掩蓋深刻的激情，他們中的一些人既渴望爬上虎背，又憂懼騎虎難下，他們深知自己生活在一個並非無所不能的時代和並非無所不能的社會，當然他們更深知自己並非無所不能的英雄，所以他們普遍低調而剋制，並時而表現出某種不動聲色的傲慢與優越。
“92派”是中國有商業史以來最具現代性的企業家群體，也是一個色彩混搭、不易評價的群體。
互聯網企業家（1998—）：與美國的谷歌、亞馬遜、雅虎幾乎同步，中國於上世紀末誕生了騰訊、阿里巴巴和百度及一大批互聯網企業與互聯網人物，並且以20年左右的時間創造出了世界級的奇蹟。他們是英雄，也是梟雄。
他們是真正的商業革命者。無論從理念層面、體制層面還是商業模式層面，他們對中國傳統的經濟與文化形態都有著巨大的顛覆性，乃至於巨大的破壞性。
很長一段時期，他們簡直是在真空的地帶前進，自信滿滿且雄心勃勃，為爭取機會而猛烈碰撞，“你不改革我就革命”——以互聯網盪滌一切所謂傳統制造業、傳統金融業、傳統生意、傳統生活方式……“天降大任於斯群”，他們崇尚互聯網“萬能主義”。
互聯網企業家們的優點也是他們的缺點，他們是過往20年的一個大幻覺的鼓吹者，也是狂熱的踐行者。他們自信能在過去不存在規則的地方創造規則，或者推倒舊規則重建新概念、新理論和新公式，包括髮明新詞彙，諸如互聯網精神、互聯網思維、互聯網文化、互聯網……他們在很長時間並不知道自己走的太遠了，讓時代失去平衡的同時他們自己也失去了平衡。
他們的雄心或野心是被硅谷和華爾街撐大的，但在技術創新與市值導向的天平上，有太多的企業向後者大幅下墜，甚至一切奔著上市，奔著獨角獸，奔著市值——離“華爾街”更近了，離“硅谷”遠了。
另一個重要特徵是數據、數據、數據，數據為王；第三個特徵是“互聯網達爾文主義”。他們中的一些人信奉的是文明的弱肉強食法則，在一切能侵入的行業、領域跑馬圈地，並類同於阿米巴蟲的繁殖一變二、二變四……進而實現“大者恆大，強者恆強”的所謂“生態圈”。
互聯網已經深刻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交際方式、工作方式、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家們厥功至偉。
然而，遺憾的是，中國的互聯網企業與美國的互聯網企業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創新。我們的創新大多是跟隨式的，大多是“櫃檯式創新”，大多是在交易環節、流通環節、營銷環節的創新，而谷歌、亞馬遜、臉書則完全不同，在基礎研究、原創技術方面他們遠遠走在了世界領先的道路上。
企業家精神之我見：做本份的生意人
真正偉大的企業家無不呈現著深刻的悖論。
他們是理想主義者，夢想家，是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的信使，比如喬布斯、艾隆·馬斯克，比如任正非。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是超級實用主義者。
賺取更多字的財富，是任何一個企業家命定的職業屬性，這也從根源上決定了企業和企業家的生存法則：數的増減與好壞的背後是你明天還能不能活下去，因此，任正非說，活下去是華為的最低綱領，也是最高綱領。
但偉大與平庸的企業家的不同則在於：賺錢的目的是什麼。前者是為了一種理想，一種使命，財富則是撬動夢想的工具，後者發財就是為了發財。
積極的風險承擔者。他們天然地對風險懷有興趣，某種意義上正是對風險的擁抱與抵抗，才能讓他們真正展現出勇氣、洞察力、意志力，以及對團隊的感召力。但他們也是極端的趨利避害者——謹慎乃至於保守與他們對風險的偏好集於一身。
偏執的守拙者。不討巧，不取巧，“一條道走到黑”、走到光明處，也許就引領了世界。華為30年間堅守主航道，拒絕多元化，拒絕機會主義，30年後成為全球通信行業的顛覆者、領先者，而世界500強中的多數西方公司也大抵如是。
柔軟的同理心與最堅硬的孤獨者。偉大的企業家、甚至包括一個合格的企業家或管理者，他必須擁有一種特質：同理心。已所欲，人之所欲。
自己謀求財富與權力的擴張，追求聚光燈下的榮耀與輝煌，你的同僚、部屬、員工又何嘗不這樣？因此，財富不可獨享，權力不可壟斷，成就感應當共享，唯如此，才能有上下同欲、同心、同力之上的眾志成城。當然，同理心不僅體現在企業內部，還包括對客戶的同理心，對社區和大眾的“共感”。
與此同時，卓越的領導者又無不是孤獨者，堅硬的孤獨者。
以上是關於企業家精神的通識。但對於今天的中國社會來說，在這些通識之外，我們似乎更需要一種源自於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古典企業家精神：做一個本份的生意人。
一是發現發明的能力。優秀的企業家對任何社會來說都是最稀缺的品種，他們是資源的整合者，是“無中生有”的冒險家，敏於和善於從實驗室的科學發明中捕捉改變人類命運的技術潛質。
我們必須承認，美國那些曾經偉大的企業比如摩托羅拉、依然偉大的企業比如IBM和微軟、新崛起的偉大企業比如谷歌和亞馬遜，他們無不有過這樣的輝煌：把一個科學原理、一個實驗室的公式轉換為一種技術創新，進而把技術的顛覆性創新轉化為顛覆性的創新產品，然後受益於大眾。
美國的超級霸主地位正是奠基於幾百個這樣偉大的企業之上的。
在這些偉大企業的背後一定有一位或一群先知般的企業領袖，他們也許於科技一知半解，但他們對科學發明和技術的直覺力、尤其是冒險的魄力、資源的組織力卻是常人無法企及的。
二是推行大眾化的本能。把發明轉換成技術，把技術轉換為產品，再把產品推向消費者，我們大多數成功的企業都擁有第三類本能和能力，這當然是對的，但遺憾的是，我們相當多的企業通過自我積累、通過資本化，擁有鉅額的資本存量，但它卻不願意向上遊的基礎研究、原創技術進行投入，甚至許多企業的研發經費（包括應用技術的研發）遠低於營銷費用。
今天的中國經濟與中國社會到處瀰漫著“過度營銷”，包括企業家自身的過度營銷——他們的名聲就是他們財富、權力、影響力的來源，但同時也是他們隨時可能失去這一切的淵藪。這無疑有點諷刺乃至於悲劇的意味。
三是顛覆者與“盜火者”的雙面一體。處於追隨者地位時，他們是“掀桌子”的英雄，是技術、產品、商業模式的破壞性創新者；而當他們站在領先者、領導者地位時，他們依然有一種“捨我其誰”的普羅米修斯氣質：為人類做“盜火者”、探險家、引路者。
四是觀念的純粹性與職業的純粹性。企業家並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能以為創立了一家了不起的、準了不起的企業，就代表著一個企業家無師百通，有能力對大千世界諸般事物、諸種事件“指點江山”、揮斥方逎，更何況在今天這個技術日新月異變化、社會劇烈震盪的時代，企業家傾盡全部身心，專注於自身行業與自身企業，也不見得能夠應對眼下的挑戰與未來的衝擊。
企業家精神之暗瘡種種
我們應該崇尚和張揚古典的、傳統的企業家精神，竭力做“純粹的生意人”，與此同時，也必須對“企業家精神的暗瘡”保持警覺與警戒:
之一：雄心壯志與貪得無厭。
一流的企業家無不懷有強烈的企圖心，旺盛的慾望與旺盛的精力似乎是他們的天賦特性。然而，對一些人來說，奮鬥奮鬥奮鬥，擺脫了物質的飢渴，成為千萬富翁億萬富豪，甚至成了財富金字塔頂端那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稀有物群”之後，他們卻活的不快樂。
我們周圍有一批這樣的活的不開心的富人們，財富積攢的越多越不快樂——這幾年，不止一位幾位企業家向我露過這樣的苦惱。
雄心壯志當然是好的，但雄心壯志和貪得無厭往往是一牆之隔。
我在多個場合向一些企業家朋友推薦兩本書，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肯尼斯·霍博兄弟倆合著的《清教徒的禮物》，兩本著作講的是同一個哲理：財富創造的動機與企業家的價值追求。
財富不應成為禁錮企業家精神的“鐵籠”，相反則是“輕飄飄的斗篷，隨時可以將其甩掉”。卓越的企業家無不有一種“救世的氣質”。中國企業家普遍面臨的精神困惑也許正在這裡：賺錢的意義何在？財富是目的還是工具？
我們需要構建中華人文背景下的企業家信仰體系、使命體系與價值觀體系。
之二：一個病態的商業邏輯：先作惡，後洗白。
近年，一些懷有一夜暴富心態的創業者，在公開或私人場合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地鼓吹類似的觀點：野蠻生長，降維打擊，唯快至上，壟斷為王……
導致的結果是，什麼有害無害，假貨真貨，假數據真數據，假信息真信息，侵權與否安全與否……都不重要，都可以輕視以至無視。
一切都為業績的火箭式增長讓路，為市場的跑馬圈地讓路，為“一家獨大”的老大地位讓路，為威風八面的獨角獸讓路，為估值和市值讓路……
有學者私信於我：先作惡，後洗白，某某公司就是這麼走過來的。
不敢苟同。我們畢竟已經改革開放40年了，市場經濟和法治化建設也畢竟40年了，我們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早該吿別原始積累期的叢林法則了。
在一個喧譁、喧鬧的時代，企業家最需要的是自我懷疑和自我審視。極端點說，中國的企業家可以不讀管理書籍，但不能不讀中外歷史。讀史使人明達而知進退、知榮辱、知行止。越是握有權柄和擁有財富的人群越要有大歷史觀。
歷史有一條邏輯亙古未變：上升者必有頂點，上升快的，垮下來就更快。
之三：富不過一代、二代之興衰律
這些年研究組織興衰律、興亡律，從美第奇家族，到胡雪巖帝國，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批民營企業，大致都逃不出這樣的軌跡：初創時勤勞節儉，凊明克已；發展到中期，即所謂繁榮期、成熟期，開始奢華失度，奢靡無算；到了晚期，就是潰爛，剎不住車的從上到下的人性潰爛、文化潰爛、組織潰爛。
美第奇家族冒險與征服的基因不可謂不強壯，最終卻以最悲絕的下場落幕，滲入骨髓中的浮華、腐化與懈怠是大悲劇的根因。而絕大多數的東西方公司並沒有美第奇家族這樣的幸運和長壽，畢竟它活了300年。
我們的祖先們總結的很精闢：富不過三代。
富不過三代？如果我們剝離掉外部環境歷史治亂的週期律，看到的則是一個冰冷的組織自身、家族自身的興衰內因：曾經賴以崛起的基因衰變了——活力衰減了、孱弱了乃至於喪失了。
一位46歲的投資家一邊抽著雪茄，一邊問我：老師，我的財富已經夠幾輩子了，可不可以告訴我，我，我的兒女們繼續奮鬥的理由……
30年前穿草鞋的少年，夢想有朝一日穿皮鞋，穿上皮鞋後依然奮鬥不止，現在突然什麼都有了，豪宅豪車遊艇，雪茄紅酒高爾夫……
也有企業家朋友對我傾訴：創業前十多年，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甚至通宵達旦，現在最不想去的是辦公室，最喜歡的是茶道和香道，還有坐禪。
富不過三代？那是傳統農業時代中國名門望族的盛衰律。而在今天這個競爭高度透明和殘酷的信息時代，葆有二代的興盛恐怕都不易。而事實上，在第一代的身上，我們已經目睹了太多的速成與太多的速朽。
有學者認為，新教文明與儒家文化雖是完全不同的兩大思想體系，但二者有一個共通點：主張勞動是人的天職，崇尚勤奮；同時訓導人們要懂得節制、剋制。勤勞致富的另一面是節儉。
之四：“巨嬰心態”與機會主義
中國經濟一個顯著特徵是：政策驅動模式。
中國企業家中為數不少者也患上了一種“巨嬰心態”的政策依賴症。許多企業家都是半個“時政家”，幾十年在政府文件、領導人講話、政府報告、報紙社論的字裡行間期待或失望，亢奮或憂懼，在一波又一波的產業政策變化中捕捉機會、變換戰略、調整方向，也的確有相當一批企業總是能踏準政策潮變的節拍，抓住了諸如房地產、礦產、金融證券、重化工、新能源、大農業、互聯網+、文化藝術……等等機會，並獲得短期的暴起和急劇的規模擴張，但
這種政策驅動的非理性衝動在帶來非理性繁榮的同時，是諸多企業的“肥胖症”：大而不強，大而虛弱。令人嘆腕的是，一些第一代的製造領域的優秀企業，也在過往的20年左右，定力不夠，隨風起舞，四面出擊、八方佈局，偏離了主航道。而稍具規模的縣級以上企業大都涉足了房地產，更具規模的企業大多涉足了金融業，房地產與金融曾經在一些企業家眼中是最大的金礦，如今卻是兩大“風暴眼”。
“互聯網金融”如火如荼時，我給一位支付公司的創業家發短信：深色西服、深色皮鞋、領帶、戒指等代表著一種文明禁忌，距離財富、權力最近的人必須有更多的禁忌心，必須要更加知曉行與止的邊界。
金融從業者是黃金堆邊的“守護人”，但沒有一分銀子是他或她的，他們只是信託者，這就決定了金融的本質第一是風控，第二還是風控，第一是節制慾望，第二還是節制慾望，其次才是創新。但當大批的穿牛仔的冒險家、淘金者們闖入金融圈時，就離災難不遠了。
一位著名的科技製造企業的老闆，前幾年不無憂慮地對我說：我在北京一家酒店的咖啡廳喝咖啡，左邊一群人是搞P2P的，右邊的男孩女孩是搞投資的，後面的一夥是搞眾籌的……似乎滿大廳的人談的都是金融，而且大多是年輕人。
85後、90後這一代中國青年，這十年他們耳濡目染了太多一夜暴富的財富神話，走上社會後，他們中的一些人也成了躁進的機會主義者，都市街巷遍地而起的咖啡館到處都是青春燃燒的面孔，和焦灼興奮的“賭徒們”——幾年前最發燒的是P2P與眾籌，而今最新潮的是虛擬貨幣與區塊鏈……
“一次賭徒，一世賭徒”。然而，賭場不再有了，也不能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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