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金堂：被“捎帶”打死的老村長
“公審大會”召開的當天中午，記者來到大峪口村，想去幾戶受害者家中採訪，但看到的只是一個個大門緊鎖的宅院。最後，在胡文海三弟胡潤亮的指引下，記者來到被胡文海殺害的原村長冀金堂家。
“那些受害者家裡沒人，可能是他們害怕，躲出去了……我們也害怕，但我們沒地方可躲。”冀金堂的女兒冀志紅說。
冀志紅原在榆次城裡一個雙語幼兒園當英語老師。父親被胡文海殺害，母親被重傷後，冀志紅就辭了職，專門在家照顧母親。
冀金堂，53歲，原大峪口村村長，後為村辦煤礦會計，村民們對他的評價是“忠厚、老實”。據胡文海在法庭上供述，他殺冀的原因是“高家兄弟暗殺我的第二天，冀金堂在礦上說胡文海不是東西，劈死他活該”，為這，此前胡文海已經打過冀金堂一次。
但冀金堂否認他“散佈”過類似“壞話”，並當著胡文海的面，叫來說他“散佈壞話”的人對質，誰曾想胡文海仍然對他下了殺手。
冀金堂家在村口公路邊開了個小賣部，晚上他和老伴都睡在那裡。10月26日晚9時多，胡文海來到小賣部門外，打碎一塊窗玻璃，將獵槍伸進去，對準兩人開了槍。
“我本來不知道是誰開的槍，但胡文海打完臨走時，還說了一句：‘讓你們再活！’我聽出來聲音是他，怕抓不住他，孩子還會受害，就用自己的血，在牆上寫了一句：‘文海害人。’”身中兩槍竟然沒死的胡拉弟對記者說。
冀金堂的家很乾淨。午後的陽光暖暖地從玻璃窗照進來，灑得滿地都是。
“我媽說：不用問了，心煩。問也沒用，沒人給錢……”冀志紅將她母親難懂的方言“翻譯”給記者聽。重傷的胡拉弟住院37天，傷沒好就回家了。“沒錢，看不起。”家裡連看病帶辦喪事，已花費了2萬多元。如今她的肝上、脊柱上還有子彈，生活不能自理。醫生不敢為她取脊柱上的子彈，說取了就會下肢癱瘓。“已經活成個這了，無所謂了……說多了冒犯人家。”胡拉弟說。
冀志紅對她母親的話加以註解：“事已經出了，人已經亡了，傷的已經傷了，錢也已經花了……說什麼都沒用了。”
居家過日子的平民百姓，膽小怕事是常有的心態，因為我們承受不起犯錯誤的沉重代價—哪怕一個普普通通的錯誤，就可能招來終身的災難！因此我們沒法不謹小慎微，沒法不怯弱退讓。如果說作為前村長夫人的胡拉弟，曾經有過比大峪口其他村民稍多一點的自信和坦然，那麼，在那個有著圓月的晚上，當胡文海用獵槍擊斃她的丈夫，之後又抬槍將她轟倒之時，這砰然巨響也同時轟滅了她全部的自信和坦然，使胡拉弟迅速倒退到比一般村民更為徹底的瑟瑟發抖中。
無疑，一個大多數人都膽小怕事的群體，最容易被少數黑惡勢力所控制，任黑惡勢力恣意妄為，欺行霸市，魚肉鄉里。但誰也沒有理由來過分指責這些本分、怕事的人們—如果包括法律在內的社會制度不能為人們的生存提供應有保障，則膽小怕事幾乎是絕大多數人苟全性命的唯一選擇。
劉海生：“這個社會太不安全！”
劉海生站在村裡第3座煤礦的辦公室前迎接記者。他今年42歲，長得黑矮敦實，身穿黑色皮衣，頭上戴著一頂灰色休閒帽，一看就是見過些世面的人。
劉海生1987年～1996年在大峪口村煤礦當礦長，是“10·26”案發前，胡文海的主要告狀對象之一。胡文海狀告他與原村支書胡根生在1992～1993年貪汙500多萬，並與李利生等人共同指使高家兄弟將他“往死裡鬧”。
劉海生說，出事前，他跟胡文海甚至沒抬過槓，但也有一兩年沒說話。2000年的一天，他坐礦上的吉普車去榆次，上車後看見胡文海，還給他讓了一根菸，但胡文海沒接。
劉海生：“我跟胡文海原來處得相當不錯，後來知道他在告我，因為我沒貪汙，所以也不當回事……再說，就是他對我有意見，也不至於殺人吧？”
那天晚上，當胡文海以為自己幹掉了胡根生後，隨即就來殺劉海生，但劉海生不在家，只有租住他家的幾個河南民工在院子裡乘涼。於是，胡文海就騎走了劉海生的摩托車，在全村大開殺戒。
當胡又打死10人、打傷1人，雙手沾滿了鮮血後，再次來到劉海生家院牆外。由於這裡的宅院都是依山勢而建，因此，雖然劉海生家的院牆高達2米，胡文海站在高處，仍能清楚地看見院子裡的劉海生。此時，劉海生背對著胡文海，兩人相距12米。胡文海瞄準劉海生的背影，連開兩槍，打中了他的腰部、頭部。
劉海生不知道誰在打他。但當他聽見胡文海來到院門前，大叫開門時，他不顧一切，爬起來就跑。胡持槍進入院子，沒追上劉海生，進屋看見了劉病臥在床的父親。他問胡文海有什麼事？胡說：“睡你的覺，跟你沒關係。”轉身出去了。
後來，在法庭上，胡文海對劉海生說：“我要是濫殺無辜，你父親就活不了了。”住院期間，劉海生花費5000多元，體內70多顆子彈，取出了20多顆。劉海生說：起碼還要再做兩次手術，才能把體內的子彈清除完畢。
劉海生也認為胡文海殺人，“高家兄弟打他是主因”，他說：“高家老大(高彥蘇)腦子有問題，不然，借他8個膽也不敢打胡文海。”他斷然否認自己指使高家兄弟劈胡文海。
14條人命灰飛煙滅，自己也曾死裡逃生。劉海生對這起血案的評價是：“該死的就死了，不該死的還活著。”
劉海生推測，當天晚上，胡文海持槍押胡根生、李繼出來，本來是想嚇唬他們，並沒有殺人的準備。“他當時連交通工具也沒備好，作案後騎著自行車就跑了，一直跑到太原公路上，才截了輛出租車。”
那天晚上，當李繼聽見公路上有警車的警笛聲，頓時膽壯，跟胡文海說：“有種你朝我頭上打！”“吃軟不吃硬”的胡文海，頓然起了殺機！
一審法庭上，李繼的兒子質問胡文海：“你為什麼殺我父親，他們跟你有仇，我父親跟你沒仇！”
胡文海回答：“他是自找！我的殺人名單上根本沒他—如果我要計劃殺他，就把你們全家也都殺了，你還能站在這裡嗎？”
案發後，榆次區紀委成立了專案組，對胡根生、劉海生都進行過調查，查閱了1992、1993年村煤礦的賬。劉海生還不知道這次查賬結果，但他堅稱自己沒有什麼問題，因此很坦然。
此前，村裡的前兩個煤礦已出售給私人了，第3個煤礦也承包給了一個外村人，劉海生說自己現在是給人家打工。
記者問劉海生，此前大峪口曾否發生過類似的惡性案件？劉海生想了想說：去年，村裡有一個年輕人，“相好的”跟他分手了，他就抱著炸藥，去“相好的”家裡，把夫妻倆都炸死了，自己也當場斃命。因所有當事人都已身亡，所以此案就不了了之。
記者問他遭此巨大變故後，內心有哪些感受？“是不是更熱愛生活了？”
“屁！”劉海生說。“社會太不安全了！胡文海的槍是誰賣出去的？為什麼不早點收回來？……大峪口村很多人原來家裡都有槍，兩年前公安局統一收走了。我是村支委，我的槍比胡文海的好，是‘七連發’，才買了七八個月，一次沒用就繳了，白花1萬多塊。”劉海生咂舌可惜不已。
“出了事兒，政府沒給受害者一點兒補償，哪怕說句話也行呀……現在的社會，安全感簡直太差了！”劉海生說出了他的感慨。
劉海旺：“我冤枉，但也沒辦法……”
“劉海旺，你給我劈他！你不劈，我把你也幹了！”2001年10月26日夜，手持雙管獵槍的胡文海將李繼一槍打死後，隨即又把槍口對準了胡根生，但這一槍竟是啞彈！胡文海急忙拉開槍栓，將啞彈退出，重新裝填子彈，在這個時候，胡根生撲過去，抓住了他的槍管。
兩人進行了怎樣的搏鬥，現在已不可知(胡根生跟警察說自己“拼死奪槍”，胡文海的說法則是胡根生抓住槍管，跪地求饒)，兩人難捨難分之際，胡文海向一旁目瞪口呆的劉海旺發出一聲斷喝！
劈，還是不劈？手持消防斧的劉海旺猶豫不決。一審庭審中，審判員發問：“劉海旺，胡文海用獵槍把李繼打倒之後，緊接著又向胡根生開了一槍，結果是啞彈，沒有打響。在這個情況下，胡根生有這個條件、這個機會和胡文海爭奪槍，就是說他槍裡這個子彈沒有打響，不可能擊發了。在這種情況下，胡文海佔有什麼優勢？如果你用斧子去制止胡文海的話，我覺得你完全有可能控制這個局勢……”
姑且不論審判員話中本不該有的傾向性，只說這種假設的前提，是把劉海旺當成了見義勇為的英雄。可惜劉海旺不是英雄，他只是一個在家裡連雞都不敢殺，但卻想幫朋友調解的好心人，而當時的情況似乎也不允許劉海旺從容地做出理性抉擇—在親眼目睹了近在咫尺的活生生的李繼被胡文海突然一槍打死，接著又看到了兩“胡”殊死搏鬥的極度驚險場面，怯懦的劉海旺能否繼續保持心智清醒，實在是個問題。
震悚之下，他更可能是本能地做出了抉擇—在事後接受法律制裁和被胡文海當場打死這兩者之間，他本能地選擇了前者。
劉海旺舉起消防斧，張皇失措地向著胡根生的肩膀劈去。
“我爸一米七六的個頭，身材那麼魁梧，又拿著那麼大一個消防斧，真想殺胡根生的話，一下子就把他腦袋劈成兩半兒了，肯定不會只讓他肩部受傷。”劉海旺的女兒劉娟對記者說。
事後，胡根生咬定劉海旺劈了他兩斧子，分別劈在頭部和肩部，公訴人對劉海旺的起訴中沿用了這一指控，但劉海旺堅持說他只劈了胡文海一斧；劉的律師在胡根生就醫的晉中市第一人民醫院也找到了“胡根生頭部的傷口是槍傷”的證據，但這一證據未被法庭採納。
劉海旺被捕時頭髮還是黑的。兩個月後開庭時，已是白髮蒼蒼。42歲的劉海旺，看起來比47歲的胡文海還要蒼老。
2002年1月25日，劉海旺的末日。早8時，當審判員問被押出看守所的劉海旺還有什麼要說時，劉海旺木然回答：“沒有了。”當他走到大門口，太原電視二臺的女記者把話筒伸到他面前：“劉海旺，說幾句話吧。”劉海旺終於忍不住了：“我冤枉得厲害，因為我不知道他們要殺人。我反正是屬於一個好心人，從中調解，誰知道產生了悲劇……”
仔細推究起來，這場血案的起點還在於劉海旺，只是那時他一心想調解兩個朋友之間的恩怨，而最後這種血腥恐怖的結果，是他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劉海旺是榆次區北山煤礦工人，家有3個上學的子女，妻子沒有工作，還有親戚要照顧，因此經濟很是拮据。去年，劉海旺曾向胡文海借過1.2萬元。在借錢過程中，胡文海跟他談起自己的腦袋被人用鐵鍬劈過，現在還挺疼，他懷疑這事兒是胡根生指使的。劉海旺一聽胡根生，說我跟他挺熟的，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幫你們調解一下，怎麼樣？
胡文海同意了。劉海旺跟胡根生一講，胡根生也同意了。雙方約好了調解的時間、地點。10月26日晚上，胡根生租車來叫劉海旺，一起去了胡文海家。
劉海旺懵然不知：對這場“調解”，胡根生和胡文海雙方都有別樣的準備，雙方又都對他懷了戒心(胡文海在法庭供述：當天下午，他在果園裡對二弟胡青海說，擔心劉海旺被胡根生收買，因此讓他晚上過來一下；而一審過後，劉海旺的小女兒乘坐公交車進城時，無意中聽見同車的南迷溝煤礦兩名礦工對話。這兩人說，那天晚上，胡根生讓他們也去胡文海家。他們站在房頂上，還拿石頭砸過胡文海，沒砸著。不然的話，胡根生就不會被他們劈了。因劉海旺女兒沒記住這兩名礦工的相貌，律師無法進一步求證，所以未向法庭提交這一證據)。
胡根生一到胡文海家，就失去了自由。後來胡根生打電話叫來了售煤員李繼，李繼隨即也失去了自由。
胡文海：“我讓胡根生、李繼交待：第一，何時、何地、由何人指使高家兄弟往死裡鬧我？鬧我的原因是什麼？第二，他們貪汙了幾百萬，誰人名下分了多少？給我寫個材料，我作為護身符，我放上，他們就不敢殺我了。”
這樣的材料，胡根生和李繼是萬萬不會寫的，所以他們立即遭到一頓暴打。當胡家兄弟毆打李繼、胡根生時，劉海旺說他也曾攔阻過，但“攔不住”；他也曾勸李繼“不行你就給他瞎講點，先混過今天，咱們保住命再說呀”。但李繼不聽。
一個律師說劉海旺那天是“鬼催的”(意為被鬼所迷惑、催逼)：如果胡文海押李繼、胡根生出門時，胡青海未曾遞給他一把消防斧，他就不會成為“主犯”了；又如果胡文海一槍把胡根生幹掉，劉海旺也用不著違心地劈胡根生一斧了。“那麼多子彈，怎麼就偏偏那一顆是啞彈呢？”
然而，如果說此前劉海旺的行為都出於迫不得已，那麼此後他的一系列表現，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一個善良的法盲是怎樣一次次喪失了活命機會，而最終將自己送上刑場的。
“我不和你鬧了，我跑呀。”劉海旺跑出十來米後，胡文海叫住他，掏出1000多元錢塞到他手裡。劉海旺接過錢，繼續往前跑。路過一處蘋果園時，他發現手裡還抓著消防斧，趕忙扔下了。
接著，充滿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劉海旺往山底煤礦方向逃跑，裝死躲過一劫的胡根生爬起來後，也往山底煤礦跑，兩個人竟然在煤礦附近“狹路相逢”！
根據劉海旺的說法，兩人碰面後，劉把“血肉模糊”的胡根生攙扶到一塊石頭上，兩人小坐片刻，還有了如下一段對話：
劉海旺：“你看，咱們都是兄弟，我也是出於好意給你們辦事，你看這辦的是什麼事呀，可以說出了天大的亂子了！我還劈了你一下……”胡根生：“沒事兒，沒事兒……”
劉海旺以為胡根生已經原諒了他。但胡根生後來在公安機關供述說，當時，他怕劉海旺進一步加害他，所以才以“沒事兒”相敷衍；再後來，胡根生乾脆說自己手持一根鋼棍，逼退了還想害他的劉海旺。
因兩人對此事的說法相反，“形成一對一的證據體系”，因此法庭對劉海旺這一供詞不予採信。
胡根生去煤礦報案，劉海旺繼續往前跑，他跑到張村一個好朋友賈明亮家，向賈講了事情的大致經過，並提出要報警。兩人打車來到一個公用電話亭，撥打了110。
電話接通後，賈明亮拿起話筒報警，但留給警方的“報案者”姓名是“劉海旺”。兩人沒有講出劉海旺劈了胡根生這一事實，而只報稱“胡文海殺人了”。
劉海旺在賈明亮家裡窩藏了差不多一天時間。在這一天裡，賈明亮到大峪口村探聽消息，回來跟劉海旺說胡文海又殺了十幾個人，劉海旺驚得魂飛魄散，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我爸不懂法，可能他以為這是朋友之間的事兒，跑了就沒事了。”劉娟說。當晚10時許，劉海旺乘坐一輛出租車逃跑，不久即被抓獲。
在被捕前的24個小時內，劉海旺一次次地想抓住活命的機會，但卻一次次地落空，就像一個掉到水裡的人，屢屢抓住岸邊的水草，卻又屢屢重新滑落水中—他與胡根生“戲劇性”重逢後僅僅向其表達了歉意而沒有進一步救助；他雖打110報警卻並未投案自首；他在聽說胡文海又殺了十幾個人後，更不該驚惶出逃，以為這種事情也可以“一走了之”……
劉海旺上了押赴他去公處大會會場的卡車。他的兩個女兒哭著撲向車廂：“爸爸，你冤枉啊！”劉海旺頹然垂下了頭：“冤枉也沒辦法……”
“千萬不要違法”
在劉海旺被執行槍決的第二天中午，記者來到他家。劉海旺的家在晉中北山煤礦大門外，煤礦集體宿舍裡，共佔了兩個八九平方米的房間，一間做廚房，一間做臥室。劉海旺的女兒劉娟正一邊炒菜，一邊聽著收音機。
“剛才山西電臺廣播說：‘大峪口村村民胡文海、劉海旺手持雙管獵槍和劈斧，殺害了14名村民。’我爸是市民戶口，怎麼能把他說成是大峪口村村民呢？而且，就算我爸輔助殺人了，也不能說他跟胡文海一起去殺那麼多人呀。作為一個新聞報道，可以把一件事簡明扼要地說出來，但也要依據事實嘛—憑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告他！”劉娟把記者讓進客廳兼臥室，不滿地說。
很快，她又嘆口氣：“唉，我爸已經執行了，再告也沒什麼意義了……”劉海旺的家裡很凌亂，屋裡只擺放了兩張單人床，一張破舊的桌子，幾把椅子。劉娟的母親去火葬場看劉海旺的骨灰了，她弟弟(14歲)回家後，抱起一大碗麵條，坐下來呼嚕呼嚕地吃。
昨天晚上，劉娟看了本地電視臺對公處大會的報道，她對一名市領導以“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來形容胡文海和他爸爸的罪行也感到困惑。
“‘人民’這個概念的範圍很廣，應該不光包括那些受害者，我們這些犯人的家屬算不算‘人民’？我能理解受害者的家屬，他們情緒很不穩，恨不得把3個人都槍斃才好，但為什麼還有很多人說‘那些貪官死有餘辜’？還有，我不懂法，不知道‘民憤’算不算是法律依據？我爸又是怎麼犯的‘民憤’這一條‘法’？”兩個多小時的採訪中，劉娟多次提到自己“不懂法”，也多次表達了對這次審判的困惑。
“今天山西電臺廣播說我爸和胡文海都是主犯，當時律師辯的是‘協從犯’，法庭沒有采納，說我爸以調解為由，騙來的胡根生；還有律師辯的‘故意殺人未遂’也沒有采納。我不懂法，不知道什麼才算是‘故意殺人未遂’？殺一個人，沒有致死，是不是就算‘故意殺人未遂’？
“像我爸這樣被處以極刑的人，是不是就不準家屬見最後一面？他有什麼遺言，也不能告訴我們？前天下午，我和我媽、小姑去送衣服給我爸。我們詢問看守所的工作人員，明天是不是公審我爸？包括那個所長都說‘不知道’。我有一個朋友，當過兵，看守所副所長是他的老排長，我們讓他去問副所長，副所長說第二天就要公審，我爸就在第二輛車上。我媽很吃驚，說不可能吧，二審判決書都沒下來，怎麼會有我爸？我妹妹也說，不可能吧，我們不是已經上訴了嗎？……”公處大會結束後，劉海旺的妻子望著將上刑場的丈夫，癱倒在會場外，大聲喊冤，引來了許多圍觀者。
“如果他們能對我們這些家屬提出的疑點做出明確答覆的話，我們就不會在大街上喊冤了。”劉娟幾次中斷話語，泣不成聲。
“我們家要是有一個在省裡當大官的親戚，他願意插手干預這件事情，我爸就不會判死刑了……可惜沒有。”這是公民劉娟對這起涉及其父的法律事件得出的一個非法制性結論。
記者希望她能從這件事中受到些正面影響，走好以後的人生之路，劉娟表示同意。“我爸違法了總是不對，我上了那麼多年學，也應該懂得這個道理。我以後一定會告誡我的弟弟妹妹，以後不管有再大的事情發生，千萬不要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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