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為中心，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延安時期是黨密切聯繫群眾最好的時期之一。我們黨之所以完全徹底地成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的忠實代表，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實行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和群眾工作的領導方法。正因如此，黨才會有非常堅實的群眾基礎，即使同敵人在力量對比上處於明顯劣勢，依然能從人民群眾當中汲取無窮的力量，最終取得革命的勝利。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延安時期，我們黨對這一原理較之於以往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並在各項工作中進行了成功的實踐。
在對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的認識上，黨提出全民抗戰路線。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發表《論持久戰》，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強調“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依靠群眾、全民抗戰，廣泛開展各種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這既是對中國全面抗戰10個月實踐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更成為指導中國抗戰最終取得勝利的重要指南。
在黨的建設上，提出了把黨建設成為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目標任務，並在整風運動中提出諸如“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群眾的意見和經驗是黨制定政策的基礎”“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等。“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也成為我們黨密切聯繫群眾的理論根據。
在政權建設上，實行“三三制”原則，即代表工人階級和貧農的共產黨員、代表廣大小資產階級的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和代表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的中間分子各佔三分之一。這一原則，最大程度上團結了一切抗日群眾，從而築起了一道空前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經濟發展上，開展了軍民大生產運動，渡過了嚴重的困難時期。1943年10月，毛澤東在視察南泥灣時講道：“困難並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們沒有外援，假定將來有了外援，也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正是因為共產黨人從上到下都一致地與群眾同勞動、共甘苦，才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黨中央制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政治路線。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延安時期，我們黨把群眾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積極調研，切實關心群眾疾苦，真誠傾聽意見，不斷把分散的、不繫統的意見集中起來，形成指導全局工作的方針政策。
當時陝甘寧邊區某些工作人員出現了輕視群眾物質利益，甚至對群眾“竭澤而漁”的做法和思想。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報告中強調：“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看得見的物質福利”，隨即成為黨的群眾工作的一項根本任務。毛澤東說：“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並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就目前陝甘寧邊區的條件來說，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
在這一思想指引下，邊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實行精兵簡政政策，使經濟得以發展，民生得以改善，人民群眾發自內心地歌頌黨和黨的領袖，唱出了《東方紅》《繡金匾》等歌曲，送來了“人民救星”的牌匾。周恩來後來曾回憶說：“是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們。沒有延安就沒有新中國。”
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率先垂範，面向群眾，服務群眾，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光輝典範，並湧現出一大批像張思德那樣的楷模。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裡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也正是循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原則，我們黨所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都體現出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正如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紀念張思德的講話中提到的那樣：“與人民利益適合的東西，我們要堅持下去，與人民利益矛盾的東西，我們要努力改掉，這樣我們就能無敵於天下。”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1943年，毛澤東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首次明確提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他強調，這一方法並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無限循環的，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
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許多實際工作的完成，如徵收公糧、勞動競賽、互助合作、選舉投票、鄉村自治、夫妻識字等，都遵循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一些工作方法，由群眾首創，取得成效和經驗後，集中起來，經過研究，上升為一種政策，然後推廣實行，逐步完善。比如，在陝甘寧邊區開展的三次選舉中，所有符合選舉條件的人基本上參加了選舉，包括老人和婦女。由於許多人是不識字的農民，便用“投豆法”“燒香燃洞法”等行之有效的方式投票，使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得到真實表達。
黨的幹部，不論是中央首長，還是普通幹部，都十分注重深入群眾，對弱勢群體的聲音尤其關注。朱德曾說，在延安“只見公僕不見官”，這是對當時幹部的真實寫照。在延安街巷，時常可以看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與農民並肩而行，無拘無束地聊天談心。周恩來則到三五九旅家屬駐地，召開孩子媽媽座談會。朱德在“抗大”經常召集青年人席地而坐，與大家探討問題，關心他們的生活。革命者之間，毫無例外，都是情同手足、平等待人、互幫互助、教學相長的同志關係，沒有上下級的隔膜或能上不能下的風氣。陳嘉庚先生訪問延安，共產黨幹部公正、民主、廉潔、親民的作風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由衷感慨：“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堅持從嚴治黨
延安時期，我們黨堅持從嚴治黨，把反腐與黨紀教育結合起來，與群眾工作結合起來，與依法治理結合起來。從嚴治黨，也成為密切聯繫群眾的堅強保障。
1935年9月，剛剛落腳陝北的紅二十五軍與陝甘紅軍會師後，在對新兵進行紀律教育時，把中央蘇區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編為歌曲，廣為傳唱。講紀律，成為我們黨確保政治方向正確的關鍵因素。一批又一批黨員幹部在延安經過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以及黨的組織紀律教育，堅定了無產階級的立場，增強了為人民服務的主動性和自覺性，成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中堅力量。
邊區政府成立後，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對人民負責，向人民報告工作，發動群眾在選舉中檢查政府工作，重點是批評政府工作中存在的脫離群眾、包辦代替、貪汙腐敗、官僚主義等現象，使政府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民政府，並把群眾滿意與否作為調整政策的依據。1941年，陝甘寧邊區徵糧數量偏高，引起一些群眾不滿。在深入調查後，得知原因是公糧收繳負擔過重，黨中央和邊區政府進行了深刻反省，及時調整徵糧數量，將20萬擔公糧減為16萬擔，並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實行“精兵簡政”，減輕了群眾負擔，密切了黨群關係。
為保證紀律的堅決執行，一系列法律條規被制定出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和《懲治貪汙條例》明確規定，對於黨政公務人員中存在的貪汙腐化、假公濟私、蛻化變質、欺壓百姓等行為，要嚴厲懲處，量刑治罪，黨員有犯法者更要從重治罪。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依法嚴懲了黃克功、肖玉璧等違法亂紀、貪汙腐敗分子。僅1937年至1938年，陝甘寧邊區司法部門就嚴格審判了180起貪汙腐敗案件。與此同時，各級領導幹部以身作則，率先垂範，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各級政府也建成了“只見公僕不見官”的廉潔政府。
延安時期，黨與群眾魚水相依、水乳交融，成為戰勝敵人的根本法寶!正因為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我們黨才能從一個勝利走向又一個勝利。短短的13年，黨的力量由小到大，中國革命的力量也由弱到強。黨同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繫，是與各級領導幹部在實踐中真正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在實踐中體現親民、愛民、為民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有直接關係的。
美國記者斯諾曾寫道：“我在延安看到毛澤東住在簡陋的窯洞裡，穿的是打了補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和辣椒土豆絲；周恩來睡在土炕上；彭德懷穿的背心是用繳獲敵人的降落傘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線繩繫著斷了一隻腿的眼鏡……”不把自己當做特權階層，一心為民，延安時期的黨員幹部以自己的行動詮釋了“人民公僕”一詞的真正內涵。之所以出現“只見公僕不見官”的氣象，正是優秀的共產黨人讀懂了“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題中應有之義。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一個黨、一個組織，其面臨的最大危險就是脫離群眾，只有密切聯繫群眾，才能發揮自己最大的政治優勢。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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