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行日記》發佈之前,大眾印象裡的那個出生在猶太家庭的愛因斯坦專注科學研究,對社會現實知之甚少,沒經歷過社會動盪和種族清洗,之後他因納粹迫害,流亡到美國,便洗心革面,成了人權鬥士。
這種推測很有問題。
首先,兩面人的人格缺憾,不能因為愛因斯坦到美國後在公眾場合為美國黑人說話,就推斷他真的改變了。畢竟話說得再多還是沒有實際意義,不會反映他真實的內心世界。
再者,愛因斯坦絕非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他17歲時就以“和平主義”的理由放棄德國國籍前往瑞士上學,1910年代他重獲德國國籍後又協助創建了德國民主黨,還以德國人權代表的身份在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中協調法德矛盾。
最重要的是,愛因斯坦從一開始就知道種族主義的危害。因為希特勒上臺以前,歐洲就爆發過一連串的排猶運動,最著名的是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以及俄國西部地區持續不斷的暴力事件。在給印度總理尼赫魯的書信中,愛因斯坦這樣寫道,
“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很久,我就以猶太復國主義為己任了……猶太人數世紀以來一直被騷擾和迫害。”
愛因斯坦完全知道受人歧視是何種感受,但他還想盡各種辦法挖苦那些活得還沒猶太人好的民族。
當然,這種自身是受迫害者,卻又歧視他人的行為在種族性民族主義氾濫的西方相當常見。為創造一個想象共同體(民族)的光輝形象,樹立一種將民族神化的宗教信仰,最直截了當的辦法便是貶低他人,特別是那些比自己弱的人。通過杜撰和譏諷別人的“劣”來映射出自己的“優”。網上氾濫的皇漢神棍跟那些可悲又可惡的西方民族主義者的路數沒什麼區別。
而對於篤信本族人才是上帝選民的猶太人來說,被罵得狗血噴頭的同時還在嘲笑加害他人,完全有合“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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