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兩個例子，湖北大冶農民侯安傑，租地1.96萬畝，主種糧食，號稱湖北糧王，還有其他經濟作物，年淨掙400萬，京山農民劉若崢，租地1290畝，主種糧食，也有其他經濟作物，年淨掙100多萬元。能種兩季的都種兩季，提高複種指數。
兩人的畝均收益，似乎很不一致，這是為什麼？兩人都曾和我交往過一段時間，侯安傑始終不願透露他的收支賬，400萬元，是有關方面的一個就低的框算數，而劉若崢則給我提供了他的收入明細賬，算下來就是100多萬元。另外，候安傑的土地量大，要再轉租給他人種，他人只負責田間管理，候安傑負責機耕機插機收服務，他的收入，是扣除了轉租者收入後的收入，劉若崢也用機械化，僱工加自己種，開支相對少。總收入不如侯安傑，畝均收入就高一些了。
兩人的收入都不錯，原因在於種地多。最近的情況是，有媒體連續報道了江西一些地方爭著租田種的情況，導致租金猛漲，由100元、200元、300元乃至400元一畝，都有人租，到400元的租金，每畝一季還能掙個二百來元。無論是侯安傑、劉若崢，還是江西的租田戶，都是種田大戶。
如果說，農村想種地的人越來越少，為什麼這些人卻恨不得種得越多越好？
這是因為，當一個農民只種一畝田時，即使種兩季，也僅夠養活自己。一畝田，種水稻，畝產千斤每斤以一元算，是1000元。一般計算，一個農民一年的自用糧是800斤（除自食外，還要餵雞、鴨等），可出售200斤，收入是200元。種一畝田的成本，如種子、水費、化肥、農藥等的成本大體是400元，不夠，就還要加上一季越冬作物，如油菜，淨收入大體是三、四百元，再用這個錢去貼補水稻投入，最多還有點鹽巴醬油錢。所以，只有一畝地時，兩季的產出，僅能養命，要想再有其他支出，就沒錢了。這一畝田，只能算口糧田。如果再增加一畝田，農民就不需要再扣自用糧，全部用於出售，扣除幾百元的成本投入，淨收入就有了七八百元。再增加的田，可以稱為商品糧田，越多收入越好。這是一個粗賬，大體可讓人看出端倪。
在中國，按戶籍人口算，農村有9億多人，現在，公佈的農村耕地有18.2億畝，農村人均有兩畝地，看起來似乎可以，但中國的田土，大體有三分之二算中低產田土。剛才我們算的是好田好土的賬，而中低產田土，有投入，也達不到這樣的收益。另外，兩畝地，如果一個人種，純人工，一年田間的淨工作時間，也就二十來天。這就是農村富餘勞力多，都窩在農村，日子過得艱難的原因所在。
最近公佈的數據說，現在進城務工的農民有2.5億人，是不是農村就沒人種地了呢？總體上不是，據我在農村瞭解，現在一戶人家，種上10多畝地或20來畝地的人家比較普遍。比如一家人，如舉家進城，地就流轉出來了，或者兒子姑娘進城了，由父母親種，50歲左右，甚至60歲以上，種上個10畝地，根本沒問題。
另外，不要說平原，就是在山區，機械操作，也在大量使用，微耕機，微型插秧機、收割機，比人工的效率提高10倍左右，農忙時節，離家不遠的農民工，還會回家幹上幾天農活，普遍的缺勞力情況並不存在。
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地越少越沒人願種，多了才有人想種；越是沒人種田，就越是有人想種田。中國如果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轉移，農民只會永遠受窮。現在農民的轉移，還沒有完全到位。說起來，按常住人口算，城鄉人口各佔一半。實際上，由於轉移的農民要真正成為市民還很難，還只能叫半市民化。由於是半市民化，在鄉的農民，還要養老人、帶進城的兄弟姐妹、親戚朋友的小孩，實際上再想有更多的農民進城，已不太現實，處於膠著狀態。
城裡人總以為農民不會盤算，總喜歡用自己的想法去替代農民，其實對自己的事，沒有人比農民自己更清楚，農民家中，有幾個在家，有幾個外出，在現行政策下，什麼樣的做法，最有利於自己，農民會安排得比我們設想的好。現在，總算有這麼多農民出來掙收開眼界了，又驚呼農村沒人種田了，莫非想把農民逼回農村去不成。
問題中的說法，是一些人和一些媒體的說法，最近還有15名院士上書，說種地一年，不如外出打工一月，要防止農村無人種地的問題，以其身份的顯著性再次提出這個問題，尤為引人注目。如只停留在這個層面討論，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
假如，我們認可在鄉農戶，一戶種上15畝田左右已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這15畝地，按現在的耕種技術，一個勞力花上3個月的淨工作時間就夠了，15畝地的產出，一年淨收益有1萬多元，加上農村生活成本低，以在田間的淨工作時間算，收益不會低於進城務工的農民。在鄉農民的其他時間，還可以餵豬、做點小生意，這些賬，農民自己在家庭分工中，都是盤算好的。
中國農村仍然在發生變化，不少地方，有代耕代種合作社、有“土地銀行”，一些舉家外出的農民工家庭，把地存入土地銀行，由代耕代種合作社種，或者到農忙回不了家時，打個手機，請合作社代勞的事也不少。中國農村，人與土地資源，還會產生些什麼樣的組合方式，需要再觀察。現在確實有些地方土地撂荒了，這是調整中必然會發生的現象，不值得大驚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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