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每秒賣出兩萬瓶的“肥宅快樂水”，可口可樂一向以其高超的營銷能力著稱。白鬍子、紅棉襖的聖誕老人形象就是可口可樂公司確立並推廣開來的；從1928年開始，可口可樂就開始贊助奧運會，把品牌名稱和這項國際賽事捆綁在一起；甚至連明星代言，也是可口可樂率先提出的戰略。近些年，可口可樂把天然呆、喵星人、高富帥等網絡熱詞印在瓶身上，鼓勵消費者和朋友分享。
廣告當中用來標識品牌形象、培養用戶忠誠度的活力四射的足球明星、紅撲撲的聖誕老人等等，為可口可樂營造並維持了一種熱情親民、常伴左右的形象。而實際上，可口可樂公司售賣的只是水、糖和咖啡因的低價混合物，必須要獲得大量的原材料才能夠維持產品生產。早在20世紀中葉，可口可樂公司就已經成為了世界飲料業最大的糖類、成品咖啡因和鋁罐、塑料瓶的購買商，而它對水資源的消耗也堪稱世界企業之最。在《可口可樂帝國：一部資源掠奪史》當中，俄亥俄州立大學環境史助理教授巴託·J.埃爾莫爾提出，可口可樂正是憑藉著對自然資源的消耗獲取了鉅額的利潤。
隨著企業向全球的擴張，可口可樂的生態胃口越發難以得到滿足：它消耗了所在地區大量的生活用水，並鼓勵一些位於乾旱地區的瓶裝商不斷向地下挖掘，超負荷地索取所需的水資源；它的蔗糖和咖啡供應商高度依賴於當地的土壤肥力和水資源；而與此同時，可樂空瓶也已經在垃圾填埋場堆積如山……巴託·J.埃爾莫爾看到，可口可樂公司一直以來都在利用世界各地納稅人資助建造的廢棄物回收系統、公共水資源和接受政府補貼的種植園，讓當地政府的隱形付出為自己節省下大筆費用，卻逃避了應當承擔的責任。
如今，企業社會責任一詞風靡全球，可口可樂公司也向外界傳達著這樣的信息：可口可樂是為公眾服務的企業公民，而不是公共服務的消費者。但另一方面，它依然是十足的採掘工業，不僅將大自然的饋贈變成廉價消費品，以此創造大量利潤，而且還常常把採掘工序隱藏起來，將成本和風險轉嫁給供應商、加盟商和政府。它要求世界各地的人們交出寶貴的資源，聲稱能夠運用技術和商業頭腦，把資源變成世界真正需要的產品。可是，我們真的需要這樣的交易嗎？
水：將公共用水轉化為公司利潤
2014年，距離當地人開始抗議已經過去了十餘年，位於印度小村莊普拉齊馬達（Plachimada）的可口可樂瓶裝廠終於關閉了。2000年，在工廠建成6個月後，當地人就開始反映水質不再適宜飲用，水變成奶白色且開始變鹹。隨後便有村民感染了不知名的胃病和皮膚病；農民發現井水變少了，農作物產量也降低了。環保組織Corpwatch India發現，由於可口可樂公司過量汲取水資源，水中鈣鎂元素已經超標。為此，從2002年開始，當地社會人士成立了“抵制可口可樂委員會”，要求關閉當地的可口可樂瓶裝廠。
與普拉齊馬達的情況類似，20世紀初，在墨西哥小鎮查姆拉，可口可樂公司也受到了當地人的攻擊。他們稱，時任墨西哥總統的維森特·福克斯曾任可口可樂墨西哥分公司的高官，他簽發了“允許墨西哥中部的可口可樂瓶裝廠在含水層獲取數千加侖用水”的許可證，而且這些水完全是免費不限量的。可口可樂消耗了當地大量的水資源，卻沒有付出任何代價。在澳大利亞，可口可樂公司也在幾乎以免費的價格使用著當地的水資源，加快了地下水的枯竭。但是，在很多類似的與當地民眾的鬥爭當中，可口可樂公司取得勝利的次數遠遠要多於失敗的次數。
為什麼可口可樂的瓶裝廠要大量攫取水資源？從根本上說，製作可口可樂最主要的原料是水。在開始兜售第一批濃縮糖漿（注：可口可樂公司在創辦之初，主要是通過向瓶裝商銷售濃縮糖漿來賺取利潤，因此，僅僅是促成糖漿供應商和瓶裝商的生意，錢財就可以源源不斷地流入公司）的19世紀80年代開始，可口可樂公司就開始將各地政府水管中流淌的公共用水轉化為公司利潤了。政府不僅修建了自來水廠，而且還投入大量資金，建立配套設施來處理廢水。這並不僅僅包括每家每戶的水管，還包括了水庫、水壩、溝渠和過濾系統。截止1915年，美國城市公共用水系統的總價值超過了10億美元。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城市為供水付出的成本還會不斷上漲。不過與此同時，可口可樂只需要為其耗費的大量水資源支付少量的費用。各級政府知道，廉價的水費可以吸引企業，由於政府不惜赤字的代價也要確保自己的競爭優勢，可口可樂這樣的工業用水大戶便成為了真正的贏家。
到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地方政府負債累累，缺乏足夠的錢改善基本的供水設施。一種觀念開始在美國盛行起來：瓶裝水可以替代不夠好的公共供水系統。80年代，里根總統坐鎮的聯邦政府則致力於消除限制商業自由發展的政府管制措施，任由事態惡化。這為可口可樂“承擔新責任”提供了契機，他們認為可以抓住商機，替代政府提供產品和服務。當時的其它飲用水公司往往從泉水當中獲取水源，百事公司率先開始使用當地的自來水，經過淨化成為本公司出品的瓶裝水，這樣一來就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瓶裝設備和城市公共用水的低價格優勢了。
可口可樂公司決定效仿這種做法，充分使用公共用水，將其轉化為公司利潤。同時，為了確保瓶裝商對公司的依賴，可口可樂將一定量的礦物鹽增添到水中，礦物鹽就相當於瓶裝商必須購買的濃縮物。就這樣，可口可樂公司開始通過瓶裝水獲取驚人的利潤。據加拿大團體北極星研究所調查發現，2007年，可口可樂公司從佐治亞州瑪麗埃塔市獲得市政用水的價格是每加侖0.002美分，而每加侖瓶裝水的價格是4.35美元。也就是說，在這座城市裡，1加侖可口可樂瓶裝水的價格是市政用水的20萬倍。就這樣，可口可樂公司一邊把瓶裝水包裝為比自來水更加安全、純淨的飲用水，一邊利用政府公共用水帶來的便利，賺取大量利潤。
可口可樂並沒有滿足於國內市場的成功，在20世紀末，公司向聯邦政府尋求建設瓶裝廠的援助，認為自己還可以為世界各地數百萬缺水的人帶來新鮮純淨的飲用水。1990年，公司獲得了海外私人公司（美國按照1964年制定的對外援助法案成立的公司，其目的在於協助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私人投資）對其在巴巴多斯、牙買加、埃及、加納、尼日利亞等國家的瓶裝廠的貸款擔保。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相信，此舉可以促進美國以及所在國的就業、技術傳播和知識傳遞，促進本地的發展。可是，事實確實如此嗎？在海外私人投資公司關於尼日利亞的罐裝項目合同中，有一條批註稱，可口可樂公司在“基礎設施”方面的主要貢獻是“為所在國提供瓶裝飲用水”。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提供的4800萬美元資助大部分用於提高可口可樂銷量，僅有極少部分用於改善尼日利亞公共用水的基礎設施。雖然實際上，這些國家需要的不僅僅是瓶裝廠，而是對當地大型公共供水系統的投資。
今天，如果你來到普拉齊馬達這樣的小村莊，或許會因為當地的水質條件差而選擇瓶裝水或者可口可樂——顯然，如果你飲用自來水，可能會患病。但是你應當意識到，可口可樂並非拯救者，它的到來並非緩解、而是加劇了這些地區的水資源枯竭和汙染。
咖啡因和糖：破壞生態環境，拉大貧富差距
水不是可口可樂公司唯一大規模使用的自然資源。作為可口可樂配方中極為重要的成分，糖分和咖啡因的獲取也離不開大規模的資源和社會掠奪。
早在1960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紀錄片《可恥的豐收》當中，就揭露了可口可樂旗下美汁源柑橘種植園的罪惡：種植園裡的黑人不僅無法得到充足的水和食物，而且他們的工作時間非常長。過了十年，農場工人的條件依然沒有提高。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另一部紀錄片《移民者》帶領觀眾參觀了可口可樂農場的普通工人家庭——破舊的棚屋裡，設施簡陋而匱乏，而且沒有廁所。
為了平息眾怒，可口可樂公司承諾要提高工人們的工資待遇。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資帶來了經營成本的上升，意味著公司利益受到了損害。於是，可口可樂公司開始籤外訂合同，把種植的責任轉移給拉丁美洲的一些公司。
可口可樂的咖啡業務一直使用這樣的策略。可口可樂的配方需要公司大量購買咖啡因，其旗下的咖啡品牌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咖啡豆。將咖啡外包這一戰略的高明之處在於，美國人對美國本土發生的不公正十分關注，但如果可口可樂從世界各地的獨立生產商那裡購買原材料，人們就不會將生產中出現的問題和可口可樂公司直接掛鉤。
實際上，咖啡種植極具破壞性。由於喜陽而非喜陰的咖啡品種最受青睞，這就意味著，巴西農民不可能把咖啡種植在樹木茂盛、陽光稀少的樹林當中，他們用砍伐和燒燬的方法，使得八百多種樹木品種最終滅絕，也讓許多在其間生活的昆蟲、鳥類、爬行動物和哺乳動物遭到了滅頂之災。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清除一片森林所獲得的土地的肥力，在僅僅20年之內，就被頻繁密集的農作消耗殆盡。於是，種植者們不得不去開墾新的森林。為了滿足可口可樂公司的需求，巴西農民將許多優質、多樣化的生態地區轉變為了單一的咖啡種植園。另一方面，流向砍伐工人和咖啡採摘工人的利潤是極少的。在拉丁美洲的其它地區，生態模式也類似。到20世紀中葉，薩爾瓦多的富裕階層把國土的1/4都變成了咖啡種植園，維持農場運作的重擔則落在了窮人身上，造成了極大的貧富差距。
到上個世紀70年代，可口可樂公司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成品咖啡因購買者和美國第三大速溶咖啡生產商，對從熱帶地區獲得廉價、穩定的咖啡豆有著極度的依賴。可口可樂公司的原材料採購，持續地支持著這個嚴重依賴熱帶國家的社會和環境資源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之下，生產國最珍貴的資源消耗殆盡，而窮人在這一過程中變得更窮。不僅如此，非洲、東南亞很多國家在90年代也開始紛紛效仿這一做法。僅僅在1994年，越南的咖啡種植者就砍伐了30多萬英畝的原始森林。
與咖啡採購類似，可口可樂公司在海外使用蔗糖為飲料增加甜味的做法，也給熱帶生態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可口可樂公司及旗下的生產商使得生態多樣化的熱帶森林變成了單一甘蔗作物種植園。2007-2012年期間，巴西南馬託格羅索州地區的蔗糖產量增加了三倍，可口可樂公司的蔗糖供應商之一邦吉集團把種植區擴大到了當地瓜拉尼土著人居住的地區。瓜拉尼人指出，蔗糖種植中使用的農藥汙染了河道，秸稈焚燒則造成了大氣汙染。而在柬埔寨，可口可樂公司的一家蔗糖供應商被指控和當地企業聯手，為了侵佔69平方英里的甘蔗種植園驅逐了五百多戶家庭。
在美國本土，因為國家補貼之下的原材料玉米很便宜，可口可樂公司使用高果糖玉米糖漿代替蔗糖。在玉米需求的不斷增長之下，美國中部大平原各州脆弱的生態系統成為了無邊無際的單一玉米種植地，需要大量水、化肥和農藥來維持和提高產量。科學家已經指出，玉米種植地的化肥隨著雨水流入密西西比河，導致藻類蔓延，造成了沿岸近兩千平方英里的生態死區。而隨著灌溉面積的持續擴大，地下水的水位也在不斷下降。於此同時，雖然高果糖玉米糖漿降低了數千萬美元的可樂生產成本，可口可樂公司卻並未降低產品的價格，甚至還把可樂瓶變成了“超大量”：人們會為大瓶可樂多支付10美分，而增加分量只需要2-3美分的甜味劑。就這樣，受到國家補貼的農產品鼓勵人們朝著過度消費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不健康道路上越走越遠。
包裝：公民為包裝廢棄物掏腰包
可口可樂公司對資源的索取和對環境的破壞並不僅僅產生在獲取原材料的環節。實際上，他們還在源源不斷地生產大量汙染物——金屬罐和塑料瓶。這些瓶瓶罐罐堆積如山，讓填埋場迅速達到飽和，垃圾堆放點不斷地向低收入居民區靠近。
在產生一系列環境問題產生之前，可口可樂實際上是產品包裝回收的先驅。最初，可樂生產商們購買了大量的玻璃瓶，價格非常昂貴，因此希望消費者喝完瓶中飲料之後重新把瓶子還給經銷商。因此，在40年代，一個可口可樂玻璃瓶平均會經歷22次重複利用。不過，到了50年代，可口可樂開始使用金屬罐作為飲料容器，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金屬罐飲料的優勢顯而易見：運送每千件金屬罐裝飲料所耗費的汽油，還不到每千件可回收容器的一半；此外還可以節省回收和清潔的勞動力成本，甚至可以減少倉儲和機械成本。
在50年代，成千上萬的一次性瓶子和罐子散落在美國的各個角落，河畔、公園、河床，隨處都可以看到它們的影子。人們憎恨企業對大自然的濫用和破壞，開始呼籲釀酒公司、飲料公司和包裝行業處理這些垃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可口可樂公司及其軟飲界的競爭對手聯合金屬罐裝公司、包裝公司，創建了全美第一家反垃圾組織“美麗美國”。它的核心目標在於轉嫁外界對企業造成飲料容器垃圾問題的責難，因此，它向消費者傳達的理念是：“隨手丟棄廢棄瓶罐的行為，應該由公民個人，而不是企業來承擔責任。”“美麗美國”製作了數以百萬計的宣傳冊和電視廣告，勸告群眾承擔起保護環境的義務和責任。除了“美麗美國”之外，可口可樂公司還依賴在首都華盛頓的遊說團隊美國軟飲料協會來爭取各界支持。該協會在各處張貼了上千萬份的廣告，試圖告訴大家：“是人，而不是容器本身”需要為日益嚴重的垃圾問題負責。
可口可樂公司、美國軟飲料協會和“美麗美國”組織在六七十年代的公共宣傳活動，確實幫助企業將公眾的視線從自身轉移開去，卻並沒有解決日益嚴重的垃圾問題。一些州開始頒佈強制性汙染稅徵收法令，美國國會也開始考慮針對一次性容器制定全國性的法律，眾議院提議禁止在美國銷售一次性飲料容器。軟飲包裝行業的代表則辯解稱，如果只生產可回收玻璃瓶的話，“成千上萬的工廠員工將面臨失業。”在地方層面，這種說辭也十分有效。一談到可能讓多少個家庭失業的問題，議員們就無言以對了。
軟飲料業、包裝業和釀酒業採取了先發制人的方式，告訴大家，回收是替代強制性保證金的有效措施，因為保證金最終還是會轉嫁到消費者的頭上，增加消費者稅負，而回收還可以保存就業機會。在70年代，各企業設立了多個回收中心，開始通過大量的廣告宣傳它們在回收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貢獻。可口可樂公司在廣告中聲稱：“我們的政府不需要再為設立回收中心而煩心了！”實際上，回收系統需要耗費大量的財力物力，導致入不敷出，公司一方面進行大量宣傳，自詡為回收項目的功臣，強調公司對環境的貢獻，但另一方面，它們支持清理行動的熱情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消退。據《華盛頓郵報》統計，這一時期湧現的三千多個回收中心由於無法收回成本而紛紛倒閉，到70年代末已所剩無幾。在免於繳納強制保證金之後，飲料商們又開始將責任轉嫁：它們提出，回收工作的正常運轉需要依靠聯邦政府的資助。它們的提議再次成功了：197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資源保護與回收法案》，增加了聯邦政府的支持力度。這讓納稅人承擔起了更多的責任，而可口可樂公司等企業得到了解救。
如今，沒有人能夠知道路邊的回收系統到底耗費了多少公共資金。可口可樂公司等私有企業總是動用它們出色的遊說能力，把原本屬於企業的廢棄物處理責任轉嫁給公共部門。就這樣，到最後，消費者和納稅人承擔了大部分責任，補貼了飲料企業的包裝物回收系統，使得可口可樂這樣的公司無需為包裝廢棄物的泛濫承擔任何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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