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時期讀得最早的也是蒲松齡的小說。
我大哥考上大學後，留給我很多書。其中一冊中學語文課本里，有一篇蒲松齡的小說《席方平》。儘管我當時讀這種文言小說很吃力，但反覆地看，意思也大概明白。這篇小說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2006年，我出版了長篇小說《生死疲勞》。這本書出來以後，有人說我是學習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山東大學馬瑞芳教授看完後對我說：“莫言，你是借這本小說向蒲老致敬”。
《生死疲勞》一開始就寫一個被冤殺的人，在地獄裡遭受了各種酷刑後不屈服，在閻羅殿上，與閻王爺據理力爭。此人生前修橋補路，樂善好施，但卻遭到了土炮轟頂的悲慘下場。閻王爺當然不理睬他的申辯，強行送他脫胎轉生，他先是被變成了一頭驢，在人間生活了十幾年後，又輪迴成了一頭牛，後來變成一頭豬，一條狗，一隻猴子，50年後，重新轉生為一個大腦袋的嬰兒。這個故事的框架就是從蒲松齡的《席方平》中學來的，我用這種方式向文學前輩致敬。
我小學五年級輟學參加農業生產，讀完了村子裡能借到的所有小說，童年時期的閱讀，對我後來的創作非常有用，但可惜那個時候能借到的書太少了。每個村莊裡都有一些特別健談的人，像我的爺爺奶奶，他們講述的故事，後來都成為了我的寫作素材。所以有人說，幾乎每個作家，都有一個非常會講故事的祖父或祖母。民間口頭傳說，是文學的源頭。我小時候聽到的很多故事都是講妖魔鬼怪的，當我後來閱讀了《聊齋志異》後，我發現書中的很多故事，我少年時曾經聽老人們講述過。這些故事到底是在《聊齋志異》之前還是之後呢？
我想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鄉村的知識分子閱讀《聊齋志異》，然後把文言轉化為口頭語將故事流傳下來，另一種是蒲先生把很多民間傳說加工後寫進了《聊齋志異》。
好作品緣自作家不徹底的狀態
要理解蒲松齡的創作，首先要了解蒲松齡的身世。他的作品，一方面是在寫人生，寫社會，同時也是在寫他自己。蒲松齡博聞強記，學問通達，說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絕不是誇張。他的科舉之路剛開始非常舒暢，縣、府、道考試，連奪三個第一，高中秀才，但接下來就很不順利了。那麼大的學問，那麼好的文章，就是考不中個舉人。原因有考官的昏庸，也有他自己的運氣。他懷才不遇，科場失意，滿腹牢騷無處發洩，正因為這樣，所以他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正因為這樣，才使他與下層百姓有了更多的聯繫。他的痛苦、他的夢想、他的牢騷、他的抱負，都從字裡行間流露出來。
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徹底的。我們在讀前人的作品時，往往能看到歷史的侷限性，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人的侷限性。對前人的侷限性，我們大都持一種寬容的態度，但這種寬容裡邊似乎還包含著一種惋惜。我們潛意識裡想：如果沒有這種侷限性，他們會寫出更好的作品。但現在我想，
我們這種對人的侷限的否定態度，對於文學來說，也許並不一定正確。我的意思是說：一個沒有侷限的人，也許不該從事文學；作者的侷限，也許是文學的幸事。從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對科舉制度的批判與嘲諷，另一方面也可以讀出他對自己一生科場失意的感慨和婉惜，當然也可以讀出他對金榜題名的嚮往。在蒲松齡筆下的很多故事裡，主人公的結局都是科場得意。由此看來，他對科舉制度還是有著很深的眷戀。
我曾經寫過一首打油詩，其中有兩句：“一部聊齋傳千古，十萬進士化塵埃”。如果蒲松齡金榜題名，蟾宮折桂，肯定也就沒有《聊齋志異》了。從歷史角度看，蒲松齡一生科場不得意其實是上天成就他。在淄博歷史上，考中進士的人有數百個吧？但都沒法跟蒲松齡相比。時至今日，蒲松齡不僅是淄博的驕傲，是山東的驕傲，也是中國的驕傲，人類的驕傲。幾百年前，有這麼一個人寫出了這樣一部光輝的蓍作，他用他的想像力給我們在人世之外構造了一個美輪美奐的世界，他用他的小說把人類和大自然建立了聯繫。
《聊齋志異》也是一部提倡環保的作品，他提倡愛護生物。在幾百年前，他用他的方式，讓人認識到人類不要妄自尊大，在大自然中，人跟動物是平等的事實。小說裡很多狐狸變的美女不但相貌超過人類，連智慧也超過人類；《聊齋志異》也是一部提倡婦女解放的作品，那時婦女地位很低，在家庭中，女人就是生孩子機器和勞作的奴隸，但蒲松齡在小說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我寫的《紅高粱》一書中，“我奶奶”這個形象的塑造其實就是因為看了《聊齋志異》才有了靈感。
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出，蒲先生對待婦女的態度也是一種不徹底的態度。一方面他寫了很多自由解放的女性，對其充滿了欣賞和讚美，但同時也擺脫不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禮教對他的限制。這種不徹底是時代的侷限。作家的不徹底性為小說提供立體的層面，好的作品正是因為作家不徹底的的狀態，才具有了多義性和對人的深層次理解。當今社會，沒有理由苛求作傢俱有某種鮮明的道德價值觀念，當然也沒有理由要求作家成為白璧無瑕的完人。作家當然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但無論多麼嚴格的自律，也不可能白璧無瑕。
另一層意思是，每一個作家都有他的是非標準，但在寫作的時候應該相對模糊一點，不要在作品裡那麼愛憎分明。我們在判斷事物的時候，都是站在自己立場來判斷，很少有人站在多元角度上來判斷。但隨著時間和社會的變化，很多在當初黑白分明的事件，會有另外的解讀。讀書，在某種意義上是在讀自己
讀者閱讀時，可以從一本書裡讀出自己最喜歡的部分，因為他從這部分裡讀到了自己。作為讀者的我們，跟作為社會中人的我們，有時候也不是一個人。我們讀《紅樓夢》，大多會同情林黛玉，鄙視薛寶釵，但如果我們為兒子選媳婦時，我們大概都會選薛寶釵吧。再如，當我們在評判目前教育現狀的時候，我們都會義憤填膺地批評應試教育，我們都知道這種教育方式對孩子不利，但一旦開始給自己的孩子報名參加各種特長班時，大多數家長都很積極。這也是人的不徹底性的表現。
讀書時的我們跟生活中我們是有一定區別的，文學與現實是有距離的。 《聊齋志異》的流傳不衰就說明了我們文學之所以存在的價值在於他能夠虛構出跟現實生活不一樣的東西，它開闊了我們的思路，誘發了我們的想像力，在讀的時候，我們會跟他一同想像，一起虛構，也會使自己變得豐富多彩，也會潛移默化地使自己發生變化。
小說成功離不開細節描寫
我向蒲松齡先生學習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塑造人物的功力。成功的作品中，都有讓人難以忘卻的典型形象。就像講到魯迅，我們就會想到阿Q一樣，好的小說中肯定會有個性鮮明的人物。
我們寫作時，往往會被故事吸引，忽略了寫人。我們急於在小說裡表達自己對政治的看法，忽略了人物自己的思想和聲音。我最近的一部作品《蛙》，寫之前，我就明確自己要寫什麼。在中國推行30年的計劃生育，影響千家萬戶，影響幾代人。如果我用小說的形式來寫計劃生育這件事，那還不如寫報告文學，用真實數字和真實人物，來呈現事件的來龍去脈。寫《蛙》，目的是寫一個人物。這本書出版後，有記者採訪我，問你為什麼要寫一個計劃生育的敏感題材？我回答，我並不是寫計劃生育的小說，而且寫一個婦科醫生的一生。
小說的成功離不開細節描寫。蒲松嶺小說裡就有可圈可點的範例。比如他寫一條龍從天上掉落在打穀場上，沒死，但動彈不了，這時有很多蒼蠅飛過來，落在龍的身上。龍就把鱗片張開，很多蒼蠅鑽到鱗甲下邊，龍突然闔上鱗片，把蒼蠅都夾死在裡面。這個故事發生的可能性很小，蒲先生也肯定沒見過有龍從天上掉下，但他在細節方面描寫的準確、傳神，讓我們彷彿看到龍在打穀場上用鱗甲消滅蒼蠅，這個細節很有力量，讓一件子虛烏有的事具有了真實感。蒲先生對細節的想象力歎為觀止。因為他寫的細節符合常識，是根據每個人的生活經驗可以想象到的。把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呈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非常相信，讓我們從中得到非常形象的閱讀效果。
《阿纖》是《聊齋志異》裡唯一寫高密的一篇。裡面寫一個老鼠精非常漂亮，善良，善於理財，只是終生有一癖好———囤積糧食。蒲先生這一筆寫得非常風趣，也非常有意味，這個細節就讓我們最終不能忘記阿纖跟現實中的女人雖然表面沒有差別但她是耗子變的事實。類似這種細節比比皆是，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符合我們這種日常生活經驗的基礎之上。
關於小說寫作，其實並沒有特別奧秘之處。每一個作家構思小說的方式和習慣也都不一樣。剛開始寫小說，往往會犯一個毛病，我們的生活當中有很多讓我們非常感動的事件，很多人有非常曲折的經歷，當他講的時候非常生動傳神，一旦寫下來，就會索然無味。為什麼？因為沒有形成自己特有的語言方面的風格，沒有熔鑄出自己的語言來。
蒲松齡的小說五光十色，百味雜陳，充分調動了視覺嗅覺觸覺。寫作時調動自己各種各樣的感受，甚至是第六感，發動自己的聯想，運用大量比喻，這是寫作的基本功。然後就是事件、人物和作家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作家的思想不能直接在作品裡暴露出來，在作品裡越隱蔽越好。 而且，真正的思想性強的作品，並不一定能被當代的人所理解。那些人云亦云的思想，其實不值得寫到小說裡去。
蒲松齡是值得我們重讀的作家。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效果？主要原因就是其語言好。很多人說在當今社會，小說要死掉了，但我覺得小說不會死。語言帶給人的美感是其他藝術無法代替的。一段好的語言可以讓我們反覆朗讀，能產生一種獨特的言外之意，也就是意境。除了語言因素外，好的作品會有價值標準的多樣性，豐滿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所附帶的歷史信息，這些會隨著時代發展，給後來的讀者產生新的讀解。
作者：莫言（中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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