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事業中“人文灣區”的建設與發展願景，體現著文化自信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事業中的重要且實際的意義。圖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合作論壇。 深圳特區報記者 劉羽潔 攝
提要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多個場合提到文化自信，展現其對中華文化深邃內涵的積極推崇，並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曆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因而“中國有堅定地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以上論述著重強調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意義，表現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離不開文化自信的指引，發展並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離不開文化自信的支撐，而推進我國各項制度改革的進一步完善更離不開文化自信的根本保證。
因此，文化自信可以理解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及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體系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體現在其政治、經濟及社會實踐中對自身文化生命力所持有的堅定信心。文化不僅是全民族的共同記憶與歷史紐帶，更是國家治理、社會發展的基礎。而人是文化的載體，人文精神則是社會文化活動的產物，因而文化自信也可以體現為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各項建設事業中不可或缺的內在凝聚力和共同的人文精神內涵。
近期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也及時地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事業中“人文灣區”的建設與發展願景提出了系統而明確的規劃。從中，我們能夠觀察到正是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這體現著文化自信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事業中的重要且實際的意義。
從規劃內容上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共建人文灣區”，並從“塑造灣區人文精神”“共同推動文化繁榮發展”“加強粵港澳青少年交流”“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互鑑”等四個方面提出了四項規劃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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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灣區人文精神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塑造灣區人文精神”，表明大灣區的建設需著眼於進一步增強“共建人文灣區”的文化驅動力和內部凝聚力，繼承和弘揚該地區文脈相親的歷史人文紐帶，共同塑造和豐富“灣區人文精神內涵”，從而在整體上增強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軟實力。可以說，塑造“灣區人文精神”與增強“灣區文化軟實力”既是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我們所追求的目標，也是我們“共建人文灣區”所必須依靠的精神動力。縱觀世界，美國紐約灣區成功的金融及商業發展歷程表明多元移民文化的交織在其城市文化與精神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舊金山灣區“硅谷精神”的內涵之一表現為特立獨行的“小眾文化”對科技創新和時尚潮流的引領；日本東京灣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則離不開一眾日本企業追求精緻乃至極致的“匠人精神”。若從自身定位與發展歷程來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與東京灣區大致上可以分別理解為金融灣區、科技灣區與產業灣區，儘管金融、科技及產業在三個灣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交織。而比較之下，粵港澳大灣區所要建設的“人文灣區”很可能將是一個超越單一定位範疇的新型世界級灣區形態。正因為如此，要實踐這一人文願景，就必須依託共同的歷史文化紐帶，著力塑造共同的灣區文化與灣區精神，並以此為持久的內在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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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共同推動文化繁榮發展”，則是從公共服務和創意產業兩個體系的角度對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的繁榮發展提出規劃構想，不僅要著力培育文化高端人才，更需精心打造創意文化市場，推動形成區域內多個各有優勢與特色的文化大都市。例如，香港需依託其中西合璧的城市文化魅力持續“匯聚創意人才，鞏固創意之都地位”；而作為快速成長的現代化、國際化大都市，深圳將吸納“世界高端創意設計資源”，大力發展時尚文化創意產業。以發展的視角看，若缺乏創意與創新，文化將變得遲滯而缺乏活力。因此，“共同推動文化繁榮發展”必須切實關注作為文化載體的人以及作為文化產業載體的文化市場的需求和變化。同時，不追求同質化發展，而要著眼於“共同推動文化繁榮發展”中的創新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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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粵港澳青少年交流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加強粵港澳青少年交流”，旨在關注文化交流與青少年群體的親歷與實踐，即不僅推動青少年群體之間的交流交心，更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過程中為青年人提供各種優質的創業、就業與實習機會，著力培養粵港澳青年一代成為共同文化的傳承者與傳播者。對於粵港澳青年一代而言，由於生活環境等各方面的差異客觀存在，文化交流活動如果僅僅停留在見面、交談、走訪、參觀、寫報告的層面上，活動結束後彼此之間往往難以保持緊密的聯繫，因而實際效果有時並不理想。因此，有必要通過研學旅遊結合的形式，建立研學基地，為青年人提供“創業、就業、實習和志願工作等機會”，如此才能增強特別是港澳青年人對國家建設和民族文化的融入感、參與感乃至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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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互鑑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互鑑”，則是基於粵港澳大灣區中西文化交匯共存的優勢，從世界文明與文化多元共存的視角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在“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鑑”中所能夠、所應當起到的交流平臺與文化輻射的重要作用。自古以來，中華文明與文化一直都是開放包容的，與其他文明文化的交流互鑑也不曾中斷。在主體文化、倫理及價值觀體系得以繼承的基礎上，我們的民族文化吸收多樣的外來文化元素，從而使得自身不斷髮展豐富、延續不斷。這一點也恰好體現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多元以及制度多樣的特質上。作為以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為願景目標的粵港澳大灣區，也只有在與世界不斷的交流和互鑑的過程中才能夠真正建成即秉持中華歷史文化血脈，同時也包含多元文化元素的新型“人文灣區”。
以上四項規劃要點可以看作是在始終堅持“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共建“人文灣區”的四項願景目標和重要使命，而這又必須以共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為基礎。可見，無論是對於灣區人文精神、大灣區文化軟實力、青年群體的交心交融，還是大灣區文化影響力和輻射力而言，若沒有共同的文化內涵與人文紐帶，這一切都將難以實現。因此，歸根結底文化是內涵，是根基，更是建設“人文灣區”的基石。若以宏大視野觀察，對中華文明的傳承以及對共同文化價值觀的秉持既是建設“人文灣區”的必然要求，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文化交流交融、人心互聯互通的必然結果；而以區域文化視角分析，對嶺南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以及對中西文化交匯樞紐地位的保持與鞏固則是粵港澳大灣區在建設“人文灣區”、發揮文化交流平臺與文化輻射作用時應發揮的文化優勢之所在。
那麼，究竟何為“人文灣區”？具體而言，如何從文化的角度界定與定義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人文灣區”建設？首先，“人文”可以理解為關注人類自身以及人類活動的各種文化現象的集合，包括哲學、道德、法律、藝術、價值觀，等等。而以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的視角看，“人文”則可以理解為人類文化活動中共同擁有的價值觀體系以及相應的文化符號與規範。從這個意義上講，儘管“人文”在不同文化群體內有著不盡相同的表現形式與定義規範，但有關“人文”的精神、主義、認知以及規範等無不與“人”“人群”以及“人類”的社會活動和福祉發展息息相關。因而，依託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而共建的“人文灣區”可以理解為在大灣區建設發展過程中堅持對共同文化記憶、社會認知、道德規範及價值觀體系的認同與發揚，從而在大灣區範圍內依靠文脈相親而促進人心互通，進而形成一個既保留共同文化特質與內涵又實現不同文化元素相互交流與溝通的和諧灣區。這很可能將是一個不同於其他世界級灣區的新的灣區形態，一方面即有尊重“兩制”差異的國家頂層設計，另一方面又有文脈相親的內在稟賦；同時，既包容不同的文化元素，更蘊含著我們對國家歷史與民族文化的尊崇與自信。也只有始終堅持“文化自信”，我們才能在“人文灣區”的建設過程中實現對“灣區人文精神”的塑造。
因此，建設“人文灣區”，既是依靠“文化自信”，更是展現“文化自信”。要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一個在人文精神及文化軟實力方面獨樹一幟並且成果豐碩的“人文灣區”，就必須真正理解並踐行“文化自信”的實質與內涵。從這個意義上講，粵港澳三地必須共同推進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本地區特色地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將對灣區人文精神的塑造首先建立在對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與發揚的基礎之上，並將青年一代的相互認同與交心交融當做粵港澳大灣區未來人心愈發凝聚的重要基礎。惟其如此，建設“人文灣區”才能夠在最大的範圍內凝聚最廣大的人心、形成最有效的共識，進而形成建設“人文灣區”的第一推動力。
世界局勢，多變多端。而當早已相互依存的世界面臨各種矛盾與危機之時，諸多反全球化、去全球化乃至逆全球化的現象卻頻現西方社會。這是否也恰恰表明一定程度上西方社會在制度、機制乃至文化上自信的部分缺失？比較之下，中國在變化中抓住機遇、主動作為，推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治理觀，並始終堅持符合自身的發展道路，同時勇於改革、敢於創新，其關鍵在於我們始終堅持的“四個自信”。在不斷推進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實現民族復興的時刻，定位新時代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亦是我們堅持並踐行“四個自信”的一個鮮明體現。而作為“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更是歷史所賦予我們每一位中華兒女的時代課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同心相向、共建“人文灣區”正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過程中對這項偉大時代課題的具體呼應。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一個踐行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新型“人文灣區”，不僅能夠弘揚我們的優秀傳統文化，更能夠在文化實踐中塑造出共同的灣區人文精神，從而為整個粵港澳大灣區乃至不斷前進中的中國增添更加豐富、更加絢麗的人文魅力。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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