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产汽车前会长卡洛斯·戈恩被逮捕，企业经营者的高额薪酬再次引发了关注。
按已公开的数据显示，戈恩2017年度的薪酬包括法国雷诺和三菱汽车支付的部分在内，达到约1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6亿元），其中从日产获得7亿3500万日元，占日产董事薪酬整体（18亿5700万日元）的约4成。由于戈恩的薪酬涉嫌少申报，因此占整体的比率有可能更高。
此外，戈恩还存在“侵占”有关投资资金和公司经费的嫌疑。据称戈恩要求海外子公司在巴西和黎巴嫩购买用于自家的住宅，还与姐姐签署有名无实的顾问协议，向其支付薪酬。
日本高管薪酬大幅低于海外、尤其是中国
虽然各种问题被指出，但戈恩的薪酬金额在国际上并非特别突出。如果对比全球主要企业首脑的薪酬，日本仅为美国的1成左右，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
半导体巨头博通(Broadcom)支付给首席执行官（CEO）的薪酬约为117亿日元，广播巨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约为79亿日元，旅行网站猫途鹰（Trip Advisor）约为54亿日元——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统计显示，在美国，2017年很多首席执行官（CEO）获得了高额薪酬。
从大型汽车厂商的CEO来看，美国通用汽车约为25亿日元，而美国福特汽车约为19亿日元。即使是在因社会主义风潮而对高额薪酬持批评态度的法国，医药巨头赛诺菲和化妆品巨头欧莱雅的CEO也获得约12亿日元。
美国咨询公司韦莱韬悦(Willis Towers Watson）汇总的2017年度日美欧主要企业的CEO薪酬显示，与美国的14亿日元相比，日本仅为1.5亿日元。与德国、英国和法国相比也仅为2-3成的水平。
受“１亿总中产”时代的影响，日本人对收入差距的抵触感强烈，因此避免高额薪酬的经营者很多。在日本，如果薪酬达到1亿日元以上，需要以另外的名义公示，因此将薪酬控制在“9990万日元”左右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还存在与业绩和股价联动的“激励薪酬”的比率在国际上较低这一差异。
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经营者相比，日本企业家的收入更是相形见绌。
从亚洲企业最高经营者的年薪来看，2017年全球最大的猪肉加工企业中国万洲国际的首席执行官（CEO）万隆以2.91亿美元高居榜首。薪酬榜前5位的经营者全部来自中国企业。
美国调查公司标普全球市场情报（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以亚太地区的上市企业为对象，调查了最高经营者的薪酬。
万洲国际于2013年收购了同行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成为全球最大的猪肉加工企业。目前美国业务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7成。主导收购的是创始人万隆。由于万隆的经营判断使得万州的业务得到扩大，因此决定给予万隆巨额薪酬。
排在第2位的是中国腾讯出资的汽车交易平台易鑫集团的CEO张序安（1.13亿美元）。排在薪酬榜前10位的平均薪酬达6000万美元。
从行业来看，金融、娱乐产业和房地产居多。排在第5位的新濠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房地产和赌场。排在的10位的柬埔寨金界控股（Nagacorp）是该国最大赌场的运营公司。
可以说，与欧美和日本相比，亚洲经营者的高额薪酬格外明显。
咨询公司Pay Governance的统计显示，美国主要上市企业（S&P500股价指数）中，半导体巨头博通的CEO陈福阳（Hock Tan）以约1.04亿美元的薪酬居首。万州的净利润是博通的7成左右，但万隆的薪酬是陈福阳的3倍。
欧洲企业中薪酬最高的是瑞士药商罗氏制药（Roche）的CEO，约为1300万欧元。在日本企业中薪酬最高的是武田药品工业CEO Christophe Weber，约为12亿日元。
关于亚洲企业的高薪酬，大和住银投信投资顾问藏本祐嗣指出，由于是家族式经营，“CEO参与薪酬制定，还有的企业薪酬相关规定不透明”。有声音质疑，与日本一样，亚洲企业经营者高薪的背后似乎存在企业管理不健全的一面。
日本上市公司仅26％设置薪酬委员会
日本的董事薪酬还存在“决定方式不明确”的问题。从日本来看，薪酬总额虽需要股东大会的批准，但关于如何分配，“完全由社长决定”的企业很多。这是因为薪酬在历史上处于较低水平，未被要求进行深入的讨论。
另一方面，美国上市企业则将设置“薪酬委员会”作为一项义务。薪酬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外部的专家等，在保持客观性的同时，敲定董事等个人的薪酬。
在日本，设置薪酬委员会（包括自主引进）的只有日立制作所和普利司通等932家企业，仅为全部上市企业的约26％。日产也没有薪酬委员会，据称戈恩“自主”决定自身的薪酬。
“具有透明性和紧张感的薪酬制度是竞争力的源泉”，日本一桥大学的特聘教授伊藤邦雄指出。
包括外国人在内，要吸引优秀的经营者，日本的董事薪酬有必要不断调整为不逊色于欧美的水平。比如，通过灵活设置薪酬委员会等提高透明性、寻找更容易获得利益相关人士认可的方法等，制度的合理设计将成为第一步。
日企职务越高，薪水就越低于中企
同时，在中国和新加坡，部门经理级的工资平均达到2300万～2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0万～146万元），而日本还不到2000万日元，而日本董事级的工资甚至被越南超越。
按国别观察企业支付的工资和薪酬发现，职位越高，差距就越大。日本企业的年轻员工在到科长级别时的工资高于亚洲各国，但到部门经理和董事级别则被超越。
具有高端技术和经验的人才的争夺竞争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激烈，在此背景下，日本企业的“竞争失败”风险也被指出。
人事咨询企业美国美世(Mercer)调查了世界125个国家的2万5千家公司、1500多万人的2016年度薪酬（预定额），按平均汇率换算为日元。日本企业以汽车和家电等上市企业为中心调查了264家。对象多为大型企业，存在金额可能偏高的倾向。
观察各国包括当地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部门经理级的年平均工资（按账面计算），新加坡达到2412万日元，中国（上海）达到2340万日元，另一方面，日本仅为1981万日元。而科长级的平均工资则是日本（1022万日元）高于新加坡（1008万日元）和中国（668万日元），形成对比。
但是，日本的人工费在整体上依然很高。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最近调查显示，一般工厂劳动者的工资在东京为每月2339美元，而上海仅为558美元，胡志明市为214美元。
与海外相比，日本国内不同职务之间的差距较小。
美世日本公司的顾问荣立土志指出，“海外根据贡献的大小，毫不吝啬地支付工资”。日本倾向是，如果同样是部门经理级职务，主力部门和间接部门要保持工资水平相同，但“海外则向赚钱的明星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支付更多工资”。
到了董事级别，差距进一步加大。在日本，地位低的董事薪酬仅为2713万日元，但中国超过4000万日元，新加坡也超过3535万日元。日本甚至被越南的2803万日元超越。此外，韩国企业至部门经理级别的工资仍低于日本，但也在董事级别超过了日本。
八木一之（59岁）2016年10月从三井物产跳槽到中国的长城汽车。如今担任集团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在北京工作。八木表示，“长城汽车的魏建军董事长希望学习日本企业文化的态度很突出”，预计即使超过60岁，薪酬也不会逊色于三井物产时代。
日本企业员工退休后再就业时很难维持较高工资。日本企业根据年龄决定薪酬的僵化制度将成为人才争夺的绊脚石。
美世的调查区分了国别，但可以看出在日本企业的海外法人，也是职务越高工资越是增长乏力这一倾向。
例如比较上海各公司的薪酬发现，日本企业的部门经理级别工资仅为1853万日元，低于中国企业（2012万日元），也低于不含日资的外资企业（2394万日元）。刚刚晋升为科长之际，日本企业、中国企业和不含日资的外资均为350万～400万日元，没有明显差距，但随着职务的上升，差距不断扩大。
从日本的大型电子企业跳槽到上海一家半导体企业、并从事人才中介的一名男性表示，“如果日本人跳槽到海外，年工资达到2千万～3千万日元的情况很多，有时甚至增至3倍”。
工资水平的差距有时成为日本企业争夺人才的阻碍。不过，也出现了在短期间内获得技术和经验之后迫使日本人离职的“用后即抛”的案例。
据英国人才猎头企业Hays统计显示，以工资为由考虑跳槽的人呈现增加态势。在台湾人工智能风险企业工作的一位30多岁男性的年工资超过1000万日元，达到直到3年前工作的日本电商乐天时代的1.5倍以上，该男性表示“裁量权大，只要取得成果，就回报个人”。
由于人口减少，日本国内市场日趋萎缩，在此背景下，日本企业的全球化将加速。不仅是制造业，在金融和服务业，世界各地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决定企业盛衰的管理层的人才需求预计不断增加。
但日本企业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薪酬，在人才争夺竞争中将难以取胜。不仅是贯彻成果主义，还需要改为优待企业管理层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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