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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展規劃司與雲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編制的《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的日文版在日本公開發行，並榮登日本亞馬遜社會學參考書·白皮書類暢銷排行榜第一位，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再次在國際上引發關注。
本文來源於光明網-經濟頻道，作者系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東京經濟大學教授、雲河都市研究院院長周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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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展規劃司與雲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編制的《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的日文版在日本公開發行，並榮登日本亞馬遜社會學參考書·白皮書類暢銷排行榜第一位，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再次在國際上引發關注。《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的主編之一、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林表示，在過去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形成的市場化動能，促進了中國工業化進程，帶動了農業富餘勞動力的轉移就業，推動了城市化進程。作為結果，中國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多，城市數量越來越多，城市規模越來越大，但也給城市社會治理和可持續發展帶來了許多新的挑戰。
8月8日，《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的另一位主編、雲河都市研究院院長、東京經濟大學教授周牧之接受光明網記者專訪時表示，繼續推進中國城鎮化建設，首先要以人為本，全面改革戶籍制度，均等化公共服務和保障體制，同時要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和基礎設施水平，圍繞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新興產業等多方面，重新梳理城市發展機理，打造優質高密度城市社會，提高城市的生活品質和經濟活動的效率。
35年間全球人口淨增長100萬以上城市中國佔1/3
數據顯示，40年間，中國城市體量不斷壯大，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7年的58.5%，城鎮常住人口達到8.1億人，城市數量由193個增加到657個。中國GDP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從1978年的2%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15%。
周牧之告訴記者，中國城市的快速發展不能單純的以國內40年的變化這一縱向視角來分析，事實上，20世紀，全球人口城市從2.5億激增到28億，增長10倍以上，稱得上是全球城市化爆發性增長的世紀。特別是1980年至2015年的35年間，全球人口增長了100萬人以上的城市就有274座，其中人口增長250萬人以上的城市多達92座，有35座城市人口增長超過500萬以上，更有11座城市的人口增長超過1000萬人以上。
周牧之認為世界已經步入大城市化、超大城市化的時代。1980年以後，上述的274個城市，人口增長總計超過了7.8億，人類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向大城市狂奔。
周牧之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好與世界性的大城市化、超大城市化在時間上高度吻合，於是成就了中國城市的快速發展。在上述城市人口增長100萬人以上的274座城市中，中國城市多達72座，佔近三分之一；城市人口增長250萬人以上的92座城市中，中國城市有30座，也佔近三分之一；在城市人口增長1000萬人以上的11座城市中，中國城市佔據5座席位，將近一半。由此可見，中國快速的城市化、大城市化、超大城市化與全球趨勢高度同頻共振，與全球發展格局的變化密切相關。
交流交易經濟的融合變革推動中國大城市群發展
在周牧之看來，大城市的爆發性發展是世界發展格局變化的產物，20世紀80年代以來，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相輔相成地推動了不同技術、不同產業、不同領域、不同地域之間的大融合，正是這一場建立在交流交易經濟基礎之上的融合與變革演繹了大城市的急速發展。特別是沿海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憑藉其開放性、交通便利性和中心功能，成為大融合、大變革、大重組的大舞臺。
“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中國能夠真正參與到全球交流交易經濟的大發展，推動了中國大城市群快速發展。”周牧之說，交流交易經濟引爆了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大發展，三大城市群已經成為創造全國37% GDP和68%貨物出口的三大發展引擎。
巨大的開放空間更接納數以億計大規模人口流動，三大城市群非戶籍常住人口今天多達6100萬人。周牧之說，通過吸納人口，三大城市群凝聚了巨大的能量。《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顯示，三大城市群是科研人員最為集中的地區，R&D人員數佔全國將近一半，結果在全國專利授權量中，三大城市群合計貢獻了59%。創新與創業永遠是相輔相成的。在滬深港主板上市企業數量上，三大城市群更是佔到全國的54%。
周牧之強調，“三大城市群的大發展反映出，開放是中國發展的大前提，什麼地方最開放，最能與世界同頻共振，什麼地方就能大發展。中國的改革是開放倒逼出來的，今後一定還要藉助開放的力量推動改革。”
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城市高質量發展關鍵
在談及中國城市的發展未來該怎麼走時，周牧之表示，首先要解決城市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問題。包括城市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要更多減少對資源環境的消耗和破壞。同時周牧之強調，城市發展一定要以人為本。人口流動是考量城市發展的關鍵因素，人口流動已經不完全是從農村到城市，也有許多人是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過去的戶籍制度使農民工的努力消耗在農村和城市的往返之間，“一定要儘快解決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讓他們的家屬特別是子女、妻兒能夠一起在城市就業、就學、居住，享受城市基本權利問題，其實就是要解決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均等化問題，這對於實現城市高質量發展極其重要。”
周牧之認為，城市人口規模膨脹考驗的是城市的承載能力，世界上有不少超大城市為其龐大的人口所困擾，例如巴西的聖保羅、印度的孟買，貧民窟問題嚴峻。相反，作為全球人口規模最大的城市，東京大都市圈通過提高基礎設施水準和城市管理水平應對“大城市病”卻非常成功。東京大都市圈的人口規模雖然從1950年的1000萬人級爆膨到今天的3800萬，但城市生活的舒適度和經濟的效率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和提高。
所以對當下中國的大城市、超大城市而言，如何在全球化格局之下，梳理城市發展機理，提升城市智力水平顯得尤為關鍵。周牧之說，“未來城市的競爭不能僅僅以GDP來進行考量，應該從環境、社會、經濟三個維度進行系統的評價，引導城市提高城市智力水平，更好的融入世界發展格局之中，這也是開發《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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