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3 歷史上的中國為什麼從來沒有出現神權壓制王權的現象?

samyasa


說到這個問題,一定要感謝一個人,那就是伏羲。從伏羲畫八卦開始,就為中國人樹立了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並且一代代的傳承下去,從周易,五行學說,到黃帝內經,到諸子百家,一直到後來的獨尊儒術,可以說中國古代先賢看待大自然,一直是用樸素唯物主義的方法。而不像西方人,通過神學,通過唯心主義來解釋和看待這個世界。到漢朝時期,樸素的唯物主義已經根深蒂固的植入中國人的大腦裡面。雖說期間也有一些迷信的思想,但是主流思想始終是唯物論的。這也是中國古人能夠創造燦爛輝煌的文明的原因。即便是道教,他也是建立在唯物論基礎上的。比如說,道教裡面的神仙,基本上都是以歷史真實人物為原型創造的,包括道教裡面的所有法理也好、法器也好,都是現實中存在的物質,只是把它們的功能誇大化、神話了而已。這和西方希臘神話憑空捏造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一些神啊之類的完全不同。

到了唐宋以後,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他們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慰底層老百姓,但是並沒有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

再者,中國自古是農耕民族,比較講究腳踏實地;而且以家族為基礎。這和西方以航海、冒險為主的生活方式不同。面朝黃土背朝天,每天面對的都是自己一家人,中國人不需要一些什麼大道理來教育自己;中國有族譜,有家法,有族規,這些是約束和教育中國人的根本。而西方呢,家族很小,又習慣到處流浪,那麼維繫他們思想的,只能是教義。所以西方的神學思想非常嚴重。當一方無法說服另一方的時候,神學教義就成了撒手鐧。久而久之,神學就在西方人思想裡面根深蒂固了,並且最終形成一股強大的神權力量,並控制了王權和君權。

每每想到此,不得不感嘆中國古人的偉大。人們總是把埃及文明、瑪雅文明、兩河文明和外星人聯繫起來,但是很少把中國古文明和外星人聯繫起來,這本書就是對中國古人唯物主義思想的認可

 

 


A0000小米先生


神權壓制王權什麼情況下才能出現呢,其實有一個現成的很好的例子可以直接做說明,那就是羅馬帝國分裂以後的歐洲。

395年,羅馬帝國一分為二,分為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還是很厲害的,一直堅挺到1453年,東羅馬帝國最高權力屬於皇帝,信奉基督教,也是今天的東正教,後期教會權利增大但也沒有凌駕皇權之上。

西羅馬帝國就比較悲催了,476年就滅亡了,隨後法蘭克、倫巴德、勃艮第等等各色民族國家粉墨登場,各個小國林立,爭鬥不斷,這段時期持續了有一千多年,就是黑暗的中世紀。這麼多國家互相打,誰也搞不過誰,民眾過的是苦不堪言,大家普遍對於國家是不信任的,這就需要一個精神寄託,這時候基督教會就成了共同的信仰,教會日益做大,教皇權力凌駕於王權之上。

東羅馬、西羅馬帝國本是同宗,也都信奉基督教,一個是中央集權統治,一個是分崩離析。要知道,那時候的歐洲羅馬帝國是有文明的,後來的什麼法蘭克、日耳曼、勃艮第等等,在正統羅馬文明眼裡都是蠻邦夷族,跟野人差不多,但就是這些野人徹底摧毀了羅馬文明。所以整個中世紀歐洲可以說沒有文明根基的,又一直處於紛亂分裂狀態,這時候的宗教是最容易控制人的精神和行為的,宗教勢力做大不奇怪。可以看出來,即使是古歐洲那樣混亂的地區,也只有在在正統文明極度衰落、各個政權分崩離析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神權高於王權的情況。

那我國為啥一直沒有神權當道的時候呢,我覺得這樣分兩部分來看,一個是先秦時期,一個是秦漢包括以後。

先秦時期時間很久,但是有詳細史料記載的是西周和春秋戰國,周天子推翻商王朝建立政權以後,特別注重禮法,雖然有祭祀占卜等行為,但沒有過分的神道出現。周天子推行分封制,各個諸侯分派各地,定期朝貢但是各個諸侯國都享有相當大的自治權。到春秋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國做大,周天子已經名存實亡,各個分封國各自為政,戰亂四起。但是跟西羅馬帝國不一樣,西羅馬帝國是野蠻人入侵,那些外族約等於野人沒有自己文明,又沒有足夠力量建立統一。而春秋戰國是周本身的諸侯國自己想要更大的權力和利益,各個諸侯國本身都有相當厲害的文明,戰亂非但沒有禁錮人們的思想,反而由於沒有強制統一,大家思想十分開放。道儒墨法兵各門各派層出不窮,形成了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局面。整個春秋戰國時期反而是我國古代思想最活躍,文明進步最大的時期。這種情況下要出現統一神權那是不可能的。

而秦朝一統天下之後,廢除分封制,施行郡縣制,經歷秦末戰爭以後建立了大漢,而在漢朝時候為了鞏固皇權,出現了一個十分厲害政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的推行和深入,就徹底隔絕了神權在中國統治的土壤,儘管後世也有分崩離析、外族入侵的情況,但是儒家的正統地位從沒動搖。而且儒教思想雖然深入人心,但它既沒有自己固定的組織機構,也沒有什麼最高領導人,相反,它的推行必須依靠皇權和一群互相輕視的文人,對皇權只有輔助作用。

由於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並且跟各個政策互相融合,所以即使在少數民族政權入侵統治時,也會十分重視跟儒家的互動,儒家的正統思想即使在元代都沒有動搖。而中國流行最廣的兩大宗教又如何呢,道教尊奉老莊,講究的就是清修無為,所以它對統治者的影響至多停留在煉丹修仙一道上,比如漢武帝晚年追求仙道,嘉靖皇帝更是練了一輩子道,但是統治手段和御下大臣全是儒家的一套,道教始終就成不了氣候。

佛教是外域傳進的,它就要厲害一些了,在某些階段會盛行一時,可是統治者對於過於盛行的宗教都會小心提防的,所以歷史上出現過大規模的滅佛運動,比如有名的三武滅佛。分別是說在北魏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時期,佛教特別興盛,而且已經有點得意忘形,妄圖插足朝綱了,結果怎樣,幾個武帝以鐵腕手段分分鐘讓他們知道自己姓什麼。帝王手段是十分殘酷而且雷厲風行的:摧毀寺廟,焚燒經卷,強逼還俗,不聽就殺。可以看出來,歷代統治者對於神權都報以謹慎態度,而且每次滅佛運動都有儒家的推動,儒家的目的和口號都是保衛皇權,這跟統治者的步調是一致的,所以宗教神權永遠折騰不起什麼水花。

正是由於儒家思想已經深入到古人各個階層的骨子裡,而且與統治王權互相補充互相促進,大家對宗教永遠保持一種親而不佞的態度,無論自下而上還是從上到下神權就佔據不了主動地位,更別提凌駕王權之上了。


一覽眾河小


主要有兩個原因:


1. 中國的歷史,在周朝轉了一個彎。

2. 中國是大一統的國家。


先說第一點。商朝是一個重視鬼神的王朝。不但有祭司,還有國王。有點類似於東羅馬時代的大牧首和皇帝之間的關係——皇帝雖然是法理上的最高宗教領袖,但是因為皇帝日理萬機,所以必然有很多宗教權力下放給了專職的宗教官。

如果沒有商周易代,沿著這條軌跡發展下去,那倒是可能會出現神權和王權在亂世有制衡的情況,就類似於中世紀的歐洲。但是周朝對商的取代,對中華文明的大方向上的扭轉是巨大的。周朝重宗法,在周朝的世界觀裡,天是非常抽象的的存在,而真正在政治和生活起作用的是祖先的傳承——也就是儒家一脈。所以後來儒家發揚光大,到後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就已經沒有神權存在的土壤和空間了。

第二點,中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分裂的社會,法國、英國、神羅在歐洲大陸各執一端,這個時候就有了神權在其中折衝樽俎運作的空間;而當其中一個國家獨大的時候,神權往往是被壓制的,比如教皇就曾經被法國挾持了七十年,稱為“阿維農之囚”。而中國大部分的時間,都處在或者至少名義上處在大一統的皇朝下,神權能夠運作的空間非常有限。

舉個具體的例子,當朱元璋沒有當上皇帝的時候,對龍虎山上的張天師特別客氣,直接稱呼其為“嗣漢天師”;而當自己當上皇帝之後,則以“天豈有師”為理由,直接讓天師改稱“大真人”來貶抑之。這就是分裂和大一統的情況下最明顯的區別。


經史通義


目前為止的世界,不論東方還是西方,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人們對所謂宗教的質疑在日漸攀升。宗教對人的教條已經從鼎盛時期的規定、不可逾越變為一個人人可談,人人可質疑,甚至人人可逾越的大顯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國實行的同性戀可結婚政策。要知道在聖經裡,繁衍人類的亞當夏娃,可是一男一女。這樣的事情放在中古時代,漫說受到譴責,發生戰爭也大有可能。比如,意大利科學家採科·達斯科裡就因為說地球是球形,另一半也有人類居住,被教會燒死。

換言之,在當前的科技時代,東西方的權力中心已然從以前上古、中古時代的神權、王權發展到了人權的地步。宗教不再是世界的權威,人類自己才是。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就是因為科技的發展打破了宗教的神秘性,人類通過自身的進步改變世界,信仰的能力弱化,人們越來越關注自身,變得越來越務實。來世終歸太遙遠、荒誕,活在當下才是目前人類的追求。

也就是說,宗教的弱化源於它不再能滿足人類的需求。這點,東西方之間的變革,西方開始於文藝復興時期。在此之前的西方封建世界,宗教權威最重,王權次之,教會凌駕於政府。而中國自有歷史記載,宗教卻從來不是主流,屬於君主的陪襯,王權才是中心。並且中國的宗教鼎盛期多發生在亂世,比如,東漢末年的五斗米教,南北朝的佛教,晚清的太平天國。

造成這種區別的,其一跟中國先進的中央集權制度有關。

例如,我國的君權神授不同於西方的君權神授。西方的神可以受所有人祭拜,而中國的天地,只可受皇帝一人祭拜。西方的信眾都可成為上帝的子民,中國則只有皇帝可以自稱天子,普通百姓不可稱天子,都屬於天子(皇帝)的子民。遠在奴隸制時期,周朝的始祖后稷,商朝的始祖契,就都是通過異象誕生,不是男女交配而生,屬於天之子。

中國奉行“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的說法,其白話說得是神不接受易於本身血統的人祭祀,民眾不祭祀不是本族的人。所以,古代中國的神只跟皇帝有關係,跟普通老百姓距離其實很遙遠。老天既然不平易近人,親疏有別。那麼普通人也就只跟身為萬民之主的皇帝扯關係了。高度發達的君主政治,神權變相的成為皇傢俬有,民眾不可隨意祭拜,否則有造反的罪名。那麼神權的權威雖明面上凌駕皇帝之上,但真正掌握權威的實際在王權。

在西方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民眾都生活在宗教的庇護下,所以教會的權利自然要大於王權。在中國,皇帝是老天的代言人,宗教離民眾很遠,所以對於老百姓來說王權自然大於神權。這期間儒家所倡導的又是一些忠孝禮義廉恥等個人塑造的東西。人們嚮往君子,對於來世或神這些神秘東西就少有人問津了。(君子這種可實現的追求跟宗教理念完全背道而馳)

其二跟中國高度發達的文明有關。

中國不像西方那種小國寡民,長久的中央集權下,政權穩定,生長環境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造就大量的物質文明發展。可宗教的發展往往來源於苦難、戰爭等人們無法克服的事情。所以,才有很多人打著宗教的幌子在亂世稱雄。佛說,人生皆苦。和平年代,人們有的吃、有的穿、有的玩,何來信服一說?當然,中國也並不是無宗教國家,只是中國人的宗教對於中國人來說並不神聖,比如,我們春節前夕會舉行灶王爺上天的活動,家家戶戶買糖祭祀灶王爺,用糖堵住他的嘴省得他到天上說自己的壞話。

痛苦和弱小的政治制度是宗教發展的最好契機,顯然,古代中國的土壤不適合它。西方以前適合,文藝復興後,也不適合了。


王老先僧


今天我來講一個西藏地方政權被神權威脅,君主憤而反抗的例子。

首先,你這個問題應該這麼說,“漢族政權為什麼沒有出現神權壓制王權的現象”。歷史上中國的政權不是隻有漢族人建立的,還有其他少數民族的政權。在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中,神權壓制王權或者說威脅到王權的例子並不少見。

松贊干布毫無疑問是西藏名片式的人物,他和吐蕃王朝是西藏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歷史。但可能很多人並不清楚,松贊干布並不是吐蕃國家的締造者,在其之前吐蕃還有32代贊普。

只不過吐蕃,從松贊干布開始一統西藏,才能真正稱其為“王朝”,而之前的,不過算是一個王國而已。

今天我們要講述的便是松贊干布的先祖,吐蕃王國時期的一位領袖——止貢贊普。

首先有一點需要強調,現在雖然藏傳佛教在西藏居於當仁不讓的領導地位,但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裡,苯教曾有一段無比光輝榮耀的歲月。在整個吐蕃王國時期,掌控藏族精神領域的信仰恰恰是苯教而不是佛教。

有歷史記載可查的吐蕃第一代贊普——聶赤,便是被當時的苯教勢力扶上王座的(史稱“十二智苯”)。

因而,松贊干布之前的32代吐蕃贊普,每一位都拜苯教法師為護國上師,修建自己的苯教拜堂,而國內的大小政事都有苯教上師參與,出現了所謂“王辛同治”的現象。

“王辛同治”,“王”指贊普的王權,“辛”自然是以“古辛”為代表的苯教勢力,甚至有“辛始置於王者之上”的說法。

止貢贊普也不例外,他繼位時也是一位苯教信徒,拜帕瓦財角為上師(辛布),並修建了薩利西倉為自己的宗教拜堂。

但教權的極度膨脹,已經到達了沒有“辛苯發話,王不敢降旨,大臣不敢議事;不唱辛苯歌舞,君臣不敢歌舞”的程度。

這就讓性格強悍的止貢贊普有點坐不住了,大臣樂贊協曾向他進諫:“頭上的帽子過大,會累得汗流浹背;美食吃得太多,也會引起反胃;聽任別人的蝨子爬到自己腿上,最後它會爬到你的頭頂。現在贊普與法師的權勢相當,如果一直這樣下去,到了贊普子孫之時,權力肯定將被苯教奪去。”

最後,他直言不諱的說道:“贊普如果不忍下令殺死法師們,就把他們驅逐到邊遠的地方去吧。”

止貢贊普也對教權的滔天權勢再難忍受,他將諸辛苯召來,說出了他的決定:“此地域,無法容納我的國政和你們的苯政,故將苯神、四苯門以及辛布格考鐵盤和角解布蘭察二人等留下來守護我。其餘諸辛苯要麼離開吐蕃地區,要麼在我的國度裡不許行苯之儀軌,你們可以自己選擇此兩路的任何一條!”

應該說止貢贊普驅逐苯教的手法還算溫和,他至少在雅礱地區保存了苯神和一定數量的苯教法師,可能他也考慮到民間對於苯教依舊有信仰需求。令他厭惡的,很有可能是那些盤踞上層的苯教法師們(苯辛)。

但已經長久品嚐權利甘美的苯教勢力不幹了,他們挑動聯盟內部另一個首領羅昂達孜,殺死了止貢贊普、放逐了他的妻兒。

持續了七年的止貢滅苯事件,以王權被顛覆告終。又過了十三年,經過艱險的努力,止貢贊普的兒子“佈德貢傑”復國成功,重新登上了贊普的王位。


這段離奇的經歷,記錄在苯教典籍《苯續日光燈》:“滅苯七年後,國王被洛昂殺死。洛昂將國王止貢殺死後,將其屍體裝入銅缽中拋入娘曲河,還將止貢的兒子佈德等流放到貢布地方,把諸妃子謫為平民去牧羊,而自己卻登上國王寶座,歷時十三年。”

初登王位的佈德貢傑贊普,馬上宣佈了自己對苯教的態度,他向主持父親葬禮的苯教法師深深鞠躬,並獻上美酒,說道:“父王雖憎恨苯教,而我卻要興苯。請你們繼續誦經,為去世的贊普送去安詳,為在世的贊普,祈求福澤永恆不滅。”

吐蕃王國的君權和教權在經過二十年的流血博弈後,再度因為互相需要而達成平衡。

止貢贊普滅苯的經歷,對西藏曆史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首先,我們現在看到西藏神話中,止貢贊普因為祭祀中的誤會,起了個歹名(止貢的意思是“死於刀下”),導致他性情暴孽、行為乖張,喜歡和人單挑比武,最終死於比武的記述,都是為了掩蓋滅苯篡位而幻化描摹的。

一個簡單的證據就是,如果止貢贊普只是在比武中偶然失手被殺,他的妻子兒女有必要馬上逃走嗎?而且,一逃就是13年。

其次,止貢滅苯的失敗,給了吐蕃王室一個重要的教訓。讓他們清醒的認識到,西藏地區的社會生活沒有宗教參與是萬萬不行的。因而,佛教的引入其實是平衡苯教的一種政治手段。

最簡單的證據就是,之後吐蕃歷史上佛苯之間的絞殺,每次興佛抑苯都是贊普推動的(唯一例外是朗達瑪贊普滅佛),而每次興笨抑佛都是假大臣之手。(如果大家對西藏曆史上佛苯之間綿延數百年的絞殺有興趣,我們找個機會仔細講講)

再次,苯教經過了止貢事件後,也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約束反思和調整。

苯教典籍也承認,止貢滅苯是有其內在原因的,總結起來有三大因和三小因:
“第一大因是國王本人至高無上、傲慢無理、權勢顯赫,故燃起不可遏止的嗔憤之火;
第二大因是辛布指引眾生,非常自傲,故燃起驕傲之火;
第三大因是大臣高居要位,自視甚高,故燃起嫉忿之火;
三小因是僧侶和大臣以及妃子們之間相互離間明爭暗鬥。”

止貢贊普之後,苯教開始注重了典籍的系統性整理,逐漸剔除了一些早期原始崇拜神秘主義的內容,在葬俗儀軌等方面進行了規範。

因為苯教出現了這些改變,止貢滅苯也成了苯教歷史上,前弘期和中弘期的分界點,之前的苯教稱為“篤本”,而之後中弘期的苯教稱為“恰笨”。

最後,我們看待古代涉及宗教的問題,不能將其簡單看成信仰問題。古人科學知識的匱乏,導致對很多現象充滿畏懼,而宗教成了解釋未知的一種途徑。

所以很多時候,先民們恭順宗教來源於對未知的敬畏,這也算是人類對恐懼的一種本能。


我們在這裡探討宗教問題,都是以歷史作為視角的,首先要將所有歷史人物都先定義為“是一個人”。如果,您是一位信眾,認為某位宗教領袖是“行走在人間的神”,那我們就沒有討論問題的邏輯基礎了。



白髮布衣的藏地讀行


馬克思曾經在《導言》裡面說:“有粗野的兒童,有早熟的兒童。古代民族中有許多是屬於這一類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馬克思並沒有說“早熟的兒童”是哪個文明,但一般人都認為,馬克思所說的是中國文明。

馬克思認為希臘神話和藝術為後來歐洲發展奠定了基礎

馬克思為什麼這麼說?為了瞭解這一點,我們必須看一下馬克思對正常兒童,也就是希臘文明的論述。馬克思認為,希臘之所以被稱為人類的童年時代,就在於它們有想象力豐富的藝術和信仰,“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正是有了希臘藝術,後來的歐洲人才有了思考人類社會的基礎。

馬克思認為,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藉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形象化。

那麼,與此相反,我們可以推論,早熟的兒童一定是想象力和藝術不豐富的民族,所以他們沒有產生出征服自然的力量。

中國統一過早導致無法出現豐富的神話和信仰

古代中國的確如此。不過,我們首先要說一下,在馬克思時代,馬克思雖然批判歐洲的資本主義,但是馬克思的“五階段論”(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當然,這是斯大林後來對馬克思的總結)卻認為,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其實是人類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因此,馬克思其實對中國的評價並不高。

但是,現在我們必須要重新思考,中國古代文明所提供下來的豐厚財富,這裡暫且不說太多。

為什麼中國的神話想象力比較薄弱呢?根據西方學者魏特夫和錢穆、黃仁宇等人的說法,就在於中國是農業文明和統一太早。

先說農業文明。中國與歐洲不同,歐洲文明起源於希臘的幾個島嶼,土地很少,面對大海,所以他們不得不要發展海運和貿易,通過戰爭的方式去掠奪資源。但是,中國這片土地卻非常封閉,卻又廣大。東面是海,北面是沙漠,因此,我們的祖先都是埋頭耕種。

此外,中國還有一條黃河。我們知道,在古代,黃河經常氾濫,所以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國家去治理,由此,中國過早就形成了大一統的王朝。比如,商朝(雖然地域很小)和周朝。

國家統一,就必須有一個絕對權力的君主。有了君主,意識、思想就要統一。那麼,古代的神話裡面那些神就不能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我們知道,所有人類文明幾乎都起源於巫術,正是因為巫師可以溝通天地,所以被很多人奉為神。

各個文明早期的君主其實都是從大巫師而來。然而,中國卻過早的掐斷了這一源流,導致人們不能有豐富的想象。因此,中國幾乎沒有強有力的神權。

雖然後來佛教入華,讓中國人有了信仰,但是,佛教很快被王權壓制和收編,導致中國很多文人士大夫只在失意的時候,跑到佛教裡面求解脫。

因此,中國古代神權不發達,自然也就無法壓制王權。


兮兮說事兒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相比於歐洲那些牛氣沖天的教皇和主教,中國從未出現可以和皇權對抗的神權領袖,更不要說和皇權鬥爭了。

原因用一句話解釋就是——中國沒有全民性宗教,也沒有全民宗教生長的土壤。

先秦時期,中國雖然將祭祀看的很重,卻沒有像同時代的猶太人一樣搞出一個宗教來,而是一種很原始的祭祀活動。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確定了中國神權的主體——天。

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應該說影響了之後兩千年的中國一切的政治文化思想。

秦始皇在玉璽上刻上了“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這八個大字,這就代表了那個時代對神權的基本看法——皇帝人間最大,那麼誰比皇帝大呢?天,天比皇帝大。

在基督教文明裡,至高無上的存在是上帝。在伊斯蘭教文明裡,至高無上的是真主,在亞伯拉罕宗教裡,真主和上帝都是同一個存在。但是最重要的是,真主也好上帝也好,在人間是有代言人的!

按照基督教的說法,上帝的兒子是耶穌。按照伊斯蘭教的說法,穆罕默德是先知,引導我們信奉真主。發展到後來,教皇成了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阿訇們成了伊斯蘭教的權威。這些教權神權在人間的代表,就構成了這些文明裡神權存在的基礎——神仙他老人家再厲害,也是要在人間有代言人的嘛。

而秦始皇就很聰明,他巧妙的把“天”的代言人變成了自己,皇帝就是天子,將周朝的天子名號完美的過度到了自己的身上,皇帝集人間皇權和老天的神權於一身,你們都消停了吧!

如果在封建時期有誰說自己也是老天的代言人,那麼他一定是活膩了。

到了漢武帝時期,事情又發生了變化。

簡單的說,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措施,為老百姓規定了一個官方信仰——儒家思想。

這就徹底斷送了“國教”的可能性,要知道,基督教的全面發展,就是在羅馬帝國將其定為國教之後的。

儒家思想對統治者來說,簡直好的不得了。首先,他有成熟的思想理論體系,禮義廉恥忠孝悌信,思想完整度照宗教絲毫不差。但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他沒有神!孔子他老人家雖然在中國的地位比珠穆朗瑪峰還高,但中國人從來沒拿他當過神,他只是聖人而已。

最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固化了今後兩千年中國的官方思想,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在這之後,無論是佛教(或者喇嘛教)還是道教(全真教),在漢族知識分子裡,就倆字——異端。

事實上,中國並非沒有宗教流行的時候,統治者也並非從來沒尊崇過宗教。在歷史上,佛教就曾數次流行,南北朝時期,梁武帝蕭衍就是一個佛教徒,還曾經見過達摩老祖,對佛教極其推崇,以至整個南北朝時期佛教一直繁榮昌盛。到了隋唐,佛教也一度相當昌盛,天下處處都是禮佛之聲,到了唐憲宗時,皇帝甚至要親自迎接佛祖舍利子入長安。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國的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韓愈,寫下了著名的《諫迎佛骨表》,節選如下: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韓愈看到了唐憲宗推崇佛家,痛心疾首,用一句話來徹底否定了佛家思想的合法性——夷狄之人(印度傳來),不學習儒家思想,不拜祖宗,不知道儒家的君臣父子,禮義廉恥,所以斷斷不能推崇佛家。

韓愈說的話,得到了當時大臣們的一致認同,唐憲宗的禮佛行動只能恨恨作罷。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的大規模打擊佛教的運動——“三武滅佛”,孝武帝,武則天,唐武宗。三個皇帝打擊佛教的原因基本一致:佛家不事生產,卻擁有大量田地,讓大量的勞動力放棄生產投入到毫無意義的宗教活動中,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聖旨一下,天下的和尚都強制還俗,宗教在皇權面前不堪一擊。


實際上,中國的宗教不興盛絕非壞事,不要相信網上那些“中國人沒有信仰”的屁話。我們中國人不信神,信自己。我們來了大洪水,有大禹治水,不用祈求上帝給自己一個諾亞方舟。我們來了瘟疫,寫醫書煉草藥,而不是像歐洲教皇一樣去鞭打自己祈求上帝的原諒。我們兩千年前就敢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不是像印度教教徒一樣認為高種姓的人天生就應該高於自己。中國人不信教,但我們懂得如何通過奮鬥為自己謀幸福,而不是信仰虛無縹緲的神,這是我們民族最偉大的民族精神!


小約翰


因為中國人會用大糞發酵作肥料。

中世紀在歐洲,你信別的教,甚至他認為你信的不對,就把你綁到火刑架上,一把火燒了你沒商量;在中東你敢吃點不該吃的東西,石刑伺候,駱駝踏死;在印度嚴格地分為四種姓,低種姓不小心碰著了高種姓,手就得砍下來;在古羅斯,經常剝人皮作X卡,用人頭骨作碗等。並且這些都是天經地義的,神權都無與倫比地強大。但在中原漢地卻是個例外,誰敢這樣做,那就是妖僧、妖道,官府砍了你沒商量。太上老君、觀音菩薩、關公、黃大仙想信啥信啥。



在外國十字軍東征,駱駝彎刀出征等,宗教勢力發動聖戰,整城整城地屠殺司空見慣。在中國卻從來沒聽說過,你信哪吒,我信彌勒佛,你就要攻打我的事。

為啥出現這樣的差別?因為古代中國有個強大的世俗中央朝廷,可以對宗教勢力強有力地控制。歐洲小國林立征戰不休,中東只出現過短暫統一,印度一直幾十上百個邦國,直到英國人幫他們統一。從來沒有那個勢力能強有力地控制全國,所以給了宗教勢力許多發展空間。而宗教的影響顯然是全國(洲)性的,世俗政權的影響卻只能在一個小國或小城邦,宗教勢力比一個小國勢力大的多,所以出現了神權壓制王權的現象。而中國縱使世俗政權分裂,也頂多分為南北朝,再多三國,對宗教勢力仍是碾壓性的。他們永遠搞不出“宗教裁判所”的么蛾子,只能以慈眉善目的形象出現。

至於有人說皇帝叫天子什麼的,所以中國也是神權統治。叫天子只不過是借“天”的名義,給自己的合法性背書,治理起國家來都按世俗的禮法,哪個神棍敢來插嘴?像宋欽宗那樣相信神神鬼鬼,借六兵六甲破敵,受到了千古恥笑。

那為何古中國能建立起強大的中央政權呢?當然是生產力的關係。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是需要大量的錢和糧食的,以供應中央直接控制的官僚和軍隊。如果糧食產量小了,根本供應不起,甚至運輸途中就被消耗光了。

中國古代的糧食產量無疑是遠高於同時期的歐洲的。當時歐洲貴族也不能天天吃到白麵包,一個餐桌只有一個杯子,一家人一年洗一次澡。所以,那時都流傳歐洲的一個國王,還沒宋朝的一個守城門的士兵收入高。

而中國糧產量高,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國古代懂得把大糞發酵了當肥料使。在同時期的歐洲等地,大糞純粹是當廢物看,所以丟得到處都是——滿大街厚厚的一層大糞,發明高跟鞋就是為了不踩糞;護城河外,糞牆比城牆還高;開次舞會,房間裡城堡裡都是大小便。但在中國,大糞一發酵就是很好的肥料,能提高明年的收成,所以農民都把大糞當寶貝看,有機會就去撿,甚至為了搶糞而鬥毆。所以街道上乾淨得太多,而土地裡肥沃太多。

因為糞肥的使用,讓中國生產力也很大的提高,產生大量財富,建立有力的世俗政權,壓制了神權。


待我施為地煞變


中國(準確的說應該是中華文明體系)應該是世界上唯一神權沒有壓倒王權的。那是因為中華文明的獨特性。所以西方有很多學者都百思不得其解,一個不信神的國家是如何實現統治穩定的。

在諸子百家時代,雖然百家爭鳴,但是沒有一家是講鬼神迷信的。各家提出的治國方略都是研究人性、研究規律的。都提出江山社稷、王權至上,中國提出的真命天子這個概念的目的,就是不讓任何力量有逾越王權的可能。

抱持著崇禮守法、尊王攘夷這個基本觀念,中華文明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與世界四大文明的其他三大文明完全不同。正因為中華文明不信鬼神,所以他的政治哲學更加世俗化,也更加重視天人合一、人定勝天這種以人為本的哲學觀。

在中國封建王朝長期的統治過程中,雖然有個別帝王階段性的重視某一宗教,但是也沒有允許宗教凌駕於政治之上。比如兩晉時期,佛教思想一度滲透政治,有凌駕王權的趨勢,最後王權開始反彈, 開始了滅佛的過程。明朝時期,嘉靖皇帝貌似避政修玄,閉門修道煉丹,但是隻限於他個人愛好,既沒有讓道教滲透進政治,還用他特殊的方式掌握朝政,維繫著王權的尊嚴。

之所以會產生這種奇特的現象,就是因為中華文明獨特的對世界、宇宙認識的哲學視覺。比如傳承數千年的周易,他就從自己的認識角度描述了天、地、人的關係,宇宙的規律。甚至包括做人、治世的一些理念。周易的很多觀念被諸子百家研究、承襲,最後成了儒家學說的一部分。

實際上中國哲學與西方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哲學奉行天人合一,而西方哲學講究天人二分,哲學出發點上的根本不同造成了兩者治理國家、統治百姓的方式和制度上的巨大差異,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永遠是王權至上,神權一直沒有翻身的原因。因為身為人君者都以天子自居,而且也保持著這種基本哲學思維,既然身為天子,自己就是代天治世,那麼普世間一切魑魅魍魎、神佛魔道都應該在自己統治之下,而不是凌駕於自己之上。


謝金澎


為什麼中國古代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神權一家獨大,乃至於壓過君權的時期呢?即使是梁武帝,佛教大好基友,把自己都給捐獻給寺院了,也沒有出現過教權一統天下的局面。

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個原因,中國的國土雖然廣闊,但民族成分比較單一,比如95%以上都是漢族人口,這樣比較容易管理,不易分裂。而分裂,則給宗教壯大勢力提供良機。第二,中國的地形比較平坦,雖然局部看溝壑很多,也有很多大江大河,但與歐洲比較,則屬於溫和的地貌。看看歐洲,地貌比中國複雜多了,地形呈現破裂狀。中國地形好,則容易造就大一統王朝。而在大一統的國家,君權都是非常強悍的,國家的體型越龐大,皇帝的力量越大,不像小國家,抵禦不了神權。第三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或者說儒教在中國朝堂上具有意識形態的壟斷地位。

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學術界爭論很大,比如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前所長,任繼愈先生,他就認為儒家是一種特殊的宗教。任先生的弟子,儒學會會長,李申教授也認可這個結論。這個暫且不表。無可否認,儒家的力量很大,在中國2000年的思想史裡面,佔據了絕對優勢,因為儒家掌握了絕大多數的資源。即使是皇帝,也要拜孔子,因為孔子是萬世師表,只要你讀儒家經典,孔子就是你的老師,包括皇帝。通過科舉,儒家弟子牢牢把握了做官的資源,使得世俗的力量呈現壓倒性態勢。而神權不具備這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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