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能是上影節最有趣的一場活動。儘管冠名為“金爵獎主席論壇”，但實際內容卻是評委會主席姜文攜劇組的攝影師、剪輯、編劇、製片和演員談論他的第六部電影《邪不壓正》的拍攝故事。雖然在一開始就確定了要談“創作乾貨”的基調，但是談話還是不可避免地夾帶了花絮和更私人的故事，氣氛輕鬆。
電影改編自張北海所著的小說《俠隱》，背景設定在日軍侵華前的老北京。歸國的習武少年李天然（彭于晏）心懷一個復仇計劃，又被捲入了間諜陰謀，“如同李小龍闖進了諜都卡薩布蘭卡”。
劇組首先澄清的一個謠言是“傳說姜文拍戲沒劇本，劇本都是現場寫的”。編劇組的孫悅說，他們在開機一年前就有好幾稿非常成熟的劇本了，但是拍攝過程中編劇要始終跟進，每場戲拍之前要不斷地改，“一場戲直到演員把臺詞說出、在攝影機真正拍攝下來之前，你永遠是有時間來修改的，永遠都有更好一點的空間。” 在拍攝上一部作品《一步之遙》時，他們曾經把一段 20 秒不到的過場戲的劇本，從 56 個字精簡到了 32 字，雖然看起來字數縮水了，但他們認為改動後的節奏感豐富，更“脆”、氣息更好。
攝像師也需要全程跟進劇本。曾擔當《尋槍》和《一步之遙》的攝像師、第二次和姜文合作的謝徵宇說，從故事的起源（比如小說版權被姜文買下）、改編成電影劇本一直到最後拍攝完上映，攝像師也參與了每一步，“可能沒有一個攝像師是這樣的工作方式”。他每天到了片場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燈光打好，然後等待劇本修改完畢。為了應對導演的要求和劇本改動，謝徵宇通常會準備三套燈光方案。他開玩笑地說，“我的三個方案總能應付得了他劇本的時間，所以我對編劇團隊非常有意見”。
（編劇李非：“我得說一句，你怎麼就確定不是我們劇本早就滿意了，是因為你的工作導致我們一直進行不下去？”，姜文：“有時候的確是這樣，我會告訴你們燈沒打好，你們再寫寫吧”，李非：“導演可能會說燈還沒打好，正好有時間你們再寫寫，到那邊再說劇本還沒寫好”，謝徵宇：“他在我們這邊從來沒說過編劇一句壞話，這是姜導一以貫之的形式，永遠保護編劇，永遠保護演員。”）。
對於改劇本的長期過程，姜文這樣看：“我也知道‘更好’是好的敵人這句話……我的確在心裡不能接受我兩年前寫好的劇本在這，你們拍去吧，沒有這個道理。我不能理解。莎士比亞死了沒辦法，活著也得配我們把這個戲演完，要不我們就自己改。不是說我們要貫徹執行他 400 年前寫的東西，沒道理。既然他沒道理其他人就更沒什麼道理了。的確，我們之前有一位我的學長何繼平，寫了完整的《俠隱》劇本，但我們都知道還沒到拍的程度，就得繼續向前，那就得看景、服裝，劇本也得幾組走，不能說劇本就放在這裡了。”
彭于晏不可避免地成為了本場僅次於姜文的焦點，甚至現場的第一個提問機會都不小心給到了彭于晏的多年粉絲。在後來的現場問答環節，彭于晏多次勸觀眾“這是一個正經的論壇，請問一個有質量的問題。” 他說這個劇組的演員在拍戲時可以一起跟編劇和導演討論，這是自己此前未有的經歷。不同人對角色有不同的解讀，為他帶來了額外的角色理解，豐富了角色認知。“我們常常在這樣的狀態下，會不知不覺地……好像就有一個力量告訴你，說你還有很多東西沒有被發現，我覺得自己就會完全心甘情願地、赤裸地把內心的東西、把角色給導演了。”
姜文用了“用頭腦演戲”、“理性”和“自律”形容彭于晏的表現。除了能理性地用大腦控制身體（自律瘦身）這點很讓人敬佩外，還說他講到了最關鍵的東西——什麼是表演。
“表演其實是暴露，不是在裝模作樣。裝模裝樣式的表演是特朗普那種，因為他拉選票裝模裝樣。但真正藝術上、電影上的表演是暴露自己，所以為什麼很多演員有時候在現場會覺得脾氣暴躁，（是覺得）我這麼暴露自己你居然在那裡嗑瓜子。當我看到這些演員為了這個角色，把自己的內心包括時間都搭在這，我就要把他們的生命和角色生命融在一起拍下來。將來小彭過多少年看的時候不會覺得這段是表演……這算自己的成長過程，也是自己內心的暴露。不在這個角色的帶動下可能都不想暴露這個。所以你再回頭看自己的時候也是有意義的一段時間，對他個人是一個值得的經歷，對我自己也是這樣。我希望我有這樣的一個表演的機會，但很少碰見這樣的機會，因為很多時候攝製組他們根本就不明白要做這樣的事，很少有，以前謝晉有這樣的時候，外國電影有這樣的時候，中國現在越來越少。”
服裝設計師 Uma Wang 也是第一次與電影人合作。身為獨立設計師，她被周韻看中並推薦給了姜文。因為電影領域的設計流程和她日常接觸的完全不一樣，她為導演大膽地選擇新人感到好奇。“我問導演為什麼找我，導演說我就要陌生感，要一張白紙。” 謝徵宇補充，這種陌生感也是劇組的基本原則，它同時意味著獨創性。
《邪不壓正》將於 7 月 13 日首映。以下是現場問答環節的摘錄。
Q & A
Q：《邪不壓正》的時代背景是 1937 年，是在抗日背景下，會不會讓觀眾感覺更像是主旋律影片？你會不會有這個考慮在裡面？
A：我的電影只有 6 部：《陽光燦爛的日子》、《鬼子來了》、《太陽照常升起》、《讓子彈飛》、《一步之遙》、《邪不壓正》。我覺得我拍的電影是很有質量的。
為什麼很多人都跑去串戲，我們這裡沒有。當然也不能說串戲不對吧，人家也是為了賺錢，發家致富，臉也熟了，錢也有了。我拍戲主要是迷戀於彭老闆說的“創造一個世界”，迷戀於把自己感受到的世界呈現出來。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花時間是愉快的。（劇組）把一年的時間放在這兒，一年的生命我要對得起他們，所以這是我對藝術的追求。
至於 37 年這樣一個故事。37 年中國面臨的是國破家亡，面臨的是全民抗戰。我想抵抗侵略者在全世界都是最應該表現的作品。中國做的還沒有洋人好。之所以坐在這兒的中國人能知道納粹是壞人，能知道猶太人被迫害，那是因為洋人在這方面不懈地努力，每年他們的投資人、藝術家都在做這樣的事，讓一個在中國長大的，甚至是小鎮青年，都知道納粹做了什麼事兒。而在很大程度上，大家不知道日本到底做了什麼事兒。這是一個對人世間負責任的態度。
Q：本片是民國三部曲的終結篇？喜歡民國戲是因為它可以令表達的思想更自由、尺度更大嗎？
A：我有好多東西要拍，已經準備好了，不完全是民國，民國也並不特殊，就是我們的昨天吧。今天也很快就變成昨天了，沒有那麼大的區別。
Q：聽說劇組有很多規矩，其中一個是“電影第七”，為什麼？
A：因為生活第一。比如有人愛睡覺（“口吐白沫”），那就讓他睡，他才能照顧第七項。我們其實從來不說電影是生命啊，必須為它死啊，我們要死在片場啊什麼的。生活第一，永遠要吃好睡好喝好。安全也是。電影在這一切都做好以後，自然會好。
（主持人：是不是該再找個男性問一問？姜文：你怎麼知道這些舉手的不是男的呢）
Q：你提到西方有很多電影關於納粹和他們對猶太人的罪行。你說你覺得自己有責任來講述日本人在過去的罪行，不過你運用了很多喜劇元素和幽默感。然而在西方，我們很少使用喜劇元素來探討這些。你相信利用幽默和更輕鬆的基調可以接觸（reach）到廣大的中國觀眾嗎？你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A：我聽懂了一些關鍵詞，但是太關鍵了，又是納粹又是日本人又是喜劇，這些詞要是大家理解得不透或者我理解得不準確，會發生很大的偏差，誰給我翻譯一下。
A：這孩子我認識，我們之前合作過《紐約，我愛你》，他是個很好的製片人。西方在這方面的確做得好。對我來說，他們不只在拍嚴肅的片子，比如《辛德勒名單》，他們還有《美麗人生》，意大利人拍的，還有什麼《虎口脫險》。他所指的一定是我當年拍的《鬼子來了》。這是一個很少見的幽默的片子。其實裡面你在看到悲劇的時候，你還有機會在笑，我覺得這是一種荒誕。其實荒誕也只有在觀察超過表面的時候才會發現。但這種東西存在於整個人世間。人，離開猴之後，從智人到今天，就充滿了荒誕，無論是戰爭還是非戰爭當中，還是今天論壇當中，永遠是荒誕。你注意到這個，就有可能會找到，或者說接近“人到底是什麼”、“人到底處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的答案）。我很慶幸我可以在創作中觸及到荒誕。因為荒誕不是可笑，是接近本質的東西。《陽光燦爛》、《一步之遙》、《鬼子來了》……說白了我四年拍一部戲也在不斷地尋找這個，如果不找到這個隨便拍一個戲，我一年可以拍四個。不難。但是找到這個是難的。
Q：您作為今年的評委主席您對今年金爵獎最佳影片入圍名單質量怎麼看？從您個人角度傾向於具有什麼樣氣質的電影會獲得您的青睞可以捧走今年的金爵獎。
A：影片不是我選的他們選的，我也沒辦法，我也相信上海組委會選的是好片子，A類電影。，另外給我們選的時候，我當然希望是有原創性的片子，有原創性，導演才有態度，但你如果自己沒態度，也可以，把這個事做得更好一點就可以。我的標準就是這個。
Q：電影製作完成之後到出現在觀眾面前，會涉及到很多宣發時間和費用，目前電影人投注在這的時間和精力您是怎麼看的？
A（周韻）：我覺得這是兩個部門，一個是創作部門，一個是發行部門。發行部門要懂創作的話，會是比較完美的結合，因為會非常尊重創作者。其實發行就像一個管理一樣，可能是去學就會學會，但是創作可不是你去學就能學會的。我覺得一定要尊重這些搞創作的人。在這個基礎上，儘量把他們想要發揮的東西去結合商業領域的東西。因為做完了一個作品就需要去跟大家介紹說這是個什麼東西。這其實是一個必經的過程，是好的，不是壞的。這個過程最重要的基調一定是要尊重創作者。
圖片來自《邪不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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