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作者供職單位《二十一世紀商業評論》，有刪節）
年度話題電影《長城》上映四天後票房破五億，雖然相比其號稱1.5億美金的製作費用，保本盈利的票房壓力依然有。但至少相對豆瓣5.4的評分——低於6分，那基本代表在豆瓣的評價體系裡這是部大爛片了，這個票房表明不少觀眾覺得“還可以”，《長城》可能是又一個絕大部分觀眾感受與輿論批評不在同一平行線的案例。上一部這類電影是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口碑爆棚，但就是賣票賣不動。
資深影評人週黎明有篇為《長城》打抱不平的文章，題目是《如果長城是王晶的作品，那就是優秀之作》。標題大體就能概括作者的主要觀點，也能代表一部分聲音：就是一部中規中矩的好萊塢式的大片，沒傳說那麼爛，關鍵在於標杆是什麼。
比如如果《長城》是王晶甚至邁克爾·貝（《變形金剛》導演）拍的，那麼大家的反彈情緒可能就不會那麼強，甚至可能有驚喜感。如果我們拿今年上映的《獨立日2》做標杆，那麼就會發現原來《長城》拍的還可以。
張藝謀的“原罪”
我們對世界產生失望，根源在於我們可能給它賦予了過高的期望。
如今能在主流媒體和渠道掌握輿論的人，大都對張藝謀的認知始於《紅高粱》和《活著》，如果說前者可能還有點“家醜外揚”的爭議，那麼說後者徹底把張藝謀捧上神壇也不過分，正如一部《霸王別姬》就讓陳凱歌封神。
那是一個沒有網絡，而我們的社會正在經歷衝擊和思潮變化的年代，張藝謀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當時知識分子或者所謂文藝青年的一個圖騰式的人物。
所以在其後來拍《一個都不能少》和《英雄》時，人們突然發現“憤青”張藝謀的人設崩塌了，《一個都不能少》在向體制獻媚，《英雄》在向商業獻媚，而且隱約表現出了張藝謀對某種集體權威的圖騰式的崇拜，這是已經開始強調個性解放的我們不能接受的，這是逆潮流而動，這更是他日後總被調侃甚至抨擊“團體操”導演的緣起。
一個帶有理想主義、反抗體制的文藝片導演突然變成了一個鑽營的投機分子“”，從偶像變成了偶像曾經唾棄的那種人，落差越大，反彈越猛，所以“張藝謀”三個字本身就成了一個話題，一個自帶招黑體質的話題。
我們把我們內心深處的某種東西投射在曾經的張藝謀身上，這可能是中國哪個導演都沒得到過的待遇，但如果我們一開始對張藝謀的認知就如王朔所說：“這是一個投機分子，什麼時髦拍什麼，並且跟著某種風向走”，那麼我們對“張藝謀”三個字可能不會如此反感，正如我們習慣了拍三級片的王晶，他拍出《澳門風雲》這種東西，我們是見怪不怪的。但是張藝謀拍了《三槍》，就是墮落。
張藝謀和陳凱歌的起點實在太高，回頭看，他們可能一輩子都會帶著《活著》和《霸王別姬》的枷鎖。人們習慣把他們放在那個高度來評判他們，但習慣性忽略的是，《紅高粱》和《活著》分別都有莫言和餘華的小說打底。《霸王別姬》有李碧華和可能是最好的張國榮。
擅長攝影和影像，極有濃厚“農村審美”格調的張藝謀在一個天時、地利、人和共同作用下拿出了他最好的作品，但是從《英雄》開始，他在宏大敘事上的缺陷、和本人格局與價值觀以及審美的侷限性都紛紛暴露了出來。
他擅長的大紅、大綠被視為一種惡俗，他對集體權威的迷戀開始被社會輿論批判，到了拍《長城》的時候，這個名字已經有了原罪。不論他怎麼解釋中美合拍背後的難度，如何與美方博弈儘可能輸出我們的價值觀，但仍然會被認為是在投機，在墮落。尤其是片中還有另一個身世成謎的景甜，人們把這理解為又一次向某種東西獻媚，也是自然的。
慢慢地，罵張藝謀成了某種政治正確，儘管張藝謀的電影沒那麼差；正如捧李安也成了某種政治正確，儘管李安的電影也沒那麼好看。
劇作結構
但我們評價一個東西，需要摘下有色眼鏡，就事論事。
不考慮投資人股權背景，只從內容角度看，《長城》是一部標準的中國皮、好萊塢的心的爆米花電影。劇情簡單直接粗暴，兩條線，一條線是軍人打怪獸，保家衛國；另一條是好萊塢最愛用的“浪子回頭金不換”的主旋律，一個亦正亦邪的人，被動捲入某個事件，經歷內心的衝突與博弈，最終獲得成長，並解決危機。
從劇本結構來講，建置-對抗-結局，典型的好萊塢三段式劇本，這樣的三段式劇本有一個基本的規則：一系列互相關聯的偶然事故、情節、或大事件按照線性安排，最後導致一個戲劇性的結局（悉德·菲爾德《電影劇本寫作基礎》）。所以， 我們評價一部商業電影，故事本身是不是太簡單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兩點，第一，故事能不能圓起來；第二，邏輯能不能行得通。從這個角度評價《長城》，可以說大體工整，局部有瑕疵。
就拿《長城》中飽受詬病的女兵被繩索吊下城拿槍扎怪獸的情節來看，從劇情遞進的角度，這個段落是有價值的，是為馬特·達蒙和景甜日後互動，加強信任，乃至下城樓抓怪獸作鋪墊。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段情節，日後馬特·達蒙吊著繩索下去抓怪獸的情節就會顯得突兀，這是在好萊塢已經非常工業化的、嫻熟的劇本設計。但有個問題在於，影片中始終沒解釋最初那幾個女兵下去扎怪獸的意義在哪兒，畢竟面對幾十萬只怪獸，下去殺敵的作用不大，送死的幾率倒是比較大。
所以在觀眾的眼裡，這一段就比較無厘頭，或者只是為了突出景甜部隊的作用，以及營造某種張藝謀式的美感和價值觀硬塞進去的情節。這就是劇本本身的瑕疵，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主題先行”更好的劇本當然是主題和情節的完美融合，當然那就需要更多的打磨，導演編劇還得說得不算，不受干擾。徐浩峰在其著作《坐看重圍》裡提到過導演編劇的難處，有時候一個好劇本，投資人心血來潮要加個什麼東西，就整個完蛋了。
所以考慮到這是張藝謀第一次嚴格按照好萊塢規則製作的電影，帶著鐐銬跳舞，不如好萊塢的導演們玩得熟練，多少可以理解。
而且，張藝謀這一次還是有所堅持的。好萊塢以往拍攝這類題材，白人不但是拯救異族的英雄，還必須有個異族美女投懷送抱，給觀眾貢獻一段床戲。這一次在《長城》裡，景甜與達蒙的互動處理得算是有分寸了，我們不諂媚，甚至還比較強勢——你想想《金陵十三釵》，小說裡可是“乾乾淨淨”的，沒有倪妮和貝爾的床戲情節。如果這麼比，張藝謀也還進步了呢。再說秦腔和孔明燈，有些人說這很惡俗，但摸著良心說那段秦腔不好聽嗎？漫天孔明燈不美麼？外國人會有我們這麼牴觸嗎？
招黑體質
有評論說，《長城》改進空間很大，如果把景甜換成章子怡，再給劉德華、張涵予、彭于晏甚至陳學冬多點戲，票房和好評估計翻倍是有可能的。但這本身就是個悖論，因為我們無從論證要是沒有景甜，這部電影是不是還能有這麼大的投資和這麼強的卡司。所以，這就註定了《長城》生來就自帶招黑體質。
即便今天最猛烈抨擊《長城》的人，應該也承認當初對《長城》是有點期待的，原因是卡司實在太強了。但日後的不滿也多源於此，因為抱著期待來的粉絲最後發現，張涵予、 彭于晏、林更新、TFBOYS隊長王俊凱、陳學冬這些人基本都當了背景板。
其實這一點對外國人來說應該不是問題，對老外而言估計除了達蒙一夥和女一景甜外，其他人都是路人甲乙丙，不會較真陳學冬是不是隻出現了2秒，一不留神就過去了。但是對我們中國觀眾就不同了。比如王俊凱小朋友“開口跪”的演技，外國人可能一愣就過去了，但對中國觀眾，非tf粉來說，這真的是個重要的槽點。
前面說過，劇本創作是一個解決整體與部分之間聯繫的過程。它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一切必有聯繫。比如你在開頭10頁增加或者修改了一些內容，那麼後十頁就必須得到體現，這可能不夠真實，但是觀眾需要，也就是說，你在開頭的重要角色或者行為或者道具，影片後段必有交代。
這也是以明星為賣點的代價：就比如林更新和彭于晏扮演的將軍，可能從劇情角度看，後面確實不需要他們了，但不少觀眾是衝著他們來的，你讓他們中途掉線了，觀眾不答應，哪怕是讓彭于晏光著上身戰死，也是對女觀眾的一個交代。所以，這麼多角色都成了背景板，說掉線就掉線，最終給了交代的還是個演技最差的小鮮肉，演技最hlod不住的景甜一堆大特寫，這個確實沒得洗。
按道理說，張藝謀不可能出現這種低級問題。所以只有兩種解釋，第一是某種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使然；第二就是影片其實被砍掉了不少內容。《長城》片長只有104分鐘，一般來講爆米花電影超過兩個小時是正常的，所以很多聲音批評這是為了提升排片犧牲了影片時長，在內容上不得不快進，導致影片這麼強的卡司最後都淪為走馬觀花的背景板，如果真是這個原因，只能解釋為片方自己也不夠自信，不求細水長流，前提趁熱度撈夠再說。
最後再簡單說一個有趣的現象：《長城》上映後的一個新聞事件是樂視影業CEO張昭手撕影評人。一個是微博號“褻瀆電影”說“張藝謀已死”，張昭非常憤怒，甚至發律師函了；一個是公眾號《毒舌電影》，說《長城》沒人性。
其實這很有趣，作為影片投資人之一的樂視影業，看到這種評論後委屈是必然的，尤其是《毒舌電影》，罵完張藝謀，緊接著發了一篇《是時候給姜文道個歉》。在姜文即將有新片上映之際，為他上次玩脫了的《一步之遙》洗底。鑑於《一步之遙》槽點實在太多，所以洗得非常辛苦。
自媒體這種翻雲覆雨的手段實在令企業難受。但也客觀說明了一點： 按道理講，《長城》這個級別的電影，又肩負幾家公司的重大利益，不可能沒有媒體傳播計劃。但在如今的自媒體時代，真的說不清楚哪個地方就冒出來一篇有點能量的黑稿，企業還是放平心態，你看樂視影業如此著急開撕，馬上就有文章跟進扒樂視影業的巨大業績壓力，所以，這是何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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